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英雄在哪里集合，哪里就是民族的希望
鲁迅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本有6次机会脱身，却执意赴死：“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1905年，陈天华则在写出了《猛回头》这篇呼唤中国人精神的檄文之后蹈海自尽，“恐同胞之不见听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
近代中国的舞台上，多少英雄豪杰、仁人志士登台亮相，为何终究没能让一个古老民族走出苦难、赢得解放？直到我们这个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直到一个新兴的无产阶级政党“唤起工农千百万”。
“七·七”事变后，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青年奔赴延安。人群中，有出身豪门的少爷小姐，有山野乡村的农家子弟，有满怀激情的青年学生，有向往光明的知识分子……
这个战前仅有3000人的小城，在1938年至1939年间最多一天就有1000多人到达。
近代中国的民族复兴一挫再挫，就在于没有一个能够把全民族凝聚起来的坚强核心。为什么在最艰难的时刻，中国共产党成为英雄志士的“集合地”？
作为第一位亲赴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美国军事观察员，埃文思·福·卡尔逊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这样描述中国共产党：“甚至要是中央政府决定向日本人妥协，我相信这个集团将继续抵抗日本侵略……他们将打下去，直到最后一个人，或者直到把日本侵略从中国领土铲除。”
一位年轻的军人问得好：为什么日本侵略者多次诱降国民党，对共产党却从未有过？
抗战未终，国民党中央委员降日者竟达20余人，100多万军队整支整支地带枪投敌。抗战至终，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一向日本人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去当伪军……
两个政党，两支军队，在抗日烽火中不仅验证了谁是真金，也给一批批英雄儿女指明了去处，指明了方向。
英雄在这里集合，凝聚成一股无比蓬勃的力量，“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
三、英雄本色，一种甘愿牺牲的活着
有一种活着是为了牺牲，有一种牺牲是为了我们的民族能抬起头来活着……
1941年9月25日，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1团第7连第6班班长马宝玉，副班长葛振林和战士宋学义、胡德林、胡福才，抗击日军的“大扫荡”，最后宁死不屈，跳下数十丈深的悬崖，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
踏访巍巍太行，许多老人含泪告诉我们，宁死不屈，舍身跳崖的，何止“狼牙山五壮士”？
在晋西和顺，1943年5月5日，日军纠结重兵合围八路军总部。后勤部参谋主任曾仁文带领警卫部队阻击敌人，最后战至6人，弹尽粮绝，跳下壁立千仞的阳曲山，英勇捐躯……
在冀西井陉，1940年9月6日，妇救会主任吕秀兰带领的地方抗日队伍，不幸被日军包围在挂云山。吕秀兰带领突围失败的5名战士，纵身跳崖，壮烈牺牲，其中的儿童团员康三堂，年仅15岁……
纵然明知必死又如何？
城外7000日寇，还有飞机、大炮；城内兵力不足3000人，身背“川造”步枪、土制手榴弹。守得住吗？
站在山东滕县的城墙上，第四十一军代军长王铭章，这样回答：“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
苦守孤城，血战四日，小小县城落下3万余发炮弹！
城破，日军飞机掠过空中，投弹扫射，王铭章身中七弹，全身浴血。卫士扶住王铭章，他用最后的力气高喊：不要管我，快杀鬼子！
城破，滕县县长周同对身边的人说：“抗战以来，只有殉土的将领，没有殉职的地方官，吾愿开此先例。”说完从城上纵身一跳！
城破，一座大宅子里，300多名重伤的川军子弟，互相拉响手榴弹自炸，宁死不落敌手！
今天之所以还能有中国，就因为曾经有这样的中国人。在最黑暗、最困难、最无助，许多人万念俱灰的时候，仍然在用他们的灵魂，用他们的血性，支撑着中华民族的脊梁。
抗战艰难之时，安县青年王建堂，请缨参军杀敌，老父王者诚，送给儿子一面白布大旗，旗的正中竟然是一个斗大的“死”字！旗子左边的小字写道：“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
谁能想象，数十年前，这位白发老父握住斗笔时该是怎样的抖动？
这就是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是他们照亮了黑暗，留下了今天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