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亚太一些国家针对中国不断挑起事端，美国更是接二连三、别有用心地“指责”中国。而就在这些外部事件吸引中国人注意力的同时，“第五纵队”的网络进攻也一刻都没有停歇。最典型的事件是发生在2012年的“吴英案”。这本是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案件：吴英非法集资达7.7亿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挥霍了3000余万用于吃喝玩乐和赌博。由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法院依法判其死刑并经过最高人民法院复审。但逢共、逢政府必反的一些所谓“公知”、大“V”，一起发声称是中国融资制度和法律存在问题，进而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一些门户网站为他们“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最后，在舆论压力和政治干预下，迫使最高人民法院将最初的死刑改判为死缓。这个事件，使网络“公知”们深受鼓舞，认为依靠集体发难和网络助推，可以操控舆论进而影响国家政策，由此，中国网络上开始出现一波又一波的舆论围攻事件。
2013年元旦，发生了“南周”事件，在“吴英案”中利用网络兴风作浪并尝到甜头的那批人，这次居然妄图借助舆论“绑架”中央大政方针。之后，还是这批掌握了网络舆论话语权的人，又将攻击目标锁定到经批准后上网的中国军人代表，采取造谣抹黑等方式对他们进行恶毒攻击。随后则是“红十字会”事件再度发酵、被炒作，在中国国家级慈善机构被妖魔化的同时，一些背景复杂的基金会借机“登堂入室”，个别基金会的资金来源甚至与达赖集团有关。2011年7月23日，温州动车事故发生，这本是一个铁路交通运营中的偶发事件，与高铁技术、项目质量无关，然而，网络“第五纵队”却借机向高铁乃至整个铁道部发起舆论攻击，全力鼓噪中国高铁项目下马。而借此事件煽动舆论围攻背后的战略动机，一是破坏中国通过高铁布局的西进战略；二是为国外航空集团的现实经济利益服务。这和《新快报》事件中，境外机构出资雇佣中国无良记者抹黑中国设备制造企业的用意如出一辙。
由于掌控着传播迅速、动员力巨大的网络媒体，同样的一批人按照操纵“吴英案”舆论的手法，又制造了“陈宝成事件”。2013年8月11日，原《南方都市报》记者、现任财新传媒记者陈宝成在家乡平度为拆迁维权，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刑拘。随后，大批网络“公知”掀起了声讨平度政府的声浪，一些接受西方资助的法律学者也倾巢出动，借法律名义给青岛市委、市政府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海外“金主”在美国情报机构的指挥下，出巨资资助大批律师、记者进驻平度，鼓动当地村民反抗政府，试图将平度事件搞成一起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通过该事件可以看出，网络“第五纵队”已经具备高度的组织化、程序化特点，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就借助网络直接向中国法律体系和政府发起攻击。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王维佳分析新浪微博上有关“吴英案”的言论之后提出：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实际上为“党派性”的意见表达和特定政治观念的宣传提供了主要渠道，这一平台上所提供的言论与意见，与任何传统媒体相比，都具有更明显的“党派特征”和“宣传意味”，而不是公共性和开放性。在微博特定议题的讨论中，影响舆论的意见领袖由社会角色和阶层属性十分相近的固定群体构成，持有同质化的政治观念，与这些政治观念相悖的事实和意见很难进入群体的讨论中；这一群体在讨论特定政治议题时，有着明确而统一的政治目标，并利用网络空间主动发起政治动员，试图影响现实政治决策，甚至推动政治体制变革。加拿大西蒙雷泽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赵月枝对此评论说：在社会性与公共性的宣称下，我们看到了微博上面“赤裸裸的阶级性”。这应证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经典的一句话：“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赵月枝指出，今天我们要反思：公共性是不是以阶级性为基础的？是不是不能抛开阶级性来谈公共性？
在国内一小部分反动学者，利用网络掀起反共、反政府乃至反华舆论狂潮的时候，十四世达赖集团、热比娅、疆独、藏独等邪教组织是“第五纵队”的盟军，不失时机地予以配合，妄图内外联手、里应外合地颠覆社会主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