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是创新的支撑，是军队改革的先导。联合文化的构建与培育，必将引领和推进改革强军进程
文化是军事创新的支撑，是军队改革的先导。联合文化所涵养的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行为习惯，还是一种创新动力。虽然刚开始官兵对联合文化的接受是不自觉的，但在长期濡染熏陶下，就会变成主动的、自觉的，以至最后形成一种精神风尚，成为一种文化标识。
1955年的一江山岛之战，是我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渡海登陆作战，对三军指战员而言都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在战斗发起前，不少官兵有浓浓的神秘感和深深的忧惧感，陆军担心空军炸弹会不会炸到自己的部队，还担心海军登陆艇能否准确快速地把登陆部队送上登陆点；海军担心空军能否控制海区制空权，对自己会不会造成误伤；空军则顾虑陆军的火炮会不会误伤自己的强击机等等。为了统一参战人员思想，前指党委广泛深入进行协同作战的思想教育，组织参战部队互访互学，为打消官兵思想顾虑、取得协同作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61年弹指一挥间，联合作战的发展演进虽然已不可同日而语，但联合文化对于我军推进改革、赢得胜利的战略支撑作用依然没有改变。
我国著名学者钱穆曾指出：“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联合文化的构建与培育，是基于现实问题而展开与进行的。就当今时代而言，联合文化越是创新推进，军队的改革就越会有力驱动、顺利推进。
倡导联合文化首先要突破传统思维的窠臼。未来的联合作战，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配合上，采用的是集约增效、联合制胜的体系思维，对影响作战的各种变量进行集中调控；在兵力编成、火力配系和支援保障上采用的是“搭积木”“拼图形”的方法，对作战要素进行优化组合，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的传统思维，取而代之的是“打什么仗创造什么条件”，是典型的“牵引式”“集成化”的创新性思维。“牵引”是相对于“推动”而言的，即“用未来引导现在，而不是用过去和现在推测未来”；“集成”是相对于“分布”而言的，是用信息主导、体系对抗、精兵作战、联合制胜来贯通的，而不是各自为战。这种创新思维方式的产生，必然肇端于联合文化，厚植于联合文化，发展于联合文化。
人类学家瑞菲尔德认为，价值取向制约着人类实践的一切选择、愿望以及行为的目标和方式。从未来战争需求来看，如果官兵缺乏了联合文化的凝铸作用，没有养成自主协同、自觉配合、交链互动的联合文化精神，武器装备再先进，也难以构建起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作战能力。从当前改革强军战略布局来看，对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的优化调整，就蕴含了内聚塑形的联合文化因子，彰显了集约高效的联合文化精华，对于凝聚联合作战共识、指导联合作战行动、提升联合作战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联合文化一旦形成，就会持续发挥作用，深入到部队建设的各个方面，融入到官兵生活的点点滴滴，不断强化深层思想认同，推动联合层次跃升。对于这场全局性、整体性变革而言，体制编制的调整只是第一步，要推进改革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迈进，改革层面由重点领域向各个部位深化拓展，推进改革向更深层次突破，需要靠联合文化持续发力、持久推动，需要靠联合文化不断激发官兵动力、增强建设活力、提升联合能力。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支军队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联合文化深刻把握了战争形态演进的历史规律，准确反映了现代战争的制胜机理，高度契合了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时代要求，必然会在改革强军的征程上同频律动、高歌猛进，必然会让改革中的人民军队焕发出新的生机和强大战斗力。
（《中国国防报》2016年04月12日 0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