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移动媒介也是一种掌心媒介，随着这一媒介的普及和使用，原来的战争传播呈现出新的特征，传播者可以通过它传播，受传者可以通过它接收信息。移动媒介把原来媒体间的战争变成了“掌心里的战争”。移动媒介和其他传统媒介相较，更具有“魔弹”的力量。

关键词：掌心里的战争；移动媒介；“魔弹”

魔弹论是传播学的一种理论，意指传播媒介拥有强大的力量，在它面前，传播对象就像靶子被子弹击中一样毫无防备能力，常常被传播媒介的信息内容所击倒、征服。魔弹论因此也叫“枪弹论”“靶子论”等。其实，各种传播媒介就是“魔弹”，是武器。在掌心时代，移动媒介（主要指手机）更像是被人操控在手里的武器，它所发送的信息就像一颗颗子弹一样精准击中同样手持移动媒介的受众。

战争作为夺人眼球的冲突性信息，往往是传播媒介最热衷捕获、传播的信息。普通受众在第一时间就能通过自己的移动媒介获得有关战争的新闻，战地新闻能够更轻易地被手持移动媒介的所有在场者向全球发布出去，围绕战场话语权的争夺构成了“第二战场”，战争双方的战争宣传工作更加得心应手。这一切形成一种新的“掌心里的战争”景观、话语和模式。

一、掌心里的战争景观

纵观人类历史，有关战争的记录、报道不胜枚举。这一切离不开媒介。而从媒介的特征看，任何一种战争记录和报道都首先掌握在人的手心。岩画、书籍、报纸等，莫不如此。从绘画到文字，从信件到书籍，从听觉偏向的广播到视觉偏向的摄像、电视等，都是信息采集者、记录者、传播者双手勤劳工作的成果。但这是特指传播者一端有关信息的记录、标记、存储行为。而在信息接收的另一端，受众接收信息的方式不一定需要手的参与。广播需要调动耳朵，电视需要调动眼睛。这样的“一个巴掌”就能拍响信息、拍醒受众。然而，移动媒介的应用和普及，改变了旧的传播模式，它需要传播者和接受者“两个巴掌”同时参与，才能完整地“拍响”全部传播过程。

根据GSMA智库发布的《2023全球移动经济发展报告》，截至2022年底，全球独立移动用户数为54亿，其中移动互联网用户数为44亿。全球几乎60%以上的人口都在使用移动设备。2024年初，这一比率进一步提高，全球有超过69.4%的人口在使用移动设备。这一现象不仅象征着技术的普及，也预示着信息传播和社交互动方式的根本转变。在这种框架下，移动媒体不只是通讯工具，它还是连接个体、社群与全球信息流的纽带，同时也成为现代战争冲突中传递信息、影响舆论和塑造认知的关键载体。

传统的战争传播有几大特点。一是信息接收者需要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接收信息。海湾战争期间，很多人在电视屏幕前获知前方战场的景况，被称作“起居室战争”。电视媒介的特征决定了信息获取受到信息空间茧房的制约。二是战争报道是由专人负责的，这样的记者往往被称作战地记者。如果战地记者不到位，战场信息就很难从战场送出来。一直以来，美国和北约成员国都非常重视对战地记者的遴选和管控。三是战争报道要经历采集、编辑、审查、播出等一系列标准化、流程化的过程，才能从战场信息转变为媒体上的战地新闻，如果有一环缺失，战争报道的流程都有可能中断。

