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国庆记忆
■蒋 殊
历史的时针，重新拨回1949——
那些经历过烽火岁月的少年们，恪守品格，积极向上，沐浴在黎明到来的光辉中，茁壮成长。
一
抗日战争结束后，学校顺利开课了，少年刘兰琦加入了童子军。
据刘兰琦回忆，童子军是由严家麟先生1912年于武昌文华书院创建的，其后流播渐远。遇有活动，他们着统一服装，白衫蓝短裤。
然而很快，这座城又不太平了，枪声复又响起。孩子们和大人一样，祈盼着早日过上安稳日子。
终于，到了1949年1月22日，那是个特别的日子。据记载，那天早晨有浓雾，街上照例可听到国民党部队的跑步声。到了上午10时，傅作义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了字，宣布停战。22日至30日，城内国民党守军缓缓走过北平街头，从腊月走到正月，在这样的氛围中度过了1949年的春节。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解放军迎着响亮的爆竹声，入城接管防务。北平百姓奔走相告，刘兰琦这些少年们更是欢呼雀跃。霎时，整个北平城成了一片热闹欢腾的海洋。
2月3日上午10时，随着4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由指挥车先导，乐队车、装甲车队、炮车队、骑兵方队、步兵方队，陆续从永定门经前门，再经外国使馆区走来。
彼时，13岁的刘兰琦挤在西四的路边，与同学们站在队伍最前面，举着旗子早早守候。随着解放军队伍经过西四牌楼，他们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呼喊“欢迎——欢迎——”。
入城的队伍浩大，欢迎的人群壮观。这热烈而浩荡的盛事，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
“解放军看上去都特别严肃。”刘兰琦回忆说，“但是让人感觉很亲切，像是大哥哥大姐姐一样。”
人群里也有百姓窃窃私语：城里换了队伍，不知以后会是什么光景？
换了天地的北平最初并不太平，不知哪里忽然就会传出爆炸声。人们知道，那是潜伏在城内的国民党残余在作乱。然而这样的小石子激不起大的浪花。水面很快平静了。
刘兰琦顺利升入六年级，就读的是西城区藤牌营小学。他马上要迎来一生当中最难忘的时刻——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成立了！而藤牌营小学高年级的同学，有幸被选中到现场见证那激动人心的一幕。
1949年10月1日，星期六，农历八月初十。北平微风，阴天间多云转晴。
凌晨3点钟，刘兰琦便被母亲唤起，穿上崭新的白衬衫、蓝裤子，又将两只装满食物的书包交叉背在身上，整个人看上去喜气洋洋。
刘兰琦被父亲送到学校时，许多同学早已在那里等待，个个兴奋地叽叽喳喳。
学校在北闹市口西面，学生们整齐列队，手举旗子，跟着老师出发。那一刻，这群少年心里装满神圣的期待——他们将要迎来一个崭新的中国。大概是热血沸腾的缘故，秋日清晨的冷风也不使他们感到寒冷。步行一个多小时，天亮了，他们也抵达了天安门广场。
参加庆典的队伍，一队一队等候入场。等到刘兰琦他们进场，同学们跟着老师到了指定位置，个个眼睛晶亮，又努力抿着嘴角使自己看起来庄重一些。刘兰琦清楚记得，他们在紧挨城墙的最后一排。
席地而坐，天安门城楼就在眼前，少年们终于忍不住了，兴奋地仰望着城楼，谈论着可期的未来。
离庆典还早，孩子们饿了，打开身上的书包开始分享起食物来。你递过来一块烧饼，我还过去一块糖果，孩子们笑成了一朵朵盛开的小花。
下午3点，场上响起嘹亮的国歌。同学们全体起立，肃穆地看着五星红旗随风飘扬在天安门上空。
有同学哭了，好多同学都红了眼睛。
毛主席铿锵有力的声音，通过大喇叭传到每个人的耳朵里，进入每个人的心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随后，是经久不息的掌声、雷鸣般的欢呼。
在一双双眼睛热切的注视下，新中国诞生了。
二
1949年，何亚田13岁，是北平打磨厂小学的一名学生。
那一年，他见证了一场场激动人心的盛事。从2月份解放军入城，再到加入合唱团，让歌声通过新成立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实时回荡在城市上空，他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大典，也成为第一批少先队员，还参加了北京市第一届运动会……70多年之后回忆往事，老人仍然难掩兴奋。
1949年2月3日，正在玩耍的何亚田突然听到一个好消息：解放军入城啦！住在崇文门的他拔腿就跑，跟着一拨拨的人流，跑到最近的前门箭楼。入城的解放军有炮兵、骑兵等，他赶上的是步兵方队。看着威武的解放军战士扛着枪，雄赳赳气昂昂，身姿挺拔，整齐地从前门走过，他激动不已，跟着人群不停高喊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1949年夏天，何亚田参加了学校合唱团，那时候，他们最爱唱的歌就是《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由于没有收音机，听不到广播，因此在10月1日那天，直到下午在街上看到浩大的游行队伍，何亚田才知道正在举行新中国成立大典。他一路跟着队伍，从前门跑到天安门广场。人们说城楼上站着毛主席，他踮起脚远远地望，看不清，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可他是那样激动，跟着人群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看着广场上威严的军队，何亚田内心燃烧着的火焰更加炽热——他要参军报国。
