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国际舞台传播好中国声音是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有利思想舆论支持的具体体现。本文结合抗战时期外国记者对我党抗战宣传的实践，围绕创新对外传播理念、深耕对外传播内容、丰富对外传播路径三个层面，探讨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的方法路径。

关键词：抗战对外宣传；外国记者；国际传播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这既是对做好国际传播的战略部署，也是我党国际传播探索实践的结晶。抗战时期，我党始终以开诚布公的自信之姿，为外国记者大开方便之门，积极配合采访报道，赢得舆论引导主动权。回眸外国记者对我党抗战宣传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结合抗战时期外国记者对我党抗战宣传的实践，围绕创新对外传播理念、深耕对外传播内容、丰富对外传播路径三个层面，探讨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的方法路径。

一、开诚布公，主动作为，创新对外传播理念

抗战期间，我党主动作为，冲破国民党顽固派对我的舆论围堵。

冲破阻挠开展对外宣传，化被动为主动。我党历来高度重视对外传播工作。1929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首次提出“国际宣传”概念，并在《宣传工作决议案》中明确提出要“积极注意国际上的宣传”。我党还先后领导或成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南方局对外宣传小组等机构，承担对外传播工作。化被动为主动，吸引外国记者赴根据地采访报道，借外嘴发声，成功向外宣传介绍了我党主张和作为，赢得更多理解和认同。这些宝贵历史经验启示我们，要积极主动开展对外宣传，把我国的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宣传好，把我国发展为世界发展所作的贡献宣传好；要注重做好“融冰”“释疑”工作，突出宣扬与国外共情共通的理念诉求，扩大国际影响、塑造良好形象。

邀请外国记者来华访问，转他力为己力。抗战时期，我党尽最大努力为外国记者提供自由采访报道环境。1936年春，上海地下党组织在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同志选择一个“可以信赖的外国人”访问根据地的要求下，邀请美国记者斯诺到陕北访问。抗日战争爆发后，史沫特莱、勃脱兰、斯特朗等一大批外国记者纷至沓来，都受到了我党领导人的热情欢迎。这启示我们，面对美西方的抹黑攻击，对外传播需要充分发挥新闻发言人、新闻发布会作用，主动设置议题并积极提供新闻线索，释疑解惑、回应关切，让外国记者成为我“传声筒”与“代言人”，从而转“他力”为“己力”，变“他塑”为“自塑”，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抢夺新闻发布第一落点，变不利为有利。抗战时期，国民党出台各种新闻管制措施妄图钳制舆论，彻底抹杀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功绩。“皖南事变”后，美国记者贝尔登拟发“皖南事变”的电讯全文被检扣，《密勒氏评论报》因刊登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稿件而被查禁，周恩来多次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并为其提供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相关材料，斯特朗及时将材料交予《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使得“皖南事变”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由此可见，做好当前对外传播，同样需要未雨绸缪。要准确把握局势，储足舆论“弹药”；要抓住对方软肋，给予有力回击；要主动抢夺新闻发布的第一落点，有效引导国际舆论走向。

二、直面事实，凝聚共识，深耕对外传播内容

抗战时期，外国记者的报道能够引发国际社会关注，贵在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并以西方受众理解和熟悉的叙述方式，生动讲述我党的抗战故事。

既报喜又报忧，以“实”服人。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批评“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实践证明，外国记者关于我党抗战的报道之所以脍炙人口、流传甚广，首先在于它足够真实，几乎不带个人偏见地为国际社会呈现了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根据地”。所谓“你不讲中国的故事,别人就讲中国的故事，你不讲真实的故事，假故事就流行”，对外传播切忌一味求稳、报喜不报忧，新闻工作者要把新闻真实作为永远的职责追求和精神品质。

善于站在对方视角思考，以“近”动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意识到中西文化差异性，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特别注重讲好“中国与世界的故事”“中国与世界共命运的故事”。比如，朱德同志在接受斯特朗采访时说：“游击战并不是个新鲜事物，美国抗英的独立战争曾广泛运用过它；法国革命时期，人民曾用它来对付国民自卫军”，一下子拉近了与外国受众的心理距离。这启示我们，对外传播需要立足东西方文化的共通之处和人类共通情感，站在外国受众的角度进行换位思考，以他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传递信息，更加柔性地表达我立场和主张，使其最大程度地卸下思想防备，最大程度凝聚共识。

巧用第一人称叙述，以“情”感人。纵观外国记者的报道，他们多用总结者、观察者、见证者三种角色进行第一人称叙述，并利用角色的转换，使自身的个性、情感投射到新闻报道中。因此，新闻报道不再是冷冰冰的，而是充满了温情和力量，增加了报道的可读性和感染力。由此可见，对外传播应根据新闻题材有意识地灵活使用叙事人称和巧妙转换记者角色，改变模式化的叙述风格和宏大的叙事方法，多采用外国受众特别是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媒体IP，让新闻报道更具新意，更有人情味和吸引力。

三、另辟蹊径，借船出海，丰富对外传播路径

在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报道中，外国记者并不局限于单一的新闻报道方式，而是大胆尝试当时相对“新颖”的影像媒介，取得良好传播效果。

运用新兴传播技术，丰富对外传播方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影拍摄技术应用于新闻传播领域，外国记者大胆尝试用镜头记录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塑造和提升产生重要作用。当时，外国记者对毛泽东、朱德等党的领导人的采访影像一经传出，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对外传播方式的创新是优化传播效果的重要手段。当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AR/VR等技术迅猛发展，推动新闻传播手段不断创新，技术先进、样态新颖的融媒体产品持续涌现。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对于对外传播的牵引和支持作用，推动对外传播形式创新、手段创新、内容创新，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

借助海外媒体平台，丰富对外传播渠道。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之所以能向外传播，既源于我党的先进性，也离不开外国记者及其背后的媒体平台相对客观公正的报道立场，从而更易被国际社会信服。当前，社交媒体日益成为国际受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为对外传播提供了新的载体和途径。对外传播不能忽视海外社交媒体平台的重要性，应选择合适的社交媒体平台，根据平台特点和受众特征，制定有针对性的传播策略，同时借助先进的信息制作技术，丰富新闻表现形式，不断提升新闻的直观性和趣味性。

构建多元外宣格局，培养对外传播人才。当前，“多元外宣”已成为对外传播可借鉴的新模式。抗战时期，赴根据地采访的外国记者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职业记者，二是自由记者，后者在某种意义上，就属于当时的“多元外宣”力量。其中较为知名的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等人，成为当时美西方政府决策和国际舆论走势的重要推手。由此可见，在自媒体异军突起的媒介环境下，对外传播既要仰仗主流媒体专业记者组成的“国家队”，也要注重挖掘和培养民间宣传力量，发挥其非官方身份优势，以配合、支持国家发声，双管齐下，合力影响国际舆论。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空军工程大学）

责任编辑：唐晓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