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上
■徐贵祥
走进大别山 感悟大别山精神 视频制作：王 江
大别山，南接长江，北抵淮河，横亘鄂豫皖三省交界。
这是一座革命的山，一座英雄的山，一座精神的山，一座烈士鲜血染红的山。
大别山上红旗飘。党领导人民军队和大别山人民，在血与火的抗争中，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传奇，实现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并凝结出宝贵的大别山精神，成为我党的重要精神财富。
青山巍峨映忠魂，壮歌依旧照人还。在河南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对面的英雄山上，“红旗飘飘”主题雕塑巍然矗立，向人们传递着这样的信念：革命红旗永不倒，革命薪火永相传！
——编 者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中国画，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藏） 马国强 房 巍 乔 云作
鄂豫皖边地区成为革命根据地，首先是因为一座山。
大别山山脊横跨湖北、河南和安徽三省，余脉涵盖约3000平方公里土地，冈峦起伏，河流纵横，森林密布。大自然赋予这方土地锦绣盛装，历史在这里上演了连绵不绝的战争大戏。终于，在20世纪上半叶，山河之间掀起红色风暴，改写了这一方水土的历史和未来。
一
站在大别山主峰，向北偏东方向眺望，约200公里之外，有一条河，名曰淝河；河岸有一座山，名曰八公山。
同它的母亲山——大别山相比，八公山简直不能称作“山”，海拔只有240多米；那条又被人们称为淝水的河流似乎也并不宽广。
公元383年，前秦选择在这里进攻东晋。前秦王苻坚轻蔑地说，我的士兵把马鞭投到江里，足以截断水流。
显然，这不是一个开展防御战斗的理想之地。
当时，前秦军队号称百万之众，而东晋军队只有8万。双方对峙于淝河两岸，东晋胜算的概率基本上没有。
但是，这场战役最终以东晋胜利而告结束。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指挥艺术和战斗精神是至关重要的。
东晋任用的主帅是谢安。此人少年时期即显露才华，却淡泊名利，内心强大。较之谢安，率军来攻的前秦王苻坚则骄横跋扈，从一句“投鞭断流”的狂言即可见一斑。东晋备战，广选良将，练兵数年，面对强敌，沉着应战；而前秦穷兵黩武，内部纷争，刚刚被征服的北方少数民族并不太买苻坚的账，很难统一意志。从战略上看，前秦远道征战，师老兵疲，急于速战速决；东晋则从容守土，以逸待劳，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从战术上讲，前秦倚仗人多势众，打的是人海战术，强行推进；东晋虽然弱小，但绝不坐以待毙，而是主动出击，转守为攻，还利用敌人机动的机会，击其半渡，使其首尾不能相顾。
洛涧一战，东晋将领刘牢之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大败秦军，拉开了淝水之战胜利的序幕。此后，东晋更是发动了心理攻势，使苻坚看到八公山草木皆疑为兵；战斗中，东晋将领朱序等人在秦军阵后制造混乱，大喊“秦军败了，秦军败了”，导致秦军阵脚大乱，争相逃离战场，就连远处的风声、鹤鸣都被他们怀疑是东晋军队追击的声音，心理防线彻底崩溃。这便是“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典故的来历。
淝水之战是一场双方实力悬殊的战役，成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说到底，战争既是金戈铁马的碰撞，也是血肉之躯的对决，既有谋略和胆识的比拼，也有人格和精神的较量。在战争中，奇迹通常是由弱势的一方创造的。背水一战、破釜沉舟、哀兵必胜、绝处逢生……讲的都是这个道理。
我在八公山附近找了几圈，旧战场遗迹已经荡然无存，只能凭借文友的介绍进行想象了。不过，在山腰树丛里，我看见了一块黑色石碑，似乎还在无言讲述着沧桑的历史。
二
同样在这片土地上，又一个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发生在1500多年以后。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别山红色革命风起云涌。新成立的红四方面军先后发起黄安战役、商潢战役，予国民党军以重创。
