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抗美援朝舆论宣传是战时舆论宣传的典范。通过设置正名、斗争和情感议题，展示了中国军队“开战正义”的道义观、“以战止战”的战争观和“民心向背”的胜负观，表明了我抗美援朝的性质与目的，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凝聚力，对我军新时代舆论斗争准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抗美援朝；舆论宣传；议题设置

议题设置，又称议程设置。中外新闻传播实践充分证明，新闻媒介在告诉受众“怎么想”方面可能并不一定成功，但是它们在告诉人们“想什么”的方面却往往异常成功。通过设置特定的议题，可以吸引并引导受众将注意力聚焦于特定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实践中，抗美援朝议题设置具有典型意义，通过精准定性的正名议题，彰显政治立场；基于针锋相对的斗争议题，赢取战略主动；打造饱含温度的情感议题，建构价值认同。它向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有效展示了我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激励了志愿军官兵的斗志，坚定了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广泛支持。探析抗美援朝舆论宣传的议题设置，对我军新时代舆论斗争准备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通过精准定性的正名议题，彰显政治立场

1950年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代表和中国合法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非法决议，同意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使用联合国的旗帜，并组织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部”。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时事宣传的指示，提出“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灭恐美心理，各地应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该指示明确了抗美援朝舆论宣传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旗帜鲜明地展示了中国军队“开战正义”的道义观。

(一)准确界定行动性质

1950年10月8日，中国政府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请求决定出兵朝鲜。如何确定参战部队名称，是必须首先解决的棘手问题。如果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入朝参战，容易被解读为是国家参战，甚至有被阐释成公开向美国宣战的舆论风险。经过反复论证，最终从“支援军”确定为“志愿军”。顾名思义，“支援军”是以国家名义派遣出去的，容易落下宣战的口实。而“志愿军”明确是人民的志愿行为，不是国家与国家的对立。且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法国就曾以“志愿军”的名义，派出军队支援美军作战。最终确定命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并使用完全不同的番号和编制。明确中国军队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既能表明我方立场，又能避免国家与国家之间全面对抗，不给美国扩大战争提供借口。这正如《礼记·檀弓下》主张“师必有名”。这启示我们，我军进行的战争始终是正义的战争，无论任何时候，面对战争的威胁，“该不该打，以什么样的名义出兵？”都需要我们从全局上考虑，精准把握；对对手的师出无名，给予坚决揭批。

（二）鲜明提出行动口号

在抗美援朝中，发动群众最主要的口号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行动口号的提出，有效彰显了中国的立场主张、凝聚了广大人民团结斗争的力量。“抗美援朝”深刻揭示出所谓“联合国军”“以正义之名行侵略之实”的本质。“保家卫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家国情怀”，唤醒了中国民众融入血脉的朴素情感，形成了“要保家必须卫国”的思想共识。在宣传教育与舆论引导工作中，把朝鲜和中国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唇与齿的关系，通过大量的事实反复阐明“唇亡则齿寒”“救邻就是自救”的道理。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曾经深刻指出：“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这启示我们，做好舆论斗争准备，必须使每个官兵和广大民众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等，使大家充分认清战争的性质和目的，迅速产生较高宣传普及度和群众认知度。

（三）充分宣示行动道义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被猛然引爆。两天后，美军决定武力进攻朝鲜人民军，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阻止对台湾地区的任何进攻”。9月30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宣布：“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95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明确表明中国人民对于朝鲜问题的严正立场，周恩来总理指出“由于各民主党派的联合宣言，澄清了社会舆论，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支持”。这个宣言获得了大多数中国人民的热烈响应，纷纷起来声援支持抗美援朝运动。这启示我们，舆论斗争准备一定要抢占道义制高点，充分表明我鲜明立场，表明我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和意志，争取获得广大民众和国际社会的理解认同，有效形成强大的战争合力。

二、基于针锋相对的斗争议题，赢取战略主动

毛泽东同志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抗美援朝中，我们通过设置指向鲜明的揭批议题、针锋相对的反击议题、直指要害的强攻议题，阐释与亮剑相结合、进攻与防御相结合、抵制与弘扬相结合，充分展现了中国军队“以战止战”的战争观。

（一）“欺世盗名”与“一针见血”—围绕所谓“联合国军”展开的舆论欺诈与舆论揭批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面对的主要对手并不只是美军，还包括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土耳其、泰国、菲律宾等15个国家的军队。此外，还有部分国家参与医疗救援。所谓“联合国军”的组成，将美国对朝鲜的侵略行动，披上了“合法”外衣，“盗联合国之名，行侵略之实”。当时美国助理国务卿鲁斯克叫嚣：“我们就是联合国。”由此可见，上述国家之所以参战，一方面主要是出于和美国的盟友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共产主义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恐惧。1950年11月，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波兰华沙召开，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五项纲要，得到了与会81个国家代表的一致支持。这启示我们，在舆论斗争准备中，面对上述类似骗局，要一针见血进行舆论揭批，争取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要坚持“打蛇打七寸”的原则，抓住其软肋，力争一招制敌。

