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认知域下舆论战的作战链条上，证据的采集与运用是有重大价值的基础环节，是目前各级认知域建设准备的重要发力点。结合认知域下舆论战的特殊背景来研究证据，准确把握其特征规律，不断深研谋略用法，提高认知域下舆论战证据的有效运用，对我军打好未来认知域下舆论战主动仗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键词：认知域；舆论战；证据

随着现代信息化战场物理域、信息域和认知域三大作战维度的形成，认知域作战在未来智能化混合战争背景下越来越受到关注。认知域作战指通过特殊手段直接作用于大脑认知，以影响其情感、动机、判断和行为，甚至达成控制大脑目的的一种作战样式。大脑作为认知载体，或将成为未来战争主战场，制脑权即将成为认知域作战的关键所在，是战争制权的最高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讲，认知域作战是为实现国家安全战略目的，通过影响目标受众认知来影响其决策和行为的认知对抗行动。此间，证据已然成为影响认知的重要因素，证据博弈是筹划实施认知域下舆论战必须重视的基础环节。按照法学界普遍的共识，证据是指依照诉讼规则认定事件事实的依据。本文所指的舆论战证据由此引申而来。可见，只有更精准及时地掌握证据、更稳妥适当地运用证据，才能更加有效地摧毁敌方认知、巩固己方认知、塑造中立力量认知，为认知域下舆论战的全面胜利提供有效支撑。

一、深刻认识证据在认知域下舆论战中的三大价值，是证据有效运用的前提

信息是认知域下舆论战的基本“弹药”。证据作为弹药之一，具有巨大价值，可从以下三个维度来审视。

（一）证据是认知域下舆论战不可或缺的认知武器，具有斗争价值

考察认知域下舆论战的证据，就是要从认知层面来探究舆论战事实认定的本质。认知域以人脑为主要作战空间。证据，作为某种“过去事实”留下的痕迹，不管人们能否发现，它们无疑都是存在的。但某些证据在某些时候被特别提出和强调，其目的必然是为了佐证某些事实、迎合某些观点、影响某些态度，其实就是论证主体自身认知塑造、观点呈现和价值传播的过程。借助当代认知证据主义（Epistemic Evidentialism）的认知证成理论，论证信念态度与认知证成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逻辑联系：信念态度在认识论上的合理程度，取决于相信者当时所拥有的证据的质量。可以说，认知域下舆论战的证据价值与信息化认知作战的武器语境高度契合，高质量的证据能够高质量地影响认知，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斗争武器。这种“证明的根据”，在认知域下舆论战中，既是打击、改变敌方认知，做好认知攻击的长矛利剑；也是引导、巩固己方认知，做好认知防护的坚固盾牌。

（二）证据是认知域下舆论战价值引导的证明根据，具有导向价值

真实性是事实的本质特性，却不是证据的本质特性。证据不等同于客观事实。可以说，没有假的事实，却有假的证据。依据证据法规则，以证据证明的事实，是一种可能性的事实，并不一定具有必然性。它所产生的结果，有可能是“错误”的结果，但这种所谓的“错误”，在法律程序上依然是一种正当化的结果。准确地说，它虽然是错误的，但却是正当的。基于这种辩证的逻辑，认知域下舆论战认可的证据事实，本身并不等同于客观事实，其证据事实和客观事实之间可以存在差异。证据可能是真是假，也可能半真半假，它追求的并不是绝对真实正确的结果，而是一种能够影响认知的“正当化”结果。通过这些以证据方式呈现出来的认知要素，因为有“正当化”标签，更具说服力和权威性，具有影响认知和行为的导向价值。

