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航万里路
——写在7•11中国航海日之际
刘汉俊
这是一面海。中国的南海。
渔舟唱晚的时分，一艘中国商船趁着夜色，悄悄地驶离广东阳江的一个港口，向着东南方向，朝着夜的深处、海的深处驶去。
船老板没有观察到，任凭风险浪高、夜幄沉沉，却有一艘船在尾随，不紧不慢，不远不近。他更不知道，尾随自己的，是外国人。
第二天一大早，中国船老板惊奇地发现了紧泊在自己舷旁的这条外国商船。虽然两位船老板语言不通，但交流的目光和比划的动作指向同一处，那就是中国船上的瓷器。
这个外国人，名叫乔治·欧维士。葡萄牙商人、航海家、探险家。
这是明朝的明武宗正德年间。
欧维士是从200年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知道神奇的东方，知道中国瓷器的。马可·波罗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位横穿亚洲大陆，并留下记述的人，游历中国17年，且行且记忆。他回忆说，在福建泉州，看到有超过一百艘的印度和阿拉伯国家船只，前来中国购买瓷器，由此判断：“元朝的瓷器运销到了全世界”。他还描述了在福建德化窑的见闻，“刺桐城附近有一别城，名称迪云州，制造碗及瓷器，既多且美”。这是西方文献里，第一次提到中国瓷器。马可·波罗购买了大量德化白瓷回国，把其中的白瓷香炉敬献给了意大利国王，贵族们称这些瓷器为“中国白”。
马可·波罗的中国之旅，引发了欧洲人对东方瓷器的持续狂热。200年后欧维士从欧洲海岸出发，通过地中海、红海，到达印度洋，驶过阿拉伯海、孟加拉湾，穿越马六甲海峡，沿着郑和当年开辟的航线，走了一程又一程，一头扎进南海，却迷航了。
某一天，一阵台风把欧维士的船，歪歪斜斜地刮到了一个渔港，这是中国南海的海湾，叫屯门澳，今天叫澳门。欧维士发现，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总有满载货物的中国船，单帆只影地出港，驶往某个神秘的岛屿，第二天又若无其事地空载而归。
欧维士决定尾随。他像闯入藏金洞的阿里巴巴，来到了一个叫做大洲湾的港，登上了一个叫做上川岛的藏宝岛。这座小岛距离今天的香港、澳门仅一箭之遥。
这是1513年5月的一天。
满船舱鲜亮的瓷器，令欧维士的蓝眼睛直冒绿光。他与中国船老板一拍即合，加入进了这个地下瓷器交易市场，坐收中国瓷器，贩卖到东南亚，远销到欧洲、非洲、大洋洲。
欧维士对传播中国瓷器在无意间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他把此地宝多、速来的信息传递到了葡萄牙，闻讯者不远万里络绎而至。
此前，在欧洲中下阶层人士心目中，“中国瓷”还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
于是，外国船帆云集于此，中国商船鱼贯而至。
海路迢迢，天高水长，来往于东西两半球的商船装载的大宗重物，以丝绸、茶叶、瓷器为主，数以万件套的瓷器，是汪洋之舟的压舱石。中国瓷器从这里出发，前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地区，以及遥远的西欧、北欧，一直走进法国路易十四的王宫，步入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托普卡帕皇宫。
人类从漫漫长夜中走来。在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年代，生活质量低下，人的寿命很短。像过去的中国一样，东南亚许多部族王国过着“饮食不用器皿”的生活。长夜难明，瓷光点灯。光洁的瓷餐具，使他们揖别了“以手撮食”的日子，心情像日子一样美好。及至传入欧洲，王公贵族更是奉瓷器为神器，甚至天真地认为，使用如此洁净、卫生、美丽的餐具，是中国人长寿的秘诀，欧洲还盛传中国人“寿命超过200岁”。中国瓷器饮风餐浪、飘洋过海，由东而西地引发了全球的餐具革命，与中国的丝绸、茶叶一道，把五大洲联结在一起，绽放出中华文明的夺目光彩。