但是自从有了手机，特别是手机极大普及之后，战争报道的“景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受众对于战场信息的追求并不聚焦于场面的宏大和刺激，而在于真实和及时，所以省略掉后期编辑、裁剪和渲染的图像反而更能取得受众的信任。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战争、俄乌冲突、巴以冲突期间很多手机传输的画面令人深信这些画面确实来自于前线。血腥的场面更容易调动受众的情绪，或激动，或愤怒。另一方面，以前必须由战地记者完成的任务，现在因为媒介替换为手机等移动媒体，很多战士、平民都加入了传播者行列。亚阿战争期间很多战场画面就是由双方的战士用手机拍摄的；巴以冲突期间以色列无差别袭击各国驻加沙记者，阻止记者对外传播加沙实情，但其他战斗成员和平民利用自己的手机弥补了报道不足的情况。手机等移动媒介开启了战争报道的“掌心时代”，既弥补了传统媒体的不足，也加快了战场信息传播的速度，还为战争报道的传播主体、内容、渠道开辟了多元化的局面。

由此可见，任何时代的传播都需要通过“掌心”参与和完成，但是过去的传播是单向的、机械的，而现代的“掌心”是动态的、互联的、多元的，允许个体不仅接收信息，还能创造和分享内容，从而参与到对话或冲突中。因此，当我们谈论“掌心”时，不仅是指一个物理空间性的变化，更是一个充满多种可能性的信息互动。

二、话语权的掌心博弈

叙事之于认知，好比弹药之于枪炮。今天的移动媒介或掌心媒介以及它们所承载的叙事继续扮演着“魔弹”的角色。在信息的洪流中，如何叙事、如何说服受众，成为一场战场之外新的博弈，最终构成战争报道的话语权争夺。过去，大众需要传统媒体的程序式报道才得以了解战争景观，可现在林林总总的战争景观却总是无所不报、无时不在地出现在掌心媒介上。除了职业记者或特派记者的报道外，战争中的士兵、平民、难民等利益攸关者都可以分享自己的经历。这些报道构成战争报道的总体景观。这些景观是关于谁的、是血腥场面还是庆祝场面、多还是少、有还是无等等，直接和受众的判断相关，和战争双方所受到的舆论压力或支持相关。有人分析以色列在最近的巴以冲突期间无差别袭击各国记者，其原因既可能是无差别袭击的结果，也可能是为了掩盖战场真相的“预防性”举动。目前，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除了冲突现场的军事斗争之外，双方在“场”外的舆论空间也进行着激烈的较量。双方利用各种国际性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不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国际社会各种力量也在各种媒体上形成对立。传统媒体的立场一般是恒定的，依附于掌心的社交媒体才能更加明显地体现出舆论场的激烈较量，这种较量不仅在当事国之间展开，也在整个国际社会展开，造成国际舆论的撕裂。当然，这种撕裂对于当事国来说是更重要的，因为舆论天平的倾斜必然对某一方形成巨大的外交压力，最终改变战争或冲突的走向。

话语权的博弈在国际关系中已经越来越被重视，而对移动媒介以及高度依附于此的社交媒体的重视、利用、管控就会变得非常普遍。近20年来，美国对社交媒体的认知就发生了重大转变。一直以来，美国国防部出于对网络安全以及军事行动保密的考虑，严禁YouTube、Facebook等社交媒体站点访问其计算机网络，严格管控美国军方对社交媒体的应用。但2010年2月，美国国防部制定新政策，允许军方人员从其网络访问社交媒体，结束了对军方人员使用社交媒体的禁令。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则通知不是通过传统的新闻发布会，而是在时任国防部长助理普莱斯·弗洛伊德的推特上发布的。这表明大批美国高级将领开始了主动投身社交媒体的实践，进一步推动了社交媒体对美国军队文化的变革和影响。2022年8月15日，美国国防部发布了首个全部门社交媒体政策《社交媒体在公共事务中的官方应用》，将社交媒体纳入美军的组织文化中。从严格管控到主动运用，美国意识到如今在新闻发生时，人们首先转向的地方之一是社交媒体。因此，争夺社交媒体的叙事权和话语权将会使自己在军事冲突的“热战”和舆论冲突的“冷战”两个战场同步掌握有利于自己的主动权。对于美国军方来说，政治叙事无关真相，重要的是形成特定的价值导向。

