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体制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文化是体系融合的关键。改革强军，必然要求全面打造具有我军特色的联合文化
体制是“形”，是联合的基础和载体；文化是“神”，是联合的灵魂和关键，二者同处于变革之中，相互促动、相得益彰。打造一支形神兼备、高度融合的联合作战力量，离不开联合文化的塑造和构建、引领和支撑。
恩格斯指出：“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差别。”也就是说，对于联合作战来说，“1+1”并不一定等于2，但如果有好的体制机制，就有可能产生“1+1>2”的效果。只有通过构建与培育一种以“相互认同、彼此包容，有机协调、高度融合，体系作战、联合制胜”为主题内涵的联合文化，才能真正实现各参战力量的“珠联璧合”，产生联合制胜的最佳效果。
联合文化的直接功能是化解军种组织冲突，本质是反映和引导军事组织重构。从一些国家的经验看，联合文化最初主要是针对军种文化而提出来的。如果只是单靠行政力量和法规制度，而不依凭联合文化来引领和推动军种行动的统一和联合作战的推进，是无法形成和生成正确的联合使命观、价值观、行动观和能力观的。比如，美国陆军“不可取代”的荣誉意识，海军“任务自决”的独立意识，空军“技术至上”的创新意识，海军陆战队“永远忠诚”的职责意识等，都是各自军种文化的标签，在一段时期内，出于各自军种利益的考虑，这些军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阻碍联合体系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美前参联会主席柯林·鲍威尔在其《角色与任务》中指出：“军种文化使各军种想在各项任务中扮演领军角色，这无疑会使联合作战沦落为一种形式。”
联合文化的基础是军种文化。只有观照了军种文化的“同源”本质，又不忽略其“异质”属性，充分汲取各方营养，准确吸收各军种的优秀文化因子，才能铸造出十分精彩的联合文化。可以说，没有军种文化的兴盛，就没有联合文化的繁荣；没有联合文化的融通与彰显，军种文化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虽然我军目前还部分存有军种思维、缺乏联合意识，但相比较而言，我军有着听党指挥的政治优势，有着集中统一的指挥优势，有着三军同源的组织优势，有着勇于牺牲的传统价值观念，对于克服军种利益、打破军种壁垒等问题具有天然的优势和传统。改革之下，大局之中，军种“联”的意愿与日俱增，官兵“联”的行动更加自觉，鼓励联合、促进联合、深化联合的文化建设动因，必将在改革强军的进程中蓬勃发展、竞相迸发。
联合文化的先进性，必然通过联合体制的科学性呈现出来；联合体制的科学性，必然会极大促进联合文化的形成。此次领导管理体制、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格局的逐步形成，要求我们必须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全面打造具有我军特色的联合文化，引领改革强军进程稳步向前发展、快速见诸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