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旅词作家、九十一岁老兵邬大为回忆抗美援朝往事——

一辈子为战友写歌

■邬大为

上世纪70年代，邬大为（右一）为某红军团官兵教唱团歌。作者供图　　

邬大为在创作中。荣俊运摄

1949年夏天，16岁的我从上海一所中学毕业。听说驻扎在上海的第25军文工团在演出歌剧《白毛女》，我跑去观看，被深深吸引。此前，我从没看过如此动人的表演，特别是“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唱词，让我印象深刻。

后来，第25军文工团招兵，我兴冲冲去报名。“你会什么？”“会唱歌。”“唱什么歌？”“《东方红》。”面对文工团招考人员，我响亮地唱了一首《东方红》，又用口琴把这首歌吹了一遍。第二天，文工团放红榜，上面写着“邬大为”，我就这样入伍了。

1952年9月，文工团要随部队入朝。我们刚抵达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气氛一下子变得很紧张。看到新发的棉衣上写有“姓名：邬大为；血型：A型”，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意识到自己真的要上战场了，可能要流血甚至牺牲。说一点都不害怕是假的，但我当时心里更觉得光荣。

在战场上，我们白天黑夜颠倒着过。敌机太多，我们只能白天隐蔽休息，太阳落山后再组织修工事、运送粮食和弹药。水源被敌人封锁，我们用的水，是战友冒着生命危险找来的。每名官兵有一个搪瓷缸，是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送给我们的，大家每人每天舀一缸水，喝水、洗脸、刷牙就用它。

条件虽然艰苦，官兵依然士气高昂。一次演出结束后，因地面湿滑，我不小心崴伤了脚，文工团团长安排我搭车返回营地。出发前，开车的老班长对我说：“晚上情况复杂，你坐稳了就行，别的情况我来处理。”果然，出发没多久，随着两颗照明弹升空，我们看到有敌机飞来。突然，老班长来了个急刹车。我一看，敌机在前方约50米处投下两颗炸弹，如果不是紧急刹车，我们刚好会行驶到炸弹落点上。

敌机飞走了，我听到老班长急切地询问：“同志，还好吗？”我连忙应答“还好”，内心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还有一次，一名警卫员带我们到前线阵地演出，途中经过敌人的炮火封锁线。警卫员告诉我们：“敌人炮弹打过来时，有两种声音，一种是长音，从头顶上飞过，这是远的，不用管；还有一种是急促的短音，就在身边，要马上趴下。要分清楚，不要慌……”他话音未落，炮弹就响了。

短音！我马上趴下。当时，我只感到身上有很重的东西往下压，以为是被炮弹掀起的土压住了。过了一会儿，“重物”突然动弹了。原来，炮弹飞来时，警卫员一下子把我推倒，用身体挡住了我。

在阵地上演出，战友们都很照顾我们文工团员。一次，我们在坑道里演出，刚演了一半，两枚燃烧弹在坑道口爆炸。看到我们跟着大家一起扑火，连长下命令：“把文工团员送到最安全的地方！”坑道中间是最安全的地方，但因为炮火让坑道中的氧气越来越少，我渐渐昏迷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邬大为醒了！邬大为醒了！”我睁眼一看，身边都是“白大褂”。原来，我们所在的坑道被敌人炸塌了，官兵紧急把我们救出来，送到后方包扎所。

战友们在炮火硝烟中的英勇奋战和对我们的一次次舍身相救，让我充满感激。我下定决心，要倾尽一生为战友表演、为战友写歌。

后来有一天，我们在山坡上演出时突遇敌机轰炸，参加演出的30名战友，有11名牺牲。“后天的演出，你们不要参加了。”师政委对幸存的文工团员说。大家一听不干了：“前线战友负了伤，还在坚持战斗，我们还有十几个人，还能演出，更要演好……”那次演出非常成功。

1958年回国后，我从事歌词创作，几十年里陆续写出《红星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师长有床绿军被》等广为人知的作品。2000年离休后，有人说我“功成名就”可以享享清福。我并不那么想，从抗美援朝战场归来，曾经那么多战友就牺牲在我身边，如果停下创作的脚步，我感到对不起他们。

去年11月，第十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之际，我与老战友铁源合作，创作了一首《战友啊，我接你回家》——

“这里山河无恙，岁月静好。啊，战友，啊，战友，我接你回家，接你回家……”

愿歌声捎去我的思念，为了那些逝去的英烈，为了那些可爱的战友。

（赵威、王晓辉、李禹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