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核试验任务中的林俊德同志（左一）（资料照片）
从原子弹到氢弹、从大气层核试验到地下核试验，林俊德始终瞄着最前沿、最难啃、最急需的课题攻坚克难。
20世纪80年代初，为适应地下核试验爆炸力学测量和研究需要，基地决定研制某种力学装置。当时，这种装置用传统的驱动技术，在国内外已经相当成熟，有人建议借鉴别人的设计来做。
不吃别人嚼过的馍，不食别人剩下的饭。凭着坚实的技术基础和强烈的科研自信，林俊德独辟蹊径，发明了新型的气体驱动发射机构，历经两年多的反复设计、加工和试验，成功研制出高效、安全、环保、性能优良的力学实验装置，至今仍被许多国内大学和科研机构广泛应用。
1966年的冬天，我国将要进行首次氢弹试验。这次试验方式由塔爆改为飞机空投，需要在高空对冲击波进行测量，要求必须尽快解决自记仪高空防冻、高空定点、落地防震等一系列难题，这对林俊德和他的项目组提出了新的严峻考验。
由于仪器要在很低的温度下工作，当时没有实验室，林俊德他们就背着仪器跑到附近的天山上做实验。
数九寒天，白雪皑皑的天山上，夜间气温骤然降至零下20多度，冻得人胡子眉毛都结了霜。空气稀薄，让人喘不过气来，每走一步都感到头重脚轻，十分困难。
氢弹的爆炸成功，又一次令国人振奋，世界震惊。
1996年7月29日，在成功进行了一次地下核试验后，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从当年7月30日起暂停核试验。以此为标志，基地的建设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进入新世纪后，作为爆炸力学的高级专家，林俊德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他担当10多项国防科研尖端课题研究，一年几乎有300多天都在大漠戈壁、试验场区度过。他以一个科学家的独特思维，敏锐发起了地震核查技术研究，在第一时间准确判断出是爆炸还是地震，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为我国参与国际禁核试核工作赢得了重要发言权。
一个人“发狂”工作一阵子容易，一辈子很难。有人说，他的科研人生就像激光一样，方向性强，始终盯着创新。
他研制的钟表式压力自记仪，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测试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我国停止核试验后，他的爆炸力学理论和实验方面的研究成果，被应用于国防尖端武器研制、工程防护和民用爆破等相关领域。
他的爆炸检测关键技术及应用等科研成果，曾先后获得国家和军队20多个重大科研奖项，而这些成果，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长期以来不被外界所知。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测一大队老队员、老党员的回信中说，忠于党、忠于人民、无私奉献，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是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奉献而不断铸就的。
天山“马兰红”
马兰革命烈士陵园“H”形代表着核武器和中国人民爱好和平意愿的纪念碑上，铭刻着这样的碑文：
“他们的生命已经逝去！但后来者懂得，正是这种苍凉与悲壮，才使‘和平’二字显得更加珍贵。”
纪念碑底座和台阶用附近天山上的马兰红花岗岩砌成。这种石头，看上去并不鲜艳夺目，甚至显得有点黯然平淡。但一经暴雨烈日，便马上呈现出残阳如血的殷红色。这种被当地人称为“马兰红”的石头，就是马兰人的英雄本色。
“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马兰精神，使我们赢得了国家和人民的尊重，这是我们的传家宝，千万不能丢。”这是弥留之际，林俊德最后的交代。
走进罗布泊的人，无论是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还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军人，他们为了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自觉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林俊德这一辈子就是为核试验而生、为核试验而活的人。
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起，林俊德和妻子黄建琴在核试验的人生路程上，相扶相携走过了45个春秋。
在一次看电视节目时，当主持人说“有爱你就大声说出来”时，林俊德对坐在身边的妻子黄建琴深情地说：“我们一起生活几十年了，没说过我爱你，但实际上都做到了。理解对方，默默支持对方，这就足够了！”
万人一杆枪，众人一面旗。在那个特定的年代，第一颗原子弹的参试者们都严守“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儿”的保密要求，以“出差”为由匆匆告别亲人，西出阳关，远走大漠。
在马兰，几乎人人都耳熟能详地讲述那棵老榆树的爱情故事：
奉命秘密出征的王茹芝教授与她的丈夫张相麟，一天竟在罗布泊的一棵老榆树下不期而遇。老榆树就像一个信物，更是一种见证，这个近乎牛郎织女般的爱情故事，被组织指挥核试验任务的张爱萍将军知道后，将军遂将这棵老榆树起名为“夫妻树”。
林俊德和黄建琴虽不在“夫妻树”下相识，但罗布泊就是他们的月下红娘。当时在核试验中小有名气的林俊德，不知何时竟悄悄地走进了黄建琴这个从南京大学毕业、来场区工作不久的女大学生心里。
1967年春天，一把桌椅一张床，他们俩人的行囊合到一起，就算结婚了。
茫茫戈壁，他们一次次目击了大漠之光，一次次聆听了东方巨响，每一次都是激动地相拥而泣，热泪盈眶。
试验场区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风沙满天，有时刮得人站都站不住，人在对面都互相看不见。饮水困难，他们只能喝孔雀河的水，河水又苦又咸，有人喝了拉肚子，几天都起不了床。
出生于福建省永春山区的林俊德，是新中国培养出的科学家，是靠党和政府的助学金读完中学、大学的。为此，林俊德常对儿女们说，能有今天，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培养，做人一定要懂得感恩，要赤诚报国。
《林俊德的全家福》——2019年春节前夕，林俊德同志家人与林俊德英模挂像合影 。 李嘉伟/摄
林俊德从浙江大学毕业入伍，在戈壁滩一干就是几十年。
“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林俊德这一生带出了那么多优秀的研究生、博士生，但自己的女儿却没能够考上大学，这始终是林俊德心里的一个痛。他心怀愧疚地对女儿说：“你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没有教育孩子的经验，是我们的实验品，你就多担待点吧。”
出门在外，吃请、请吃的活动林俊德从不参加，他就喜欢自助餐；讨论会上该说就说，不管在座的官大官小，从不畏惧；军内外各种评比会，只要不是自己专业范围内的，他一概谢绝参加。基地为他报全国先进和何梁何利奖，被他坚决拒绝；外单位评院士送材料的人，每次都被拒之门外；有人求基地领导说情，说评审会上林院士这一票很关键，希望帮着通融通融。领导一听就笑了：“别白费劲，连我送点茶叶他都再三推辞，你们还是好好准备吧。”
有时，林俊德也感叹自己一生最大的缺点就是不懂人情世故，不会“做人”，可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心里，他是一个难能可贵、很纯粹的人！
身为院士和博士生导师的林俊德，临终前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一个补了又补的铝盆，用了十多年；一块手表坏得都磨手了，就用透明胶粘住，一直戴到他临终。
林俊德生命最后的这段时光，也是他一生中陪伴家人最长的日子。
病房里，握着林俊德慢慢变凉的手，已是霜染鬓发的老伴儿黄建琴说：“老林啊老林，这是我第一次把你的手握这么长时间。40多年了，你把家当旅馆，一心扑在工作上，活着的时候，你是国家的、军队的，你现在终于属于我了……”
“我一生从来不给组织添麻烦，死后把我埋在马兰。”这是林俊德对组织上的最后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