中国瓷器成了王宫豪门的标配和必备，是社交的礼物、财富的象征、身份地位的标志，甚至具有商业信誉，有了信用、借贷抵押品、流通货币的功能。瓷器作为生产和生活工具，是生产资料的主要内容、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和见证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这是丝绸之路的伟力，是中国瓷器的魅力。
有人认为，始于十五世纪末及至十八世纪的大航海时代，源于欧洲的跨洋活动。这是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始于十五世纪之初、遥遥领先于欧洲航海运动的郑和下西洋，如果都不能算作是大航海的开端，那不是傲慢与偏见，就是短视与无知。
1405年7月，中国明朝的航海家郑和率庞大的船队，开启了七下西洋的伟大航程。饮风餐浪二十八载，犁波耕澜数十万里，“云帆高张、昼夜星驰”，以超前近一个世纪的脚步，引领了世界航海运动，开启了跨洋贸易之旅、洲际交流之行。
郑和出发82年之后的1487年，葡萄牙人迪亚士才从里斯本出发，沿非洲西海岸航行，终于驶过非洲最南端的“风暴之角”好望角，但由于风浪太大和粮草不足等原因，不得不折返里斯本；郑和出发87年之后的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才横渡大西洋，经过巴哈马群岛、古巴岛、海地岛，到达被他误认为是亚洲岛屿的美洲新大陆；郑和出发92年之后的1497年，葡萄牙人达·伽马才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达东非海岸，沿着郑和的航线抵达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出发前，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嘱咐他，一定要带回中国的瓷器，但他最终也没有见到瓷器的影子；郑和出发116年之后的1519年，葡萄牙人麦哲伦才终于穿越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后来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麦哲伦海峡”，横渡太平洋后，沿着郑和的航线到达菲律宾群岛、东南亚诸国。令人唏嘘的是，1521年4月的一个夜晚，麦哲伦被反抗的菲律宾人杀死。他算是抵达东方最深的航海家，但只是隔海眺望了一眼中国，就殒命了。
郑和在人类史和航海史上的贡献，是开创性、首创性、原创性的，是空前的。郑和船队给沿途各国送去了中国丝绸、茶叶、瓷器，送去了美服、美味和美好。丝、茶、瓷是古代中国三项伟大的发明和创造，他们结伴而行、同舟共济，劈波斩浪、不畏艰险，使人类的文明有了温度和亮度。也有无数的船只沉没在海底。一同沉没的，有无数的珍宝。
没有郑和的先行远征，就没有东西方的双向奔赴；没有郑和的一路向西，就没有西方的尾随东来。葡萄牙人欧维士接过了迪亚士、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的接力棒，继续向东。南海上的一阵狂风，使他成为史载的第一个到达中国、到达澳门的欧洲航海家。
为什么是葡萄牙人居先？
的确，四位欧洲航海先驱中，三位是葡萄牙人、一位是领西班牙国王之命的意大利人。葡萄牙、西班牙同是欧洲古国，是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古老王国的打打停停分分合合中，组合成的两个基督教国家。同源同根同种，国土相连、历史相关、文化相同，一同奋起抵抗过古阿拉伯帝国的伊斯兰统治。从一定程度上说，西班牙的成长史就是葡萄牙的成长史，葡萄牙的奋斗史也是西班牙的奋斗史。