（三）证据是认知域下舆论战完成特殊使命的基础，具有制胜价值

作为认知域下舆论战完成特殊使命的基础，证据的制胜价值不容小觑。首先，证据的有效运用能够使认知域下舆论战在事实定性上偏差最小化。通过对证据素材进行梳理整合，对零散的、多视角下的证据做明确的逻辑性关联，构设于我有利的证据链条和指向明确的事实定性，借此对客观事实进行精确性关联与有效性解读。防止因事实定性不明、不准造成的认知偏差和舆论被动，能够提高事实认定的准确性和清晰度。其次，证据的有效运用能够使认知域下舆论战的战略决策成本最小化。所谓口说无凭，脱离了证据的有效支撑，认知域下舆论战就脱离了战斗力生成的客观基础，沦为彻头彻尾的自说自话，其战略决策效率必将降低，决策成本必将飙升。第三，证据的有效运用能够使认知域舆论法理风险最小化。认知域舆论法理风险的主要来源是价值观的背离、合法性的缺失、人道主义的漠视……对此，通过情景预设，有的放矢地列出证据清单，积极储备证据素材，做好证据运用的合情合理化构建，就能够实现一定程度的风险预警、风险规避和风险化解。

二、准确把握证据在认知域下舆论战中的三大转向，是证据有效运用的关键

相对于物理域、信息域环境下，证据在认知域下舆论战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在证明目的上，保障政略与战略目标实现，服从服务于认知域下舆论战的政治意图；在证明手段上，往往真伪交织，制造许多真真假假、真伪不明的情况；在证明内容上，要能明晰、确凿、及时地证明我方行动的正义、合法和敌人的无义、非法。主要体现在三个转变。

（一）从“还原真相”转向“影响认知”，以目标导向凸显认知属性

认知域下舆论战，证据的根本目的从“接近真相、还原事实、促进客观情景再现”转向了“影响目标受众认知，实现国家安全利益”。从最初反映战场情况的客观根据，到认知域下舆论战的有力武器，它既不单纯是用来证明的客观事实，也不仅仅是用来证明事实的材料和手段。认知域下舆论战的证据必然是带有鲜明立场的。证明前先要明确证明谁的观点？佐证谁的事实？维护谁的利益？绝不可能脱离其基本立场而价值无涉，证据以服务政治目的和战略意图为己任，引导目标受众向既定认知目标迈进，接受、认同、塑造相应的论证结论。其采集与运用，都是由战略决心、作战意图、战场态势来决定的，到底是真是假，是好是坏，都必须服从服务于战略大局，需要结合作战效果加以评判。

（二）从“原始采集”转向“科学整编”，以智能手段辅助认知决策

认知是对信息进行积极加工的过程，包括信息输入、加工和输出三个环节。对应到认知域下舆论战的证据行动中，就是收取采集证据、研判整编证据和决策运用证据。必须认识到，数字时代认知域下舆论战，实质是在舆论场上进行信息操控与认知塑造的战略行动，对证据素材的质量要求更严苛。如果对证据认识不足，把取证简单看作为是拍照录像、记录现场，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数字化认知域舆论战场环境的要求了。必须以智能手段为辅助，向科学的证据采集、研判整编转化。科学的证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人类对经验意识的依赖，消除人在一定条件下认知的模糊性、零散性和片面性，辅助认知域作战指挥员进行更加精准的指挥决策。现实中确实存在证据为真，但产生的认知却为假的现象。只有通过对全域感知的证据信息进行采集、分类、汇编、对比、验证、推理、判断、整合等一系列智能整编工作，以证据的科学呈现来定向影响认知，才能将证据信息融合的过程和指挥决策结果相对应、相统一，使精准决策成为认知域下舆论战制胜的关键。

（三）从“客观呈现”转向“情感共振”，以证明质量提升认知效能

认知域下舆论战证据，仅作为客观现象的简单记录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具有特殊的引导性、感染力，以便形成较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意在激发目标受众的某种情感、引发特定认知，要从“客观呈现”转向“情感共振”。只有通过精巧适度的证据呈现来唤醒目标受众的共情体验，才能产生预期的证明效果。例如，一把带血的刀，其自身并不能直接支持或者反对任何命题，除非有人感知到了这把刀，形成了感觉状态，并将其与其他证据相关联，才能产生证明效力。所以，认知域下舆论战的证据必须是要能够感知的。无论是真证据还是假证据，这些证据不以还原事实真相为己任，也并非仅用来证明某行动或行为的合法性或非法性，其意在使目标受众受到思想冲击、产生情感波澜，起到如动摇军心、激励士气、得道多助、激发同情、引导舆论、破敌锐气等认知效果，确保有理说得出、说了传得开。否则再好的证明逻辑也会因传播力、感染力的缺失，导致证明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在激烈的认知博弈中无法产生效能。