自抗战结束到新中国成立前，北平街头时常发生美国大兵作乱事件。1946年9月3日，3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北平西调度站比赛枪法，将正在指挥火车进站的中国工人王恩弟选作练枪目标，开枪打死了无辜的他。1947年11月3日，美军车队在大红门附近的公路桥上将女青年刘玉梅双腿轧断，将另一女青年刘玉花撞成重伤致死。事故发生后，美军拒绝救治，国民党当局对报案不予受理，要求受害者家属自行处理……一起起作乱事件使民众心中涌动着难以言说的愤恨与无助。好在解放军进了北平城，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解放、真正的自由。
1950年，何亚田14岁，他要参军，可家人顾虑他年纪太小，不同意。到了第二年，《人民日报》刊登《谁是最可爱的人》，何亚田把那篇文章读了很多遍，几乎要背下来，内心的冲动愈发难以抑制。他再一次要求参军，看着儿子坚定的眼神，父母终于不再阻拦。
临行前，母亲当着他的面没有掉一滴眼泪，她给了儿子一个针线板，上面密密麻麻缠满了线，还插着几根针。母亲告诉即将远行的儿子：今后衣服破了，得自己缝。
何亚田如愿加入刚刚改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第1师，由于年纪小，他是戴着红领巾入伍的。他还记得到了部队之后，组织上给他们这些年龄小的战士集体过了一次“红领巾队日”。
何亚田在部队训练很是刻苦，决心要干出一番成绩，报效祖国。然而第一批入朝志愿军名单定下来后，却没有他。何亚田急了，将指头咬破写下血书。之后，他与战友们“雄赳赳气昂昂”，真正地“跨过鸭绿江”。
“一江之隔，两重天地啊！”何亚田今天依然感叹在朝鲜的所见所闻，“那时候，遍地都是弹坑，雪地上一片苍凉，荒无人烟……”
为避免美军轰炸，他们一般都在晚上行军。弯弯山路上，战士们蜿蜒前行如一道道长龙。若监测到有美军飞机飞来，瞬间火把便会被齐刷刷灭掉，山里又是一片寂静……
退伍后的何亚田成为一名医生。回顾过往，他说此生最正确的选择，便是坚定地穿上军装，以中国军人的身份，守护了脚下深爱的土地。
三
1949年，平遥古城的夜晚，一个少年端着几盒纸烟在叫卖。他叫刘兴华，那年15岁。
刘兴华是个苦孩子，爷爷死于日军轰炸，叔父因保卫平遥牺牲，父亲因宣传抗日救国被杀……他与母亲相依为命，与那时大多数的中国少年一样，心里铭刻着国仇家恨，胸中怀揣着报国理想。
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刘兴华和同学们喜极而泣，他们商量着，不如一起去太原上学。
刘兴华从一位做生意的本家叔叔那里“借”出一些纸烟，放学后就到街上去叫卖。买烟的人很少，几个晚上才能赚到一角钱，而从平遥到太原的火车票是1元2角。
等刘兴华凑够了车票钱，便与十几名同学从平遥出发，坐上了去太原的火车。他考入了太原当时最好的中学——进山中学。学校知道他困难，每月发给他70斤小米、一张理发票、一张洗澡票。
“学校学习条件很好，老师也好。住的宿舍大概15平方米，是用木板搭建的床铺，四五个同学一间。每天可以吃三顿小米饭……”老人回忆起年少求学的时光，盈盈笑眼里有光在闪动，“知足呀。”
知道母亲辛苦，刘兴华从不问母亲要钱。每到休息日，他便到一些修房盖屋的工地寻短工做。因为个子矮、力气小，起初没人用他，但他说自己有的是力气，便能讨来些和泥、抬水的工作。“儿在太原学习生活，收获甚多，母亲勿念……”这是寒假他托同学带给母亲的信。
那时的少年并不明确自己将来的方向，只知道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报效国家。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刘兴华在学校第一个报名参军。
出发前，他与同学们在柳巷饭店吃了饭，又特意去柳巷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崭新的军服左胸前，“投考军校”4个大字格外醒目。他记得，那是1950年12月8日。
刘兴华与其他600多名学员一起，进入华北军区通信学校培训。4个月后，因战争需要，总参通信兵部向这个班要20名报务员。刘兴华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考试，上了前线。
在朝鲜战场上，他经历了上甘岭战役、金城反击战，九死一生，荣立一个二等功、两个三等功。1953年，刘兴华以六级伤残军人身份，捧着“革命军人立功喜报”回到祖国。刚满19岁的刘兴华，在家乡的土地上继续奉献光与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