人类往往是这样，当共同的敌人消失，彼此就成了敌人。葡萄牙与西班牙存在过被统治与统治的关系，葡萄牙先后于1143年、1297年两次通过签订协议成为独立王国，尽管在十四五世纪一度成为海上强国，但仍然难以摆脱西班牙的统治，直到1668年，葡萄牙才再次打败西班牙，复国成功。
葡萄牙濒临大西洋，岸线长达800多公里，深水良港众多，丰富独特的海岛资源，得天独厚的航行条件，使得这里成为航海家的摇篮。在抵抗穆斯林、反抗西班牙的斗争中，葡萄牙锻造出一支擅长海战、工于造船的海上力量。十五世纪末，葡萄牙崛起，成为第一个向外扩张的欧洲国家。当达·伽马越过好望角之后，到遥远的东方寻宝，成为葡萄牙人的梦想。他们执着地向着东方航行，去寻找传说中的胡椒、生姜、肉桂、蔗糖、丁香，金银、宝石、象牙、檀木、燃香，以及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到1550年前后，葡萄牙建立起了印度果阿、马六甲等50多个海外据点，成为“海洋强国”“海洋帝国”。
海洋意识的苏醒，拉开了资源争夺战的序幕。由于原材料商路渐渐被西班牙、意大利、奥斯曼帝国控制，葡萄牙与同样实力强大的西班牙展开了海上争霸，地球被瓜分成两半，西班牙独占美洲大陆，葡萄牙则抢占非洲与亚洲，并开辟了亚洲新航线，所以葡萄牙人率先到达东方。
同为葡萄牙人的欧维士与麦哲伦，几乎在同步行动，同台PK。1513年5月南海的那一场风，把欧维士的船帆刮到了中国的澳门。
这次神秘的尾随，使欧维士意外地发现了这个红火的黑市，他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创举——把中国瓷器贩运到欧洲。当每一艘船从中国返航，葡萄牙人都团聚在海港码头，像过节一样隆重地迎接这些装有中国瓷器的商船。
1521年6月，欧维士第二次到达中国。几乎在麦哲伦丧命菲律宾的同时，他亦是奄奄一息了。一同前来的儿子因水土不服，命殒屯门澳。欧维士在伤心地安葬完儿子后不久，也永远地躺在了儿子的身旁。
欧维士长眠中国整整30年后的1551年，西班牙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也来到了上川岛。岛上于是乎增添了欧式房屋、欧式花园，还有哥特式建筑的天主教堂、西班牙风格的墓园。这墓园，是为方济各神父建造的。他在这个美丽小岛上生活了一年，就于1552年12日2日正式入住墓园了，后移灵印度果阿。此时，是明朝中晚期的嘉靖年间。
上川岛的瓷器交易市场，是大明王朝“寸板不得出海”的禁海政策，被民间悄然打破的一个缩影，也是十五六世纪的海洋强国争夺资源、瓜分世界的东方战场中的一个侧影。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七万多片残片，几乎全部来自景德镇。
朝廷令难行、禁难止，海天无门，舟行八方。天网恢恢，既疏且漏，东南沿海出现“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的情景。禁得住的是人的脚步，禁不住的是瓷行天下的船帆舵桨。
慕中国之名、为瓷而来的，还有四个文化人。
一个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年）。在西班牙传教士方济各神父去世的那一年，利玛窦出生。在印度果阿传教30年后的1582年8月7日，利玛窦到达中国澳门，开始在中国传教，并学习中文。他在日记中写道，“最细的瓷器，是用江西所产黏土制成，人们把它们用船运到中国各地，而且还运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在那里，它们受到那些欣赏宴席上的风雅有甚于夸耀豪华的人们的珍爱。”利玛窦认为，中国人的平均寿命高出欧洲人10岁，原因是中国人用洁净的瓷器喝茶、吃饭，这是上帝馈赠给中国人的礼物。利玛窦因此开始研究景德镇瓷器，他无不羡慕地写道，中国瓷碗“可以耐受热食的温度而不开裂，就是盛汤水也不会漏。”
