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九一八”事变爆发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华的开始，我党自事变之初就开始进行国际宣传实践，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塑造了以“抗日”为核心的政党形象。探究抗战初期我党国际宣传实践，对当前我党我军国际宣传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抗战初期；国际宣传；主题内容；媒介布局；实践启示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大义之旗，积极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通过《救国时报》、“红中社”等多种媒介，借助外国记者、民主人士等多种力量发出我党抗战之声，进行最广泛的战时舆论动员，塑造了以“抗日”为核心的政党形象，在宣传主题、斗争方式、联合力量等方面，对当前我党我军国际宣传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抗战初期我党国际宣传的主题内容和媒介布局

局部抗战爆发后，日本开始了从东北步步蚕食中华大地的进程，吞东北、进关内、占热河、侵华北。面对国民党的一味妥协政策，团结和联合最广泛的力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成为这一时期我党国际宣传的主基调。

（一）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

“九一八”事变后，自1931年9月20日至1931年9月30日，中国共产党就连续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等三篇宣言与决议，宣称日本对中国东三省的占领“不过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上述三篇宣言与决议，提出我党对东北沦陷的明确态度，号召民众“一致反对日本强暴占领东三省 ”。这一坚决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奋战到底的态度，成为整个抗战时期，我党抗战话语体系构建的基调和前提。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发声，体现了我党对这一关系到民族危亡事件的重视与关切，诸多宣言的发表，也形成了规模效应，表达了我党鲜明立场，塑造了我党坚定抗战的政党形象。

（二）揭露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远在德国的中国华侨，在胡兰畦等人的带领下，成立了“旅德华侨反帝同盟”，该组织作为中共旅德党支部（德共中国语言组）的外围党组织存在，吸收了很多中共旅德党支部成员。他们积极通过出版刊物，撰写文章来揭露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该组织还出版了《反帝》月刊，作为该组织的机关报，宣传反帝反法西斯和抗日救国的思想，同时，在刊物上刊登国内抗战的相关新闻。此外，“旅德华侨反帝同盟”还专门创办了一个不定期刊物《道德经》，主要用于控诉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投机叛国的丑恶行径和汉奸行为，揭露国民党特务的真实面目。

（三）积极构建国际宣传媒介机构

1929年，在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上，我党对中央宣传部进行了机构调整优化，下设五科两委。五科即“审查科、翻译科、材料科、统计科、出版科”。其中翻译科的主要职能是翻译各种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国际上关于政治经济革命运动、苏联状况及各兄弟党的材料。设立该科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先进理论和更好地了解国外舆论，它也成为我党抗战初期搜集获取外界信息和对外宣传我党抗战思想的重要机构。

在海外，1935年在莫斯科创办的《救国时报》成为抗战初期我党发声的重要媒介，《救国时报》在向世界宣明我党政策纲领、传播我军长征信息、“团结国内外各界，争取全民抗战”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吴玉章回忆，它的发行范围遍布43个国家，发行量达两万多份。

此外，伴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建立的“红中社”，也在抗战初期向世界发出“红色电波”。“红中社”是我党在革命根据地第一个用无线电台播发新闻的通讯社。由于“红中社”电台功率较小，无法传远，我党专门在西安设立大功率电台，专门转发“红中社”消息。这部电台在1936年8月开始正式工作，远至南亚、日本甚至苏联都能收到讯息。这对于我党向世界揭示西安事变真相，传达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抗战初期我党国际宣传的主要方式

抗战初期，我党在国际宣传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体制机制尚未建立。但是，我党善于借助外国记者、国际会议、民主人士等外界力量，向世界表明我党反帝抗战的坚定决心。

（一）通过外国记者改变公众认知

埃德加·斯诺对我党陕北苏区的采访，不仅打破了我党因国内革命战争导致的长达10年对外“静默”，而且其在采访中获取的资料之多、与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接触之密切、采访对象之广泛都开外国记者之先河。从1936年11月起，斯诺便开始将采访内容陆续在美国媒体上发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毛泽东与斯诺的长篇谈话、美国《生活》画报还刊登了70余幅斯诺在陕北苏区拍摄的照片。斯诺供职的英国《每日先驱报》专门为斯诺在头版开辟专栏，连载斯诺在陕北苏区的采访见闻。一时间，陕北苏区的新闻热在全美爆发，先后有30多家美国报刊发表了斯诺采写的新闻。1937年10月，斯诺将在陕北苏区的采访整理撰写成《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英国出版，大受欢迎，仅当年年底销量达20余万册，次年又在美国重新出版，旋即被评为美国有关远东“非小说读物”中最畅销书。后来，《红星照耀中国》又被译成法、德、意、俄、西、葡、日等十几种文字出版，风靡全球。斯诺的采访以西方人的视角和思维，将采访见闻在所发新闻和著述中进行详尽描述和介绍，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际受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其所造成的影响是轰动性的，对我党抗战初期坚定抗战形象构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借助国际会议宣传抗战理念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上最集中的一次发声是参加1932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世界反战大会，所收获的关注最多，影响最大。虽然当时江西苏区的中华苏维埃政府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无法从国内派代表参加，但还是向大会发出贺电，并派柏林支部的向君实以及“旅德华侨反帝同盟”成员杜任之等人和在阿姆斯特丹的两位中国海员参加会议。

