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朗诵 张泽昊）

那是百年前的一个清秋。枫叶红透，稻菽金黄，韶河碧透，栾花芬芳，秋风沉醉。

一个少年收拾好行装，一根竹扁担，一头是一个包裹，里面是几件换洗的衣服、蚊帐、床单；另一头是一个篮子，放着两本书。风撩起他的长衫，晨曦打在他脸上，目光里写满笃定前行的坚毅。

这是一条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乡间小道，母亲就是沿着这条小道把3岁的他送到外婆家，一待就是6年。这条小路，因此被亲切地称为“外婆路”。

这是一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间小道，从韶山冲东茅塘出发，穿滴水洞、过滑油潭、翻云盘山，行程8公里，就到了湘乡外婆家。

那时的他也许不会想到，自己挑起的将是一个饱受百年凌辱的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找到的将是一条深刻改变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走向的真理大道。

那一年是1910年，毛泽东17岁，已经长成一个“壮劳力”了。他的这次出走，不再是“走亲戚”，而是要走出韶山冲，去寻找另一条路。

为了弥补父亲损失一个“长工”的遗憾，执拗的毛泽东，东挪西凑了12元钱塞到父亲手里，那是一个长工一年的工资。他与父亲曾有过各种“不对付”：10岁时逃学，家人找了3天才找到；13岁时被父亲追打，威胁父亲再往前追就跳进水塘……

毛泽东回忆说：“我学会了恨他。”实际上，他与父亲的矛盾，是“两个算盘”之间的矛盾——父亲一心想要他拨弄好家里的小算盘，他却想着打好天下的大算盘。

我曾多次拜谒过韶山，每一次都被神圣所包裹。对这条小道，更是情有独钟。

8公里的山路，像是一条时光隧道，系着两个世界：一头是封闭的山村，一头是现代文明。

在东山学校这所“洋学堂”，毛泽东广泛接触了维新派等新思想，从“洋教员”那里知道了日本，从一篇文章里第一次知道了美国，从《世界英杰传》里知道了拿破仑、叶卡捷琳娜、彼得大帝、格莱斯顿、卢梭和林肯。

毛泽东立志出乡关，不是为自己谋生路，而是为国家和民族谋出路。就像后来，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作出的论断：“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对毛泽东等仁人志士而言，因为看不清前行的方向，找不到民族的出路，心情也是苦闷到了极处。

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抑且太觉糊涂。以糊涂为因，必得糊涂之果，为此而惧。”

这种困惑困顿困窘困厄，从他最初的职业选择体现得最明显。到长沙后，他一度靠着看报纸广告，选择自己的职业……每报一次名，毛泽东都会给父亲写信要钱，都得搭上一元报名费。

这种困惑困顿困窘困厄，从他在京城的生活可以窥见。在北大后门的一个大杂院里，他跟七八个人挤在一个炕上，每逢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因为手头拮据，8个人合买一件棉衣，出去的时候轮流穿。即便后来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一份差事，但由于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他。

即便如此，却从没有挡住他的上下求索。纵观毛泽东一生，不是在寻路，就是在赶路。他的坚忍不拔，他的处变不惊，他的宽容大度，他的远见卓识，无不呈现出一种令对手都敬畏的“心之力”。

他曾与朋友约法“三不谈”：不谈琐事，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他甚至于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他时刻在做思想、文化、精神，以及体魄上的一切储备。他曾每天早起走3里路去定王台的图书馆，第一个到，晚上最后一个走，中午仅靠两个米糕充饥；他喜欢跑到岳麓山顶，对着树木大声讲话，朗诵唐诗；他曾约友人不带分文，行程900多里，用一个暑期走遍5个县城；他还是一个“挑战”者，即便大冬天也要在湖南一师的那个井旁洗冷水澡。

当然，他还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游泳健将”，经常与蔡和森等好友去湘江游泳。游完后，“就在沙滩上或坐或睡或赛跑，兴之所至，随意漫谈。他们的身体沐浴在流光晚照之中，他们的心却驰骋在人生的战场上”。

想想看，这是一幅多么令人艳羡的少年发奋图啊。他们忘记了烦恼，忘记了穷困，忘记了给自己谋一官半职，却没有忘记“民之所呼”，没有忘记“国之大者”，“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

但真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同样经历了困惑与迷茫，徘徊与挣扎。“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正在找寻出路。”

多年以后，毛泽东回忆说：“以前谁想到搞马克思主义？听都没听说过。”

他接触到的第一本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著作，是表兄文运昌给他送来的《盛世危言》——开头第一句“呜呼，中国将亡矣”，让青年毛泽东受到心灵震撼。他说：“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为我的祖国的将来担心，起始认识大家都有救国的责任。”

1915年某天晚上，毛泽东和萧瑜在山坡上吹着风、望着星空，想着创办新民学会。

1918年4月，在荣湾村蔡和森家里，新民学会宣告正式成立，点亮了湖南天空中第一盏红色信号灯。巧合的是，出席会议的人数与党的一大一样，也是13人。新民学会成立时，除了毛泽东和蔡和森，还有何叔衡、李维汉、萧三等11人。

毛泽东回忆说，那一天天气晴好，微风吹拂着蔚蓝色的江水和湘江两岸鲜绿色的小草。这一美景给所有与会者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1920年，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这一年，他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1921年6月，在“黑云蔽天，作欲雨状”的天色中，毛泽东和何叔衡在湘江边搭乘一艘轮船，赶往上海参加党的一大。

山间小道与革命大道，似乎有着某种天然的历史暗合。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从来没有停止过寻路与探路。长征途中，他曾亲笔写过一张《行军告示》：“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小路、直路和弯路。”“走过白天是黑夜路，走过黑夜是白天路，走过天涯还有路！”“走上坡路、下坡路、岔路和斜路，还要准备走绝路！”“走完绝路，我们再赶路！”

不知道在后来风雨如晦的岁月，抑或红旗漫卷的征途，毛泽东有没有想起过这条韶山小道？倘若当年没有走出这条小道，中国的革命道路是否会重新改写？这条小道，见证了一代伟人的求索与成长，也见证了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他们少年时艰辛寻路的样子，何尝不是我们党少年时艰苦求索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