第二个人，是葡萄牙传教士奥伐罗·塞默多（1585—1658年）。他有个中国名，叫曾德昭。他于1613年赴中国传教，两度来华，在华生活了23年，经历了万历、天启、崇祯三个年代，1636年回到葡萄牙。他是继利玛窦之后，最通晓中国文化的欧洲传教士之一，著有《大中国志》一书，介绍了中国物产、政治制度、科举考试、风俗习惯、语言文学、服饰、宗教信仰等，是最早把《易经》翻译成欧洲文字的欧洲人。他研究过中国瓷器，称赞中国人“把所有东方最好最贵重的商品售卖给外国人，”包括“瓷盘、镀金器皿、糖、中国木、麝香……即使长篇开列也不能尽举其名。”
这第三个人，是法国传教士佩里·昂特雷科莱(1664—1741年)。他也有个中国名，叫殷弘绪，这个中国味十足的中国名，在很大程度上掩藏了他的真实身份和意图行径。他于1703年起在江西传教，1712年来到景德镇高岭山，详细考察瓷器的烧造方法，见到过“3000座窑密布全镇”。在他的笔下，景德镇白天是热闹的集市，入夜是巨大的火炉，一个烈焰浓烟包裹的城市。他向法国耶稣会详细介绍了景德镇瓷器的原料配方和制作流程，并将高岭土标本寄回法国。他关于中国制瓷的情报，引起欧洲高层的重视。他成功地帮助法国、英国、瑞典、荷兰烧制出了优质的瓷器。他在中国38年，死后葬于北京正福寺内。
第四个人，是德国地质学家冯•李希霍芬（1833—1905年）。他曾七次考察中国，提出了两个影响世界百余年的用词，一个是“丝绸之路”，另一个是用“高岭”的汉语发音创造了“高岭土”的英文单词“Kaolin”，前者成为今天的世界热词，后者成为业界的专用术语，进入了词典。1869年，李希霍芬深入考察了景德镇，在多卷本《中国》的第三卷中，对高岭土进行了详细的专业性分析。不仅于此，他把在中国获取的大量地理数据、地质资料、地矿信息及其分析报告，作为情报提供给德国，并向德国首相俾斯麦、德国军方高层提出占领中国舟山、胶东湾的建议。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李希霍芬游历以来，胶东就不属于我们了。
四个航海家，加上四个文化人，使海上丝绸之路变得波谲云诡风云激荡起来。
唯有郑和的风帆，依然凛凛矗立于海上丝路的主航道上，船艏昂扬，航向坚定，行进在文明的万顷波光里。
夜深沉，路漫漫。大洲湾的渔火、上川岛的灯，是夜风长波中沟通中西航路的航标灯。疏疏密密的椰林里，绵绵软软的沙滩上，海鸥如倦鸟归巢，海蟹在月光中漫步。只有后浪拍打前浪、前浪拍打沙滩的涛声依旧，亘古不变地响起，似探索的脚步声在急行，是出征的鼓点声在紧催。上川岛，是人类航海运动的参照地标，是东西文明交流的里程碑，是民间贸易繁荣的见证地。
上川岛的沙滩下，大洲湾的海礁上，西沙群岛永乐礁甘泉岛遗址处，南海150多处海底沉船上的瓷器，以及无数块出自唐宋元明清几个朝代的青釉、青白釉、青花瓷残片，积淀着千年淤泥，却不掩当年的光芒。考古确认，这些瓷器是准备销往欧洲的。这说明，海上丝绸之路上，一直不寂寞。
而在海上丝路的那一端，更热闹。欧洲的皇宫、宝殿、博物馆、艺术宫里，远渡重洋的中国青花瓷、釉里红瓷、甜白釉瓷、绿釉瓷、黄釉瓷，中国南方的龙泉窑青瓷、西北的耀州窑刻花青瓷、江南的景德镇青白瓷，经常济济一堂、同台共展，可谓是国内不曾见、海外却相逢，共同接受蓝眼睛们好奇、惊羡、赞许的目光，升温了欧洲的“中国热”。
东方的瓷光，闪亮了西方的天空。天空之下，是东方与西方的相向而行，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壮丽航程，而且由来已久。
中国是早期人类航海俱乐部的创始人和首批会员。
浙江河姆渡文化层出土的木制船桨表明，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先民已经能自制竹筏、木筏和独木舟，出海捕鱼，远行他方了，留下“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木在水上，流行若风”的记载。
