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是一种不计得失的奉献。

关于赵纫兰的无私，有一个著名故事。

大家都知道，李大钊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主任，在当时，北京的小学教师月收入不到二十元，包月的黄包车夫每个月只开五到八元，而作为高校职工，李大钊刚到任的时候月工资是一百二十元，半年之后又增加到了一百四十元，后来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工资又有所增加，月收入在二百元左右。

北京大学教职员薪金册。

 

以当时的物价水平，他的月薪能够买下四千四百斤上好面粉，就算下馆子，到北京前门饭店吃他们的名菜“红烧翅根”，也可以点上一千二百份，是一家人一天三顿都吃不完的份量。

AI修复后的北京城百姓日常生活。

 

可是，操持家务的赵纫兰却时常感到窘迫。因为，当时的李大钊已经在积极筹备建党事务，每月会从自己收入中拿出80元作为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与此同时，他还常常接济生活困难的学生和工友，甚至预支工资借给别人。

李大钊为刘仁静等人担保学费、住宿费等的字条凭证。

 

对此，赵纫兰没有任何怨言，只是更加精心安排家用开支，处处从简，用过农村日子的办法在北京这座城市里生活，因为舍不得用油，连家常的葱油饼都很少做，常常是直接用饼卷着大葱来吃，而即使这样，一家人也只能饥一顿饱一顿。直到这事传到北大校长蔡元培耳中，他直接出面进行“干涉”，让会计科每月发薪时扣除一部分，直接送到赵纫兰手中，才保障了李大钊一家人的日常生活。

电影《革命者》剧照。

 

除了毫无怨言地让丈夫将家用拿去支持党组织活动，赵纫兰还是李大钊革命事业上的重要帮手。每当李大钊在家里与同志们谈论事情时，她就承担起在门外站岗放哨的职责，有时还会帮忙传送情报，在李大钊几次被通缉时，常常只有她一个人知道其行踪，即使受到威逼利诱，她也从未透露过半句党和李大钊同志的秘密。

李大钊受刑报道。

 

李大钊就义后，家里连下葬的钱都没有，直到6年后才以公葬的方式筹集到钱入土为安。甚至在处理丈夫后事时，她都坚决服从党组织安排。当时中共地下秘密组织出于对形势的判断与她商议，想将葬礼变成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她对此毫不迟疑：“李先生是属于党的，他是为革命而死的，党组织怎样指示，就怎样办吧！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去做。”

李大钊葬礼图。方大曾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