1932年春，蒋介石调动大军进占大别山北麓，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红四方面军审时度势，认为：敌人的优势在于人多势众，装备精良，补给充分，但这只是外在条件；正是因为他们人多势众、装备精良，反而忽略战术。而且，国民党军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加之国民党军上层官僚腐败，下层兵无斗志，这就决定了胜败的基础。
战役前期，红军主动出击，反守为攻，采取“围点打援”战术，各个击破。具体来说，红军首先围攻青山店，吸引韩摆渡、苏家埠之敌增援，并在歼敌援兵的过程中趁势包围苏家埠，继而围困韩摆渡，并趁机占领了青山店。
到4月中旬，苏家埠和韩摆渡守敌已被围月余，粮草极缺，虽有空投，但多数落在红军阵地。红军不仅有了主动权，还补充了给养，在阵地上支起大锅，炖肉熬粥。被围困的国民党军士兵在浓郁的肉香和“老乡老乡，快快缴枪”的歌声里，哪里还有心思战斗，“携枪投诚者众”。
面对残局，蒋介石下了本钱，任命嫡系第7师代师长厉式鼎为皖西“剿共”总指挥，指挥15个团、约2万兵力，由合肥出发，增援苏家埠。两军在瓢泼大雨中交战。敌军强渡陡拔河，先头部队和后续部队于大雨中遭遇。结果，双方不明就里，一场混战。红军乘势而上，将敌人包抄分割；红军一部还摧毁了设在小华山的敌军指挥部，活捉了厉式鼎。苏家埠、韩摆渡守敌很快土崩瓦解，于5月8日全部缴械投降。
苏家埠战役历时48天，红军歼敌3万余人，击落敌飞机1架。此役，是鄂豫皖苏区红军的空前大捷，也是中国工农红军战争史上成功的战例之一。
笔者曾经奉命为秦基伟将军整理回忆录。这位参加过苏家埠战役的老红军谈笑风生，“说起来，国民党军队的历史毕竟要长些，投降也讲究个礼节，向红军缴枪时，还举行个仪式，在大广场上把枪炮摆得整整齐齐，列队迎接红军……”
今年4月下旬，在位于六安市横排头村的“苏家埠战役纪念园”，我向工作人员一遍一遍询问战役经过和有关数据。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苏家埠战役中，红军全部不过1万5千人，这么点兵力，要围点，要打援，要强攻，要佯攻，难道国民党军就没有发现可乘之机，为什么不能趁虚而入？
仔细研究苏家埠战役示意图和一些老照片，我好像找到了答案——红军的胜利，除了“围点打援”战术，还得益于红军官兵的战斗意志。
具体地说，就是红军的双脚。
俄国军事家苏沃洛夫有句名言：在战争中，脚才是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手是辅助的。中国工农红军也有一句名言：再长的路，长不过红军的双腿；再高的山，高不过红军的脚底板。
这些，是国民党军想不到、也做不到的。
走出纪念园，放眼望去，新中国成立后大别山人民建设的淠史杭灌区工程，尽收眼底；大山腹地，群峰之间，碧波荡漾，白鹭翱翔。好一个人间仙境，以此陪伴牺牲在苏家埠战役的英烈，也是一种告慰吧。
三
从安徽省霍山县的磨子潭镇出发，进入湖北省英山县境内，我来到陶家河镇。
陶家河是红军早期建立的根据地之一，也是早期同时拥有区、乡、村三级苏维埃政权的地区之一。在这里，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红军医院给苏区群众治病，红军宣传队还开办夜校、教唱革命歌曲……当地群众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有充分认识和高度信任。
车子驶进陶家河镇，一座纪念碑高耸入云，一纵金黄草书赫然入目：牛背脊战斗纪念碑。
在没有路的路上蜿蜒攀登500多米，我登上了海拔约997米高的牛背脊骨山。这座山位于陶家河街区西北，尾南首北，山形如牛的背脊，脊顶平均宽度20米，是卡在陶家河与西面土门河之间的一堵屏障。
1934年10月，蒋介石加强了“追剿”部队力量，将兵力由11个团增至16个团，编成“鄂豫皖三省追剿纵队”，“进剿”陶家河和红25军。
一场攻防战斗，在牛背脊骨山展开。敌人用飞机大炮对红军阵地狂轰滥炸，数次展开集团冲锋。然而，神奇的是，兵少枪破的红军阵地却岿然不动。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红军才跳出包围圈，离开陶家河地区，北上南溪、葛藤山一带活动。
仔细观察牛背脊骨山的地形，主峰仍有几段残存的战壕，蚯蚓一般爬行在草木之中。据说，当年牛背脊骨山和附近的山上，这样的战壕有几公里长，连通各个支撑点，红军因而在战斗中能够快速、隐蔽地机动。