殷墟考古实证，3500年前的商朝已有海上交通贸易，殷墟遗址还发现了来自大洋的鲸鱼胛骨。学界甚至有一种说法，猜测周武王灭商王朝时，商军一大部分远征东夷未回。王朝不在了，无家可归的商军向海边转移，通过白令海峡，到了美洲，成为最早发现美洲大陆的人，一部分人继续沿太平洋东海岸南下，定居在今天的美洲丛林里。据考古发现，在美洲出土的陶器上，有甲骨文；在中美洲尤卡坦半岛地区，考古发现，玛雅文明多处遗存与古代中国有关，太阳神庙的玉圭上，竟然铭刻着类似中国古代殷商文字的字符，有可能分别是殷人远祖、高祖、始祖、先公先王的名号。这是惊人的巧合，还是未知的信史，堪称人类学上的悬疑案，有待考古实证和解读。
西周时期，中国先民创立了造船业，周武王伐纣之时，姜太公号令三军“与尔舟楫，后至者斩”，而且周武王是乘坐战船渡河的。周朝还建立了海上通道，与今天的朝鲜、日本、越南有密切的往来。周穆王驾长车颠簸在古丝绸之路上时，他的臣民也正驭长帆驰骋在长风波涛之巅。
春秋战国时期，通江达海的水上网络初步形成，航海范围已过琉球、东印度洋，甚至在太平洋彼岸的墨西哥，考古发现了一方刻有“大齐田人之墓”字样的石碑，有专家认为这是战国时期，田齐人横渡太平洋到达南美洲的证据。这一时期，争夺制海权成为春秋争霸、战国争雄的战略之一。
秦朝建立后设南海郡，“以海为商”的经贸活动开始兴盛，秦始皇先后四次巡游江海，还专派秦人徐福东渡。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刘邦派大夫陆贾出使南越，南海从此纳入大汉行政版图，海上经贸活动频繁，连通中国南方港口与东南亚诸岛的贸易航线基本形成。汉武帝七次巡海，派出楼船军远征南越，建立的海路如蛛网如蚁迹四通八达，连通印度洋、远达地中海。东汉末年三国时期，长江下游地区造船业发达，江浙地区缫丝业兴旺，魏、吴两国建立了海上航路，丝绸制品成为海外贸易的主打商品。两晋时期东南沿海航海业兴旺，南北朝时期外贸航线直达阿拉伯海和波斯湾。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船队频繁出访周边国家，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海上贸易远达红海和东非海岸。宋朝指南针的发明和应用，使中国的航海能力有了重大突破，造船技术有了显著提升，两宋时期中外海上交通贸易达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元代沿海地区海运大兴、舶商云集，泉州刺桐港成为东南巨镇、世界第一大港口。
宋元以来，海上丝路大致有三个方向的航线，一个是南下方向，从泉州、广州等东南沿海港口出发，一路向南、过南洋、走南海，向西到达东南亚诸国沿岸，过马六甲海峡，一直向西进入印度洋，古称“下西洋”；第二个是向东方向，过澎湖列岛，径直到台湾岛，往东北方向可到琉球、冲绳、日本列岛，往东南方向可到吕宋岛，古称“下东洋”；第三个方向是北上方向，从东南沿海出发，过宁波，由东海、黄海、渤海，一路向北，通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也称北方海上丝绸之路。条条道路通丝路，古代中国一切的陆路、水路，都向陆海丝路看齐、贯通、集合，所有的水路都会在广阔的大海上集结，联结起共同的人类命运。丝绸之路是一条只有起点、没有终点的远行。
在这里，我们当记起元代的一位先行者，他叫汪大渊。1330年、1337年，他两度从泉州出发，片帆闯天涯，经澎湖、琉球、吕宋岛、海南岛、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摩洛哥，返回埃及，到莫桑比克，再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加里曼丹岛，途经菲律宾群岛回国，一次历时四年，一次历时两年，“足迹几半天下”。汪大渊是真正的勇士和功臣，没有他的环球壮行，我们的视野可能还没有那么开阔，我们的气势可能还没有那么豪迈，我们的脚步可能还没有那么坚定，人类的航海运动的开启时间或许还要推迟若干年。
