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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作者:■梁 东

摘 要 : 从中国共产党创建前的思想基础、阶级基础、组织基础三个维度看,我党早期领导人通过宣传教育唤起民众,向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助推了马克思主义为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所接受,使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农民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实践经验

中国共产党成立迄今已整整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通过宣传教育唤起民众,使国民性得以改造,国民素质得到提升,对于广大民众接受新思想,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要意义。深入考察这一过程,也为了解百年前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光辉历史进程提供了崭新视角。

一、论战·实践: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中国

早期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的宣传教育思想及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作用,与其流亡海外、留学日本的经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陈独秀一生共五次留日,1901年因参与宣传反清活动,被清政府通令缉捕,流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其后,因革命斗争需要,陈独秀数次往返于中日之间。1913年,由于参加 “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的复辟行径,陈独秀被捕入狱,1914年出狱后第五次到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以启迪国民,传播救国思想。1915年回国后,陈独秀居住上海,其时,他负责组建的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已初步成形,在投入大量精力开展党务工作的同时,他还致力于与各地的进步知识分子联系,负责《新青年》的出版发行,使《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号角,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重要阵地。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作为党的理论刊物,宣传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

关于当时比较流行的军国主义教育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陈独秀明确指出:“德意志及日本虽以军国主义闻于天下,然其国之隆盛,盖不独在兵强,其国民教育方针,德智力三者未尝偏废。”认为“此主义已为近世教育家所不取”。在旗帜鲜明地对资产阶级改良派教育思想进行驳斥的同时,陈独秀在《今日教育之方针》一文中,充分阐明了自己对于教育的基本观点。在陈独秀看来,不仅是学生,工厂工人、普通民众亦应接受基本的教育。为此,他公开发表关于平民主义教育的观点。陈独秀在《平民教育》一文中,从社会发展状况、工业化程度比较出发,阐述了其对平民主义教育的独到见解,主张使平民接受教育,从而能够学习、领悟马克思主义。

在与资产阶级展开论战、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陈独秀关于工人教育的思想影响尤为突出。1920年9月,陈独秀在《再答知耻》一文中初步回答了关于工人财产与工人教育的问题,该文明确表达了陈独秀关于工人教育的两个观点:一是理应特别关注工人教育平等的状况,希望有强迫工人教育的制度;二是工人教育问题与工人财产问题是两个独立的问题,不应该互相成为牵制条件。为独立思考工人教育问题提供了理论保障。1920年10月,陈独秀在《三答知耻(工人教育问题)》中戳穿了“知耻先生”用教育当作减时增资的条件的本质,坚持世人生活的需求是由物质的上升至精神的,没有撇去物质直接上升到精神的,拿工人教育作为工人财产问题的条件完全是无稽之谈。让工人普遍接受教育,是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唯此,才能更好地实现先知先觉的革命先驱带领后知后觉的追随者,共同去解救不知不觉的劳苦大众。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中共早期活动家的宣传与教育实践同样密不可分。1920年11月,陈独秀受邀赴粤主持教育工作,弘扬新文化、提倡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提出教育独立、扩充教育经费、行政办法与教育所倡一致三项条件。陈独秀的主张受到李大钊等人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认为如此做法,既可在粤宣传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新思想,也可在那里筹备共产主义组织。因此,陈独秀除了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外,还着手在粤组建党组织。陈独秀在北京大学的学生谭平山等随即承接了其在粤的建党任务,此举对杨匏安、阮啸仙等一批青年产生了深刻影响。1921年春,广东成立了共产党组织。广东共产党组织建立后,陈独秀把广东推广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党的工作结合起来。为此,他制定了一系列改革计划,并迅速落实到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工作之中。如开办宣传员培训以普及马克思主义,培养未来进行群众工作的干部,实际上是欲将其办成一所广东共产党党校。陈独秀尤其注重通过对铁路工人、海员工人和机器工人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扩大党的组织基础,增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作用。

从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实践看,他注重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力图使社会各阶层都能受到教育,特别是包括下层劳动民众在内的社会多数人受到教育。这一思想不仅利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巩固党的群众基础,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还对中国共产党以后的宣传教育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无疑,工人教育的全面进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使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由自发的经济斗争发展到自觉的政治斗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创造了思想条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创立与发展亦离不开对工人阶级宣传教育的作用,自1920年下半年始,作为筹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领导人,李大钊热切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同上海的陈独秀协作,组织马克思主义学习会、面向工人印发大众杂志《劳动音》,并组织成立劳动补习学校等。