走在牛背脊骨山的战壕边上，我仿佛又看见穿梭其间的红军的脚，有的是赤脚，有的穿着破烂的草鞋，在战壕里奔跑。就在这奔跑中，一个人变成了两个人、三个人，一支部队变成两支、三支部队，一个战场变成了两个、三个战场……
转过身去观察牛背脊骨山的反斜面，几乎没有斜坡，往下就是深渊。也就是说，在部署牛背脊战斗兵力的时候，红军指挥员就做了背水一战的准备——除了在战壕里运动作战，没有别的路可走。果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四
1947年7月23日，一封电令拉开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壮举的序幕。
电令中，中央军委指示正在鲁西南作战的刘伯承、邓小平：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
直出大别山，这是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彻底粉碎国民党重点进攻的战略方针，事关解放战争的全国局势。
在全歼羊山守敌、短暂休整后，8月7日黄昏，刘邓大军经巨野、定陶之间，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南进，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性行动。
这是一次没有后方、没有根据地的远征，还有敌人重兵在前堵后追，其艰难程度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都是罕见的。
什么叫千里跃进？首先是路途遥远，跋山涉水，何止千里。其次是要连续作战，一路攻关夺隘。然后是速度，快速集结，快速机动，快速歼灭。
部队一边跃进，一边突击，以“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精神，在短短20天的时间里，即全部渡过淮河，胜利地进入大别山北麓的潢川、固始等地，令敌人的围追堵截计划全部破产。
但是，到达大别山，仅仅是个开始。
毛泽东同志当时对我军进入大别山，估计了三个前途：一是付出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打游击；三是付出了代价，站稳了脚。
刘邓大军的选择是，从最困难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好的前途。
8月30日，刘、邓向部队发出指示，号召全体指战员“全心全意、义无反顾地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第二天，邓小平向直属队干部作报告强调：我们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解放区一定要建立起来，困难一定要克服。共产党的特点是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我们一定要站住脚、生下根。
进入大别山的刘邓大军，面临重重困难。部队连续行军作战而极度疲劳，绝大部分同志不习惯南方气候、水土和生活，非战斗减员严重。而且，当地人民深受反动派长期的摧残和压榨，生活极度贫困。当地的反动组织还经常进行破坏骚扰，威胁控制群众、暗杀积极分子，导致部队给养难筹、休整无安全之地、伤员无处安置……在此情况下，部分指战员较多地看到局部的暂时困难，部队中甚至出现一些消极避战情绪和纪律松弛的现象。
纪律整顿，迫在眉睫。
9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在河南光山县王大湾召开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
那一天，刘伯承、邓小平在会议上作了非常严肃的发言，强调“越是在困难的时候，高级干部越要以身作则，鼓励部队勇敢地歼灭敌人”“能否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关系到我们在大别山能否站得住脚”……
王大湾会议，对刘邓大军坚持大别山的斗争，进一步实施战略展开，起到重大作用。
“军纪者，军队之命脉也。”挺进大别山，一路征战，刘、邓都对部队纪律强调得极细、抓得极严，尤其是群众纪律。
《星火燎原》书中有这么一则故事：1947年冬，邓小平专程到大别山金寨县，了解部队在当地发动群众、建立农会、清匪反霸、改造政权的情况。途中，他住在一位老乡家。得知此前有解放军剿匪，捡走了土匪扔下的牛，邓小平马上安排人调查，很快为老乡找到牛。
