追求文字的穿透力
——张雨生和他的杂文
■李鑫
在人们的阅读经历中，如果睡前所读的一本书能于翌日醒来后再度拿起，相信它一定是因为精彩而让读者爱不忍释。这种痴迷的阅读状态我也曾遇到过，记忆最深的当数曾经看过的一本书，书名为《坞城札记》，作者张雨生。
《坞城札记》是一部杂文集。作者的文字极具思想密度与犀利智慧，作品所表达的观点就如钻石的切面那样具有质感。我甚至认为，张雨生的杂文仿佛就是一部紧贴“社会胸腔”的X光机。它用一种令人叹服的穿透力量，将我们引至一个特殊的思维空间，展示出诸多需要我们再度认知的深层世界。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张雨生在报纸版面上最活跃的时候。他的杂文常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级报纸上。如果读者稍加留意，会发现他的文章几乎全以“楷体”的方式登场。这一现象，与他最擅长的写作文体有着密切关系。
张雨生善写“杂文”。在中国报刊史上，我没考证过杂文以楷体包装的缘起。但我们不能不承认，楷体在版面上确实抢眼。它给人的印象是鲜明、灵动，具有视觉冲击力，也毫不隐讳地表达着内容的重要：但凡一张报纸遇重大事件，需以“社论”权威发声的时候，“社论”无不是以楷体亮相的。
一个作者所出手的文字，总被编辑部以楷体刊发，这足以说明这篇文字的分量，也在彰显着除文体之外的鲜活灵性。
从阅读角度来说，我对报纸上的楷体文章，似有一种特殊的偏爱，尤其是副刊版面上的杂文。而在各种报纸的杂文栏目里，我又特别期望看到张雨生的名字。理由并不复杂，他对问题的思辨以及处理方法，都会给我的认知以充分的启迪。单从写作角度，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文字追求，对热爱读书的我来说，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我从到基层连队时起，就喜欢做一些读书笔记，还时不时地把自己喜爱的文章剪下来。后来搬家整理资料，竟然发现笔记本里抄录了不少张雨生的文章段落及思想观点，有些文章还做了剪贴。用现在的话来说，我是被张雨生“圈粉”了。
命运机巧。1990年初，我调至北京工作，张雨生竟然成为我的直接领导。第一次去他办公室，只见两个单人沙发上，被他摆满了各种书籍，而且很多书中都夹着阅读的便签。这是我第一次见张雨生，给我留下的是“老学究”的深刻印象。
有人说，写杂文的人多以挑剔的目光看待世界，对人对事，语言总是偏于犀利与尖刻。看来，“文如其人”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至少在张雨生身上未得以印证。
坦率地说，调至一个新单位，遇到一个擅写文章且贴有“杂文特性”标签的领导，工作中多少有点担心他会不会用挑剔的眼光看待自己。但在与张雨生的接触中，我发现他在为人处事上根本没有“杂文特性”，而且是一个非常具有亲和力的师长。
张雨生话语不多，做事沉稳，平时更是少于周到的应酬。但与其接触，却能让人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真诚。下班之后，他会带我们到京城的一些小街、民巷走走转转，进行有益的“社会调查”。有时候，他的话语会很多，那是在他走进社会、走进军营、见到群众与官兵的时候。他喜欢刨根问底地做一些调查，这或许就是一个身为杂文家的报社记者的突出特点。
在张雨生的眼里，杂文可能亦是解决问题的良方。所以，他的杂文总是有所剖析，更是有所倡导。他甚至将杂文方法用到现实之中，也会以纯粹的理想主义的杂文视角去应对世界。说到这个话题，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我们几个新调来的年轻人都是单身汉，面临找对象的问题。张雨生知道后，很是关心。但他并没有给我们在现实中介绍对象，而是拿来了《杂文报》，上面有杂文家吴昊所写的一篇杂文，题目叫《给老三找媳妇》。这篇杂文幽默风趣地将婚姻、恋爱与家庭以及社会的关联说了个“底掉”。张雨生把用笔标注的报纸送给我们，说：“你们看看吴元富（笔名吴昊）这篇文章，对象就得照着这个路子去找。”
此间，张雨生出了不少新书，像《山水文脉》《槛外人语》《痴人说梦》《察风虑雨》等，我基本上都是在书本还散发着油墨馨香的时候获得。一如《坞城札记》那样，这些书伴随着我度过了因为好读而感到特别享受的一个个夜晚与清晨。
与张雨生朝夕相处，除了他的作品影响着我，他的人品人格与工作态度更是给了我许多感染与教益。在编辑部，我们每天都在与文字打交道。张雨生善于推敲，从不人云亦云。上世纪末有一段时间，不少地方搞“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什么都冠以文化之名。当大家被种种泛文化现象冲得头脑发热时，却少有人用心思考文化是什么？文化应该怎样弘扬？张雨生的一篇《“刘邦文化”是什么文化》让大家警醒。这篇获得中国新闻奖的作品很鲜明地提出，要弘扬的是先进文化，而不是糟粕文化。
作为编辑，跳出平面思维，进行多维度的思考，这是张雨生给我工作中的最大启迪。
张雨生无论是编辑改稿，还是出手写作，都称得上是一位驭文高手。虽然编辑部事务繁琐，但他并没有因此搁笔。我发现，张雨生常常在桌上摊开一张A4稿纸，想到一个观点，便东一笔西一笔地开始勾画，那样子颇有些像影视剧中破案的公安人员，在贴板上推理出的各种关联箭头。让我佩服的是，当最后成稿的时候，它的思路竟然被捋得那么流畅。
张雨生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后，继续着他最热爱的杂文写作。记得有段时间，我们推出的策划比较多。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请高手与快手供稿。张雨生自然成了我们应急的“高手”与“快手”。由他出手的一系列杂文，让我们的版面经常出新出彩。当时，他的《大师哪儿去了》等系列文章，一经刊出就赢得业内同仁与读者的赞誉，还被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评为金奖、银奖。一个从报人队伍中退下来的老领导，他在用自己的仁厚与才华，真诚地扶助着我们这些后来者，也继续为他挚爱的报纸事业默默地做着贡献。
一晃多年过去，张雨生因身体原因不能再写杂文了。而我现在每每在报刊上看到用楷体排出的文章，依然还是会常常想起他，想起他那些犀利睿智的杂文。杂文这种文体，本身蕴含着一种可贵的文化精神。而张雨生和他的杂文，其实浓缩着一代报人的精神追求与思想锐度。时间也许会冲淡很多东西，但我相信，他那些以楷体出场的文字，不管什么时候拿出来，都会带着质感与温度，值得人们细细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