中、日、朝三方代表共同起草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联合宣言，宣言印为英、德、法三种文本，供与会代表参阅。同时，中国代表团还专门向大会主席团提交旅德华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提案，并为大会所接受。中方代表还与日、朝代表连续发表演讲，共同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号召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三）争取民主人士发声重申我党联合抗日主张

抗战初期，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我党直接对外发声几乎无门，而民主人士有天然的政治身份优势。因此，争取民主人士发声成为我党国际宣传的重要途径。1932年1月13日，《大美晚报》和《大陆报》的美国记者伊罗生，就是在民主人士宋庆龄和鲁迅的支持下，于上海租界区创办了中英文合印的《中国论坛》，为重申我党联合抗日主张发挥了积极作用。

华北事变前后，我党先后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宣言》《为国民党出卖平津宣言》《为“中日直接交涉”告全国民众》等多个宣言，抗议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重申我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在这一时期，即便面对国民党来势凶猛的“围剿”，我党仍然强调“停止进攻，就可联合抗日”，这一呼吁为我党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和爱国人士的认可与支持。最为明显的效果是，就在这次宣言发表后不久，1933年11月下旬，福建事变爆发，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发动福建事变，并立刻与红军签订反蒋协定，联共抗日。

三、抗战初期我党国际宣传实践启示

回溯抗战初期我党国际宣传实践历程，对今后我党我军做好国际宣传工作有很好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一）塑造以“抗日”为核心的政党形象

抗战初期我党通过自己的国际宣传，向外界呈现了我党顽强对日作战、战绩战法优势突出、根据地建设政治经济民主、党的领导人极具人格魅力、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面依靠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形象特点等等。在这诸多形象特点中，“顽强抗日”的形象是我党抗战初期重点塑造的形象，处于核心位置，其他所有形象的塑造为这一形象的构建服务。

当前国际宣传中，我们同样也面临着塑造何种政党形象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在变，但我党的性质和宗旨并没有发生变化，一百年前的“抗战”说到底也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宏伟目标服务的。因此，这一内容仍然应该成为我党当前形象塑造的核心内核。

（二）通过战时舆论动员寻求利益连接点

战时舆论动员，是指通过运用各种信息传播载体进行有针对性的精神激励和意志凝聚,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公众信念、意见、情绪和态度,以争取有利于己的舆论环境的一种动员样式。根据拉斯韦尔的说法，在战争当中，“仅仅动员人力和物力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公众舆论上的动员。”我党在抗战初期进行舆论动员的核心要义就是引导摇摆不定的人意识到打退敌人是反法西斯人民共同利益所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抗战初期我党通过国际宣传发挥舆论动员效用至少有三：一是广泛争取外援；二是直接吸引海外华侨回国参战；三是国际友人用实际行动援助我党抗战。

当前，战争形态和战争制胜机理不断演变，随着“信息化混合战争”逐步成为战争形态发展的主流趋势，它呈现出正规战与非正规战交织，兵民身份模糊难辨，作战空间多维等新特点，即以“巧实力”为牵引，依托军事、政治、经济、外交、舆论等方面的“合力”，形成作战优势。回溯抗战初期这段历史，我党所进行的最为广泛的战时舆论动员就是这种理念践行的典范。在当前国际舆论宣传斗争中，我们应该继续秉承这种理念，运用各种手段方式，宣传道义在我、法理在我、正义在我，进行最为广泛的舆论动员，用世界认可的价值理念打通与外界民众的利益“连接点”，打赢舆论战争主动仗。

（三）“联合最为广泛的力量”发出我党声音

回溯抗战初期我党的国际宣传不难发现，在媒介布局和实践活动上面，既有我党独立自主奋斗的成果，也有广泛借助外力、寻求他方平台发声的情况。应该说，借助外力保证了我党在力量较为薄弱的情况下，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传递我党的政策主张，为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发挥了重要作用。

纵观抗战初期我党国际宣传实践，无论是海外创办的《救国时报》、参加世界反战大会，还是联合民主人士、依靠外国记者，都是为壮大我党声效服务的。这对我们做好当前国际宣传是有深刻启示意义的。

当前，我国的国际宣传能力有了长足进步，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国际舆论形势依然复杂，西方世界对我国仍有误读和偏见，话语权的争夺依然严峻，软实力的较量依然激烈，我们在国际宣传实践中仍然会遇到“声音传不远”“传到不致效”“致效受误解”的尴尬。因此，“借船出海”，联合最为广泛的力量进行国际宣传，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无论是国外友我名人政客，抑或是外国友好团体组织、专家学者、媒体记者，还是各种时机场合召开的国际会议，都可以成为我党发声致效的重要力量和阵地。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