当时正在金寨县开辟地方工作的干部杜炳如，几十年后以《除夕一课》为题回忆——除夕之夜，身着薄薄粗布棉衣的邓政委语重心长地说起这件事：“不要认为这是件小事情。严守纪律、关心群众，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在大别山立足生根的大事。破坏纪律、脱离群众，是自掘坟墓。记住，这是个教训。”
五
王大湾会议就像一把火，将几万官兵燃烧得热血沸腾，就像脚底板安上了弹簧，随时准备一跃而起。
时任第3纵队司令员陈锡联，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听了第2纵队司令员陈再道同志传达的刘邓首长在王大湾会议上的讲话。刘邓首长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要我们抓住机会，打大仗、打胜仗，以胜利鼓舞士气，增强对敌斗争信心。
刘、邓曾多次跟部队强调：“大别山能不能站住脚，一方面靠多打胜仗，另一方面靠团结人民，两者缺一不可。”陈锡联的判断非常准确。
1947年9月，刘、邓命令陈锡联率3纵“全部在皖西作战”“放开手脚，一切从实际出发，临机处置”“放手歼敌”。这同国民党军经常越级指挥、坐在指挥部里闭门造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陈锡联乃大别山之子，红四方面军老战士，是一员响当当的猛将。抗日战争期间，他曾率部夜袭阳明堡日军机场，毁伤日军战机24架。此次战斗是第129师出兵第一仗，一战成名。
进入皖西后，经过将近1个月的战斗，陈锡联率3纵相继解放了皖西9座县城，继而又在张家店与敌人展开激战。最后，解放军全歼敌第62旅，歼敌4000多人，缴获各类枪炮数千件。
当年设在张家店涂氏祠堂的3纵指挥部，如今已经成为“张家店战役纪念馆”。徜徉在馆内，我一遍一遍地回味战役过程。较之十几年前两军对决，张家店战役中的作战双方，在实力上已是差距不大；在战斗精神层面，我军已经是居高临下了。国民党军已是强弩之末，我军士气正旺，形成摧枯拉朽之势应在意料之中。这场战役之所以重要，主要原因在于，它是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以来，在无后方依托条件下，首次取得消灭敌人一个正规旅以上兵力的重大胜利，也是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住了、站稳了的“扎根之战”。
仔细算来，从8月27日到达大别山，到10月9日张家店战役打响，中间相距不过40多天的时间，解放军便在大别山打开了局面，站住了脚，不得不令人感慨万千。
浏览张家店战役中3纵指挥员的照片和简介，我渐渐地有一个发现：指挥张家店战役的纵队和旅一级指挥员，没有一个是“科班”出身，几乎全是从大别山走出来的“泥腿子”。他们率领的部队，也是草根起家，从赤卫队、游击队升级为地方部队、主力部队；到了张家店战役时期，3纵已被誉为“老虎纵队”，同国民党军对决，犹如猛虎扑羊。
不知道张家店战役中的国民党败军有没有想过，对面的军队是怎么强大起来的？
一支军队由弱到强、由小到大，固然有很多因素，比如信仰、原则、纪律等，但是就提高作战能力而言，我军还有一个“秘诀”——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学习战争，最好的学校是战场，最好的老师是对手，最好的作业是战斗准备。我军在战争年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开“诸葛亮会”，实行军事民主；战斗之前要开，集思广益；战后还要开，总结经验。那些身经百战的老战士，那些在一线指挥作战的基层指挥员，知己知彼，知远知近，鲜活的思想、确凿的情报、精准的评估、巧妙的战法，汇在一起，就成为指挥员的决心和指挥艺术。那些农民出身的指挥员就是这样成熟的，那些游击队出身的部队就是这样成长的。
战争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回望大别山，很多关于战争与胜利的话题，都会让人产生更多感悟。
作者小记 徐贵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著有小说《历史的天空》《琴声飞过旷野》《老街书楼》等。曾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