三、掌心时代的战争宣传模式

历史上，首先系统研究战争中军事宣传问题的是传播学鼻祖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他在1927年出版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中指出宣传是对敌斗争的三大工具之一，其他两种是“军事压力”和“经济压力”。他认为，“所谓宣传，其实就是思想对思想的战争。” 战争宣传更是战争的组成部分。战争宣传不仅针对军事人员，也同时针对平民。“平民的思想是经过新闻报道，而不是军事训练，才被统一起来的。宣传正是帮助和支持这一过程的方法。”战争宣传的目的有四个：煽动对敌人的仇恨；保持与盟国的友好关系；保持与中立国的友谊和合作；瓦解敌人斗志。在总的目标之下，战争宣传要设定战术标准，包括：引起特定群体的兴趣；抵消不利的观点；避免有可能招致反驳的谎言—言外之意是谎言并非不可采取，但不能让对方轻易看穿。除此之外，还有学会抵消而不是隐瞒不利的观点；断言最后的胜利。军事宣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可资利用的工具。

战争宣传历来是交战双方树立信心、争取民心、削弱敌军意志的战术，因为人们相信战争宣传和战场上的弹药一样具有杀伤力。中国古人很早就提出“上兵伐谋”“攻心为上”“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在实际战术运用中也有过“四面楚歌”之类的典型战例。古希腊、古罗马历史中，也有大量的关于战争宣传的事例、人物等。近代以来的战争中，这样的事例和人物更是比比皆是。二战结束以后，意大利和德国都把失败归咎于宣传不力。拉斯韦尔认为列宁和美国总统威尔逊都是善于宣传的杰出代表。在现代战争中，由于掌握了更多的媒介和媒介技术，战争各方更加重视战争宣传。而且，不仅在战争期间会采取宣传战术，在战前、战后都会进行战争宣传，以达到丑化对手、占领道德高地等目的。甚至在和平状态下，美国等西方国家更是常常采取战争恫吓、战争威胁等战争边缘宣传手段，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掌心时代的战争宣传随着媒介革新不断发生变化，而且还面临着形势对其更高的要求。首先，战争宣传将成为一种全天候的“战争”形式，舆论场会有爆炸式增长的各种军事信息，其中有很多用于战争准备、战争预防以及时空转移后的心理战、认知战、信息战和宣传战等。这些宣传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其次，用于战争宣传的信息将变得更加密集、频繁、多样，许多信息具有很大的迷惑性，甚至真假难辨。由于拥有、使用手机等掌心媒介的人越来越多，这类战争宣传的到达率、接受度会大幅提升，间接提高了战争宣传的效果。依附于掌心媒介的社交媒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与受众互动的机遇，使得战争宣传成为一个双向沟通和交流过程，显著提升了情感动员的效果，使受众感受到自己是宣传活动的一部分，进而增加了宣传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最后，战争宣传表现出多元化、数字化、智能化等特征，借助于数据分析及算法技术，传播主体能够对不同受众实施信息的精准推送，大幅提升了宣传的精准度和“杀伤力”。

随着ChatGPT、Sora等AI技术的加入，智能化将是未来战争宣传的一大特征。它既能精确定位传播对象，也能量身打造传播信息；既能送达“不需要”的信息，也能制造虚假信息；既能设置议题，也能信息把关；既能让信息在战场畅通无阻，也能在战场之外引爆新的冲突；既可能激化冲突，也可能缓和局面。一切取决于我们如何使用、主导这些新的技术。世界进入一个技术全面进步的时代，也同时面临着各种风险和危机。无论如何，掌心媒介、移动媒介仍然是未来媒介的另外一大特点。掌握好手中的媒介，让它完成“AI+”步骤，才能迎接新的挑战。如果放眼更远，未来的战争可能不仅是“掌心里的战争”，还可能是“视网膜战争”“神经元战争”，没有这样的预判，就难以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姜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