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国根性”与极端民族主义
人们常常发问，为什么日本这样一个岛国，在近代“不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屡屡成为发动侵略战争的策源地？个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仅从地理和民族性传统的角度考察，其最原始、最直接的根源就在于日本统治阶级的“岛国根性”。
自古以来，日本就存在着两种“岛国根性”。一种存在于广大日本国民之中，优点表现为勤劳、顽强、谦恭、易于满足等，不足则表现为自卑、小气、服从等。然而，“久卧者思起，久蛰者思启”。这种民族性在统治阶级身上发生了畸变，走向另一个极端，自卑畸变为狂傲自大，小气则流变为褊狭固执，最终发展成为极端民族主义。
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核心要义，一是“皇国论”，即宣扬天皇是“天日之嗣，世御宸极，终古不变”，天皇“万世一系”，应当“君临四方”，“皇化日洽，土疆日广”；二是“大和民族优越论”，认为大和民族居于“神州”，是“天之子孙”，世界其他民族皆系“戎狄”，日本文化优于其他民族文化。
在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思想蛊惑下，日本不少“变革先驱”都露骨地提出了侵略扩张的主张，其中的代表人物佐藤信渊在其《宇内混同秘策》中直言不讳地讲到：“世界当为郡县，万国之君当为臣仆。”为实现这一征服世界的目标，他力主首先侵略中国，“席卷支那北方，而以南京为皇居”。另一代表人物吉田松阴则主张日本要“取朝鲜，掠满洲，压中国，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退固守之基，使神功（指天皇）未遂者得遂，丰国（指丰臣秀吉）未果者得果”。
“岛国根性”在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得到了彻底的反映。事实上，这些所谓“变革先驱”，大都是极端民族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较早地接受了西方列强先进的技术思想和扩张理论而已。佐藤、吉田等人的思想后来均被日本政府所采纳，“大陆政策”“田中奏折”等官方政略战略文件便是这些思想主张的具体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历史表明，日本统治阶级正是沿着上述极端民族主义的道路将包括日本在内的不少亚洲国家一步步推向灾难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