三、创新证据在认知域下舆论战的三种用法，是证据有效运用的路径

认知域下舆论战，证据有时是进攻的武器、有时是威慑的手段、有时是博弈的工具……如何巧妙地在这片沙场上排兵布阵、赢取主动？必须审时度势、深研技法、精准呈现，有目的、有计划、有策略、成体系地实施。按照证据参与度由弱到强、对证据认识由浅入深、证据战法由被动到主动的逻辑顺序，有客观性、导向性、谋略性三种运用证据的方式。

（一）重视认知域下舆论战证据的客观性运用

证据有着不可比拟的说服力，认知域下舆论战必须重视用证据说话。最基础的做法是扎实推进证据的客观性采集与运用。首先，需要在海量素材中发现和提取证据，初步解决证据可采性的问题。其次，采到的证据要经得起认知域下舆论战实践检验和评判，解决证据可用性的问题。基础的证据采、用的逻辑线路是：客观获取证据素材—基于获取的证据素材，梳理、匹配、整合，分析现有证据素材能够证明哪些是对认知产生影响的客观事实—解决“能够证明什么”的问题。客观取证做不好，就容易被敌方断章取义，以偏概全，甚至混淆是非。一方面，通过原始证据的客观呈现，揭露对方行为的非法性、挑衅性，阐释我方行动的合法性、正义性，直观有力地澄清事件真相，有效瓦解对方心理防线、动摇对方战斗意志，形成强大的心理攻势和震慑效能；另一方面，有效提振我方军心士气、激发战斗精神，增强认知战场的心理防护。总之，要力求在客观上用好“能够赢取主动的真证据”，揭露“证据贩子手里的假证据”。

（二）加强认知域下舆论战证据的导向性运用

要充分认识到，证据的证明价值需要通过解读来实现，这给认知域下舆论战的取证、用证留下了充分的引导空间。在证据的客观性采集与运用基础上，通过更加主动的逆向思考，可以发现另外一条证据采、用的逻辑线路：先厘清在认知域下舆论战中需要证明哪些事实—再根据需求指向，考虑如何对既有证据素材进行倾向性整编和解读—解决“如何阐释、利用证据素材”的问题。在需求导向作用下，通过主动预设想要证明的事实，有意识做好证据关联和有效性解读。可以说，对客观性原始证据整编的过程就是证据阐释解读的过程。零散的证据素材，经过注入主观意图的充分解读和整编组合，就会形成带有指向性的闭合证据链条。这些导向性证据产品引导受众从“看见”证据到“看懂”证据，就是能够影响认知域下舆论战战斗力生成的武器。事实上，对证据利己性解读能力更强的一方，往往更能主导战局发展。

（三）设计认知域下舆论战证据的谋略性运用

认知域下舆论战最终打击的目标是认知能力，作战制胜的主导要素会自然而然地向认知转移。因此，证据在认知域下舆论战的高技巧运用，必须要借助战略家的系统眼光和谋略思维来实现。这里证据采、用的逻辑线路是：把证据视为认知域下舆论战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纳入整体战略筹划环节—依据不同场景预设关键证据清单—主动制造条件来获取关键证据—解决“如何从证据层面实现认知域舆论战的战略意图和作战决心”的问题。特殊条件下，甚至可以通过精巧的安排，以积极主动的“创意设计”布设证据迷雾，促使敌方自揭其短，暴露弱点，做出于我有利的动作反应，形成完整确凿的证据链条，以达成特殊信息释放、对敌攻心宣传、政治外交暗示等目的，消耗敌方认知能力，打乱其思维、干扰其判断、阻碍其行动。特别要形成认知域舆论战背景下的证据博弈谋略战法意识，在各类证据间选择、取舍、组合、拼搭、切换……灵活投放、巧妙呈现，充分发挥证据运用的潜能，牵制、遏止、反制敌方行动，拓展己方行动空间，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