（二）“恶意中伤”与“见招拆招”—围绕“汉莱事件”的舆论污蔑与舆论反击

朝鲜战场上，美军有计划地恶意散布谣言、丑化志愿军形象，炮制“汉莱事件”，污蔑志愿军虐待、杀害俘虏。1951年11月14日，侵朝美军第8集团军军法处处长詹姆斯·汉莱上校奉命在釜山召集新闻记者声称：共军在朝鲜杀死了5500名美国战俘和290名其他盟国的战俘。这一所谓屠杀美军俘虏的“暴力事件”由美国军事电台播送，在世界引起极大震动。美国总统杜鲁门说：“汉莱所报道的共产党屠杀美国战俘的事件，是本世纪所发生的最野蛮的事件。”对此，志愿军高度重视，通过让敌军俘虏向他们的家人寄送信件、照片，出版外语小册子、画刊，向世界进行广播，邀请国际人士参观战俘营等方式，向国际民众展示被俘敌军的真实情况。美国政治作家约瑟夫·古尔登在其著作《朝鲜战争：未曾透露的真相》中说，“中国军队会把对方伤员放在担架上，并要求医务人员前来救援，还表示绝不会射击来救援伤兵的医务人员。从这一点来看，志愿军确实是一支文明的部队。”要充分利用媒体，展示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良好形象；要针对对手的恶意中伤、造谣污蔑等丑恶行径，见招拆招，戳穿其真实面目，进行有力舆论反击。

（三）“掩人耳目”与“认知炸弹”—围绕“美细菌战”展开的舆论蒙蔽与舆论强攻

1952年初，美国侵略军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在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地区撒布大量带有鼠疫、霍乱、伤寒和其他传染病的动物和昆虫，企图以所谓的“细菌战”从根本上削弱中朝军民的战斗力。2月19日，总参作战部向周恩来呈送了《关于敌人在朝鲜大规模进行细菌战情况的报告》，判定美军正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2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对美帝细菌战的宣传工作》指示强调：对于美国这一新的罪行，“必须加以揭露和打击”。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公开支持两天前由朝鲜外交部长朴宪永发表的、对美帝国主义在战争中实施惨无人道细菌战罪行的指控。而美国对此全盘否认。6月23日至8月6日，由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先生率领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赴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其提交的报告《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报告书》明确：“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正是通过我们的揭露、抗议和谴责等舆论强攻，将美国细菌战罪行昭然天下。这启示我们，舆论斗争准备中，面对对手类似“掩人耳目”的“认知炸弹”，要主动亮剑，及时揭开其舆论蒙蔽的虚伪性，有理有据有节展开舆论攻势，撕下其宣扬所谓人道、人权的伪善面具，使全世界人民认清其破坏和平、扩大战争的本来面目。

三、打造饱含温度的情感议题，建构价值认同

实践证明，在传播中，动感情的呼吁较之逻辑的呼吁更可能导致态度的改变。设置情感议题，能够迅速拉近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使受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信息。毛泽东同志后来在谈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时总结道：“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抗美援朝舆论宣传，通过打造情感议题，凸显受众情感体验，充分表达了中国军队注重“民心向背”的胜负观。

（一）以“仇视、鄙视和蔑视美帝国主义”为中心的“三视”舆论宣传，激发民众情感震荡

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统一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除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思想。号召在全国开展以仇视、鄙视和蔑视美帝国主义为中心的宣传教育，即“三视”教育运动：一是要仇视美帝国主义，揭露它的侵略野心。二是要鄙视美帝国主义，认清美国霸权本质。三是蔑视美帝国主义，增强民族自信。1950年12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要求：“在工厂、学校、机关、团体、街道、里弄举行集会，控诉美帝国主义的罪恶，批判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强化了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这启示我们，舆论宣传的首要任务是获得受众的注意，议题设置的根本目的在于引导公众的认知与价值判断。舆论斗争准备要引导民众和官兵强化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自尊心，消除恐敌、畏战等心理障碍，团结一心抗敌。

（二）以“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为精神内核的舆论宣传，引发民众情感共鸣

1950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成立。会议决定设立专刊、广播、艺术、丛刊、展览五个委员会，分别进行各项宣传活动。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这一系列舆论宣传使民众认识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不仅体现了人们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是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更彰显了天下一家、为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实践证明，影响认知层面的舆论宣传不仅要引导受众“想什么”，更重要的是去积极影响受众“怎么想”，舆论斗争准备就要打造能够影响受众心理态度的传播议题。应紧贴受众关切，做好解疑释惑的工作；紧贴热点问题，有效引导舆论走向；针对负面舆情，及时平息舆论风波。

（三）以“谁是最可爱的人”为标志的舆论宣传，触发民众情感认同

抗美援朝战争中，新华社、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影制片厂等派出记者上前线采访，产生了一大批诸如《伟大的战士邱少云》《祖国的好儿子黄继光》等优秀作品。其中，魏巍采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影响最为深远。“最可爱的人”成为全国人民对志愿军官兵最亲切的称呼。这些诚挚深情的作品，体现了抗美援朝锻造的舍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在全国凝聚起抗美援朝的普遍共识和巨大能量。由此可见，舆论传播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影响认知，真正成功的议题设置不仅需要以获得受众关注为前提，更需要以达成深度的情感认同和价值共识为目标。舆论斗争准备要通过报道歌颂新时代“最可爱的人”，塑造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热情讴歌我军将士的英雄气概，坚定全国人民必胜的信心和勇气。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责任编辑：姜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