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报道 记者鲍宇雁 实习记者 刘征宇 梅旭航】日本的战败结局显而易见。
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进行了14年，使日军70%的陆军和近1/3的海军深陷在中国战场不能自拔，共毙伤俘日军150余万人。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以宣言的形式，发表了《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日本当局对此意见不一，日本主战派以种种条件为理由主张全面拒绝《波茨坦公告》。7月28日，首相铃木贯太郎在记者会上说：《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是《开罗宣言》的旧调重弹，日本政府认为公告并无任何重要价值，只有对他置之不理。
日本为自己的一意孤行付出了代价。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进攻日本关东军。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令八路军、新四军向日军发动全面反攻，同日，美军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8月15日上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盟国各战区分别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
芷江缘何成为受降地点
在日本投降当日，我国将芷江确定为接受日本投降的地点，如今，芷江城郊七里桥舞水河畔，矗立着一座大理石雕砌的牌坊，这是华夏大地上唯一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建筑物——受降纪念坊，被人称作中国的“凯旋门”，在它不远处，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
1945年8月20日，我国参加受降工作代表先后抵达芷江。在这里, 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并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于具有法律意义的南京签字前，解决了中国对日受降的全部实质性内容。
芷江，地处湘西边陲，有“西南门户、黔楚咽喉”之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此地三面环山，舞水奔流，便于机场的隐蔽和战机的出击，是屯兵驻守，修建机场的理想之地，昔日的晒谷场，逐渐扩建为机场。这块湘西南偏于一隅的山间盆地，在抗日烽火燎燃的时候，成了保密的重点，凡是涉及芷江机场空军作战及战果的报道, 都以“红岩机场”“湘西基地”“湘西某地”等代号代替。作为仅次于昆明空军基地的远东盟军的第二大军用机场，对于战略机动和安全警卫十分有利。
1945年4月，日本侵略者为了打开攻占陪都重庆的大门，妄图夺取芷江空军基地，集结8万余兵力分三路合围芷江，史称“湘西会战”。历时两月，我军打得日军狼奔豕突, 损失惨重,最终日军彻底溃败，这是中国人民八年抗战中的最后一次的战场。当时美国《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芷江会战胜利佳音，可视为对日战争转折之暗示”。湘西会战的胜利标志着中国抗日正面战场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从日军角度而言，选择芷江作为受降地，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讽刺。
8月18日，中国政府在湖南芷江成立了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筹备处，8月21日至 23日，中国政府在芷江举行了中国战区受降典礼，史称“芷江受降”。
日落芷江
有人曾说，中国抗战始于宛平卢沟桥，终于芷江七里桥。在这两座桥之间，出现了同一个关键人物——今井武夫。在卢沟桥，今井武夫担任陆军少佐、驻北平大使馆陆军助理武官。他在1960年代写就的回忆录，开篇便是回忆七七事变，1937年7月7日，由于日军的挑衅，卢沟桥事变爆发。今井武夫举行了驻北平日本报界记者发布会，将七七事变的消息以日方口径公布于世，企图掩饰日军挑起侵略战争的事实真相，恶行累累。1944年10月初任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为他的芷江之行埋下了伏笔。
1945年8月21日，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一行8人，受岗村宁次指派，乘坐岗村宁次的专机抵达芷江。飞机的机翼和机尾处，挂有象征投降的白布条，这架象征着日军投降的专机，在芷江停留期间，成为中国很多人留影的背景。今井武夫一行下机后，坐上挂有白旗的专车。在中方士兵荷枪实弹随行下，在日方投降代表进入和走出受降会场。
这是一个木质结构的西式平房，会场前的空地上挂起了中、美、英、苏四国国旗，屋内以木栅为界分东西两区，东区墙上挂有孙中山画像，上方是“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左右则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字联。画像前的几张桌子，此时铺上了雪白的桌布。
重现芷江受降会场的油画
所有的新闻记者似乎都处在一种异常的兴奋之中，会议未开始前，会议室里有过一度紊乱：“记者席完全被外国记者和他们带来的打字机霸占，而打字机‘哒哒’的声音立即盖过了来宾的嘈杂。
受降会场格外庄重。日方投降代表在进出会场，今井武夫等日方投降代表向中方和美方代表深深鞠躬，我方不必还礼。
受降过程中，今井武夫一直在使用“停战”代替“投降”。他的这番表态立即引起中美代表的警觉，我方代表怒斥道：“日本天皇已下诏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你在口头报告中用‘停战’代替‘投降’一词，殊为不妥，特予以纠正。”随后促使今井等人交上身份证明，验明今井武夫正身后，日方献交侵华日军兵力分布图，并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接受载有各战区日军投降详细规定的备忘录。
根据影像记录，三位日本投降代表神色焦虑、悲哀，日军中佐参谋桥岛芳雄坐下之后，不停用手巾擦头上的汗。1976年，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自己的心情:“为了顾全日本军官最后的体面，我们乘用的MC机是借用总司令官的专机，它饱经战争苦难，不仅漆皮脱落斑驳，而且满布弹痕，越看越觉得寒酸，实在也是万不得已。这就很自然让我想到安倍贞任向接待他的源义冢所诉说的诗句（源义冢是日本平安时代的武将，曾征讨安倍贞任，安倍贞任战败投降，被杀）:饱经岁月苦，线朽香横斜。且顾残衣甲，褴褛难掩遮。战败的我们，前途如同堵着一座黑暗的墙壁，消除不尽绝望的孤独和不安的心情。” 据他回忆，参与此次受降的日方飞行员松原喜八，在芷江时每次用餐都哽咽难食。
正是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出芷江。逗留52个小时后，战败者们离开了芷江。
受降仪式那天，芷江城内的街道上，爆竹渣积了好厚一层，人们的欢乐几乎到达疯狂的程度。《宁远日报》的记者易君左在报道中写道，“远方的天空还有晴朗的一角，阳光下西方的米公山头，奇怪的是，还有雨，可是在东方的云幕上出现一道七色彩虹。”
这时，他身旁的一个外国记者伸出拇指，说:“中国的虹，中国的吉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