在中国航海日到来之际，我们当礼敬元代的航海家汪大渊、明代的航海家郑和。他们是中国航海史，乃至人类航海史上最伟大的两位先驱。中国历史的海洋篇章、世界航海的壮丽画卷，从他们起笔。
国势强则海运强，国运兴则瓷运兴。
千年窑火，万邦来朝。丝绸之路的兴盛，促进了海外贸易的繁荣。宋元以后，外国订单、图纸、模样源源不断地送到中国窑口，中国瓷器广泛吸收外来元素、外来风格，守正创新，出奇出彩。明清时期，形成以江西景德镇等瓷产地为生产中心，以福建、广东、浙江等沿海港口地区为营销中心的瓷器外销平台，还有瓷商干脆在内地生产祼瓷等半成品，运到沿海港口深加工，更有甚者直接把瓷窑开在了沿海城乡，就地取材、就地接单、就地烧制、就地销售，于是南京、泉州、广州、澳门等发展成了瓷器产销的全链条基地。窑烟呈紫气，瓷光如佛光，世界一片祥瑞。
千年一路，万里同风。
没有海上丝路，人类相距甚远。没有中国的丝、茶、瓷的一路陪护，旅途会少了许多温暖、缺了许多味道、暗淡了许多光亮。以丝绸为纽带，与子同袍，从此四海皆兄弟，天下共命运。以茶会友，以瓷为媒，文明的话题句句暖，友谊的大路步步阔。
当然，回顾通过陆海丝绸之路、正常商贸交流走出去的中国丝、茶、瓷，不能忘记中国在悲怆的年代，被掠夺、被盗掘、被偷窃、被强占的中国珍宝。1840年6月英国发起对中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起，1860年10月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起，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华起、1931年9月日军侵华起，中国文物珍宝遭受了四次大规模的劫难，无以数计的中国文物被海外强盗以非正义、非道德方式掠走，至今流落在异国他乡。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这是中华民族的至暗时分。世代中国人当时时记起，永不放弃追索流失海外文物的国家行动。
这里，必须念及两处海外风景。
一处是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我曾寻访到此，拜谒三宝公园、郑和雕像，伫立海峡岸边，看西船东来、桅影远去。这里是印度洋通往太平洋的咽喉之地。郑和七下西洋，五次驻节马六甲，但从来没有在此驻一兵一卒、建碉堡炮楼，而是将中国丝绸、茶叶、瓷器运到这里，使马六甲一度成为世界贸易中心，富甲一方。郑和去世80年后，葡萄牙舰队于1511年7月，用火枪和大炮对战马六甲苏丹王国的大象阵和毒弓箭，血战一个月占领马六甲，把战刀插在这咽喉之上，控制了中西方贸易，直到130年后又被荷兰殖民者打败。郑和当年建立的是商品中转站、集散地，留下的瓷器残片，至今是和平的标志、友好的象征。
另一处，是非洲东海岸肯尼亚的马林迪王国遗址。这里出土了500多件来自中国的瓷片。考古学家对37个点位进行了发掘考查，通过科技手段对瓷质、釉面进行比对分析，清楚地勾勒出了从中国南海，经过印度洋，到达肯尼亚的航线，以及由此形成的贸易圈。考古表明，从晚唐到北宋初期，是中国瓷器抵达非洲的第一个高峰，产品主要来自长沙窑、越窑、繁昌窑、景德镇窑，以及沿海的福建窑、广东窑。在这里，还发现了大量的明代官瓷、御瓷、贡瓷，是大明王朝赏赐当地首领的国礼。这是郑和船队留在肯尼亚的鲜明标记和历史特征，肯尼亚是中国瓷器向欧洲、非洲传播的中转站。
所以说，马六甲、肯尼亚，是中国瓷器的海外码头，是中华文明的转播台。
海路茫茫，遗迹苍苍，瓷航普渡，不计远近。每一处沉船都是海上航标灯，每一片风浪都是历史的见证，每一枚残片都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纪念章。
蘸海为墨谁起笔，长天浩卷任飞扬。今天的中国航船，正穿过南海的风，履平海峡的浪，迎着风暴雷电，行稳致远，一路长歌，在古老丝绸之路上书写新的时代华章。
（原载于2024年7月5日《中国交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