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拓宽用人视野，以更高的站位和更宽的视野去发现人才，使用人才，配置人才

神州遍人才，行行出状元，关键是要有用人的胸襟，识人的本事，聚人的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方方面面优秀人才聚集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需要打开视野、不拘一格，充分盘活干部资源，把干部队伍和各方面人才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人才队伍规模不断壮大，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创新成果大量涌现，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在全球创新版图中位势节节攀升，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引领支撑作用越来越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求贤若渴。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古人求贤的最高目标是“野无遗贤”，这是古人从历史事实中得出的一条经验。历史上，刘邦、曹操、李世民、朱元璋等都曾下诏广泛求贤。李世民说：“明君傍求俊乂，博访英贤，搜扬仄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房玄龄、魏征等人能够被委以重任，成为宰辅重臣，与唐太宗这种选人用人理念有很大关系。毛泽东同志曾经赞扬曹操“懂得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90多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胜利走过千山万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始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广纳一切人才，从而“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出发，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配置人才。要坚持干部工作一盘棋，拓宽人选来源渠道，从各个行业、各条战线选拔优秀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拓宽用人视野，要坚持在实践中发现干部，在实践中培养历练干部。实践是干部成长的课堂，也是干部经受考验和展示才华的舞台。中国历史上，许多名人志士为官从政是从基层实践起步的。孟子从舜、傅说、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人的经历中总结道：“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北宋政治家王安石，27岁担任浙江鄞县知县，任职3年，“治绩大举，民称其德”，为以后革新变法打下基础。把实践锻炼作为提高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重要方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列宁说过：“管理的艺术并不是人们生来就有，而是从经验中得来的。”我们党历来强调在干部选拔任用上要树立重视实践经历、重视基层的导向，把基层一线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的基础阵地，注重选拔长期在条件艰苦、情况复杂、工作困难地方努力工作的优秀干部。现在，有的干部最缺的就是实践经验，特别是缺少在重大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的经历，导致在大风大浪的考验面前惊慌失措，没有主见。必须强化实践磨炼，把火热的实践作为最好的课堂，创造更多机会让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壮筋骨，保持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实践锻炼不是去“镀金”，更不是去走过场等着提拔，而是要真正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在改革发展的主战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砥砺品质、提高本领。要有组织、有计划地把干部放到重大斗争一线去真刀真枪磨砺，强弱项、补短板。

实践锻炼对于干部的成长，既是增长才干的必修课，同时也是提升党性修养境界的必修课。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不是古人囿于时代局限所认知的“闭门思过”，而是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伟大社会革命实践中改造主观世界。政治上的忠诚、执着、坚毅，归根到底是实践问题，在实践中形成，在实践中铸牢，在实践中经受检验。

四、激励干部积极性，在选人用人上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共产党人要有进行伟大社会革命和伟大自我革命的精神。物质可以变精神，这叫唯物论；精神也可以变物质，这叫辩证法。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讲过这样的道理，习近平总书记也向全党讲过这样的道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激励干部增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这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与广大干部改革创新、干事创业、担当奉献是密不可分的。当前，落实好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更加需要广大干部积极作为、主动担当，尤其需要把干部队伍建设得更有理想、更有力量、更有干劲。

干部的积极性从哪里来？既从自身的党性修养中来，也从组织上的激励和严格管理中来。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严管就是厚爱，就是对干部真正负责。“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历史反复证明，治国必先治吏。我国历史上的“盛世”都是顺应时势、严格吏治所带来的；我国历史上的衰乱之世，无不与吏治腐败、吏治废弛有着密切关联。以唐朝为例，在贞观之治、开元之治这样的“盛世”，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文治武功，离不开强化吏治的监察体制。这种监察体制对监督各级官吏的作为，维护政令的上通下达，缓解官民之间的矛盾，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一台三院（御史台和台院、殿院、察院）为核心的全国性的监察网络，以魏征、张九龄等为代表的敢于犯颜谏劾的监察官，以《监察六法》为主干的监察法系，以及以皇帝对御史出巡的监察重点作出“因事而发”的制诏为辅助手段，这一系列监察制度、法律和人事的安排，大大强化了吏治的有效性，促进了社会的良性运行。同样，唐朝的衰落，从吏治角度看，映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吏治腐败更是我国历代王朝走向衰亡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共产党是执掌全国政权的党，这就决定了治国必先治党，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管理干部。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大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力度，反腐倡廉取得历史性成就，推动政治生态持续改善、党风政风明显好转，凝聚起了干事创业的磅礴伟力。“为官避事平生耻。”党的干部是人民公仆，自当干字当头，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如果组织上管得严一点、群众监督多一点就感到受不了，就抱怨“为官不易”，还能叫共产党的干部吗？只有从严管理，才能让干部懂得权力的来源与边界，把准奋斗的方向和重点。当然，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是把干部管死，而是为干部干事创业划出“安全区”，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更好促进事业发展。对干部身上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早提醒、早纠正，这是爱护干部，而不是苛求干部。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抓住影响干部干事创业、担当奉献的关键症结，强化正向激励，加大治庸治懒力度，狠刹歪风邪气。要把严格管理干部和热情关心干部结合起来，既要求干部自觉履行组织赋予的各项职责，严格按照党的原则、纪律、规矩办事，又对干部政治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怀，让广大干部安心、安身、安业，推动广大干部心情舒畅、充满信心，积极作为、敢于担当。

激励干部干事创业，就要为真干事、真创业的干部营造大有作为的广阔空间，使他们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即使是失败了，也要分清原因，正确对待。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难免出现瑕疵和失误。宽不失法，严不失德，宽严相适，稳中求进，这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2018年，党中央专门就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就是向广大干部发出攻坚克难、奋发作为的动员令、集结号。要鼓励探索创新，宽容探索创新中的失误，满腔热情地帮助干部成长成才，如果一味求全责备，干部的积极性就会遭到伤害。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保护那些作风正派又敢作敢为、锐意进取的干部，最大限度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当干部因敢抓敢管、敢闯敢试而遭遇挫折失误、受到非议时，当干部因不实举报受到委屈、被人误解时，组织上要为他们说公道话，为他们加油鼓劲、撑腰壮胆，该澄清的及时澄清，该正名的公开正名，使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心情畅快投入到工作中去。要在选人用人上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激励各级干部撸起袖子加油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干部从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这句话既有明确的指向性，又有微言大义在深处。现在，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文山会海”有所反弹；一些基层干部忙于填写各类表格，甚至没有时间深入基层调研办实事，等等。特别是一些“痕迹管理”重“痕”不重“绩”、留“迹”不留“心”，简单以留痕多少、上报材料多少来评判工作好坏，干部忙于“造痕迹”、“凑业绩”，疲于奔命、苦不堪言。这些无谓的事务既占用干部大量时间，耗费大量精力，又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必须坚决杜绝。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的，要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要讲究科学、讲究方法、讲究效率，把各方面信息集中起来，建立信息库，实现信息资源共享。要控制各级开展监督检查的总量和频次，减轻基层负担，让基层干部把更多时间用在抓工作落实上。

回望来路，历史始终如一盏明灯，照亮中国共产党人“赶考”的道路。当年，毛泽东同志曾致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重视、研究、借鉴历史，在如何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方面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要求，为打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干部队伍指明方向，激励我们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