二、教育·试验: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913年,李大钊由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负笈东渡,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6年回国。在3年时间里,李大钊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的深刻认识,对其后来的社会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开始把注意力投向社会主义道路,引导他不懈求索改造国民的有效途径,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8年,李大钊撰写了《庶民的胜利》《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点燃了民众的革命热情。也使他对以报刊等传播手段宣传新文化、造就新国民、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用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五四运动后,因西方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工读互助主义应时而出,该思想主张学问与生计合一,劳心与劳力相结合,教育与职业合一,主要倡导者有李大钊、陈独秀、王光祈等。1919年12月21日,李大钊在《新生活》第18期《工读(一)》一文中,就古语“耕读传家”展开论述。李大钊的工读互助主义教育思想,对当时中国国内的工读互助团产生了积极影响。不仅如此,李大钊还积极投身于工读互助团的活动中,同年12月,李大钊发出《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一文,同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罗家伦、王光祈等一同号召为工读互助团募捐。

李大钊认为,工读互助不仅可以缓解经济界和教育界的困境,还能够防止新思想萌发的年轻人与封建观念束缚的家庭之间的冲突。众所周知,由于不适应本国国情,工读互助教育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它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却起到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促进了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分化。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导致由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产生严重分化。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高君宇、邓中夏、黄日葵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组织成立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第二,促成了当时一大批青年人世界观的变化,使他们社会变革的意识发生了质的变化。工读互助团的失败,集中折射出五四时期风靡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各种弊病, 促使人们对之前不切实际的想象进行深刻反思,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20年夏,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开启了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征程,用马克思主义来洞察和明辨社会问题,发掘在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力量。第三,改变了新文化运动发展方向,使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为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至此,马克思主义逐步在思想界得到肯定和宣扬,李大钊等发起了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思想解放运动。

可以说,在实践工读互助主义教育之前,一些曾接触过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主要在于使当时的人们认识、了解、知晓马克思主义。如1919年杨匏安的《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一文,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理论作了详尽阐释。李达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并撰写了《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章。工读互助主义教育团体的出现,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类理论的区别,辨清了真理与谬误,清除了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成为他们矢志不渝的信仰,驱使他们毅然踏上了革命道路。

此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改变了救国途径,着重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如广州的《劳动者》、上海的《劳动界》、济南的《济南劳动月刊》、北京的《劳动音》和《工人周刊》等一批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通俗刊物专门供工人阅读,丰富了工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启发了工人的思想觉悟;同时,他们还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工人学校供工人接受教育,最著名的有邓中夏等在北京长辛店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李启汉等在上海沪西开办的工人半日学校。通过开办学校、接近工人群众、组织工会,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工人中去。毛泽东同志曾说,中国工人运动是从长辛店开始的,而李大钊则是长辛店工人运动的组织发起者。1920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李大钊指派邓中夏、张国焘来到北京近代工业的发源地、当时工人聚居最多的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策划创建工人劳动补习学校。次年1月,补习学校开学,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等轮流担任教员,李大钊也应邀到校讲课。在长辛店,李大钊等不仅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启发了工人觉悟,还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产业工人运动的结合点。

除通过学校教育传播马克思主义外,李大钊还通过写文章、演说等方式唤醒工人。如1919年和1920年5月1日,李大钊相继撰写文章介绍“五一”的历史,指出“五一”节是八小时工作制运动取得成功的纪念日,呼吁在中国早日实现这一制度。长辛店工人率先庆祝“五一”节,即是全国工人觉悟的引领。从北京纪念“五一”节的活动中可以清楚看出,马克思主义已经通过先进分子在工人中传播,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已经越来越紧密。工人通过阅读进步刊物、听取演说,思想境界大大提高,迅速加入到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队伍中去,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阶级条件。因此,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绝不是历史的偶然。它是近代中国社会状况和革命推进的必然;是工人阶级逐步觉醒,工人运动由自发到自觉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共同作用的成果。

三、传播·影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

我党早期领导人在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想、革命理论,并积极传播。他们通过宣传教育唤起民众,义无反顾担负起救国救民重任,为创建先进政党奉献了毕生精力。平民教育的普及、工人学校的开办,使国民性得以改造,国民素质得到提升,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群众中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对工人的宣传教育促进了工人阶级的觉醒及工人力量的成长和壮大,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阶级基础;上海、北京等地中共早期组织的先后建立,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组织基础。从中共创建前的思想基础、阶级基础、组织基础三重维度看,早期共产党人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改造国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的历史事实,更是充分证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宣传教育对中国革命斗争的重要作用。

在早期中共领导人的感召下,其他众多先辈,也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国民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光辉事业中。有的选择宣传教育与文学创作并行唤醒国人,如鲁迅、钱玄同等;有的则专门从事教育工作,如成仿吾、吴玉章等。毛泽东同志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刚爆发后,从国外传回了大量介绍社会主义的书刊,先进知识分子以书刊杂志为载体,向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使马克思主义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所接受,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农民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注入了新鲜血液,革命胜利的曙光在东方地平线上初现。因此,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工人、农民以及社会其他各个阶层的民众中去,使他们充分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纲领目标等,才能使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力量,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御外辱、团结一致,最终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指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稳步前进。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就与中国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在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发挥了强大的指导作用。历史与现实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仍需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应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促进马克思主义传播,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迸发新的活力。我们坚信,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