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所进行的新闻实践，是他辉煌革命生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运用报刊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对革命青年办报办刊给予大力支持，在建党后积极运用报刊指导工作。李大钊的新闻实践，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李大钊；建党前后；新闻实践；重大作用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最早在中国全面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杰出革命家。他最早指出中国要走“俄国革命的道路”；第一个鲜明提出成立中国共产党。他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指导北方的工作，在北方广大地区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广泛开展工人运动，积极建立党的组织。1922年至1924年，他受党的委托，奔走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重大贡献。李大钊还领导北方党组织配合五卅运动，配合北伐胜利进军，开展反帝反军阀斗争，为大革命胜利推进作出卓越贡献。

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所进行的新闻实践，是他辉煌的革命生涯中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1922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会上发表演说时提出的这一重要观点，也是他对报刊出版和新闻事业的科学定位。他对党建和新闻事业的不懈追求和光辉业绩，将彪炳史册。

一、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

李大钊在青年时代，目睹了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学生时代的李大钊，就对以报刊为主要载体的新闻事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期间，就主编了北洋法政学会刊物《言治》月刊。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日本传播较早，1904至1905年，《共产党宣言》日译本开始出版。1913至1916年的3年间，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开始阅读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已经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成日文，这使李大钊能够接触到马克思的学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期间，李大钊主编或参与编辑了留日学生进步社团神州学会的机关刊物《神州学丛》，以及留日学生总会的机关刊物《民彝》等杂志。

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李大钊十分重视发挥新闻报刊的媒介作用，并曾先后主编、编辑或指导出版了20多种报刊。他为几十家报刊撰写政论、时评、消息和通讯，创作诗歌。据不完全统计, 李大钊从1913年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到1927年英勇就义，在13年的时间里，向广大民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先进思想，所撰写、发表的文章就有629篇之多。

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先是担任了《晨钟报》编辑主任。不久，受章士钊的邀请和高一涵一起，出任著名的《甲寅》日刊主笔。章士钊后来对李大钊的敬业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守常在日刊所写文章较吾为多，到馆办事较吾为勤。”

《新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最初的刊名为《青年杂志》，由上海益群书社出版。陈独秀任主编，李大钊则为该杂志的编务人员。1916年4月，李大钊从日本回国，成为该杂志的特约撰稿人。同年9月，该杂志更名《新青年》。1917年初，陈独秀应北京大学之聘，担任文科学长，《新青年》随陈一起迁往北京出版。该刊从1918年1月第四卷一号开始，实行轮流主编，李大钊当时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担任多期《新青年》的执行主编并成为重要的撰稿人。在《新青年》发表了《今》《新的！旧的！》等文章，对颂古非今和安于现状的办刊理念进行了批判。

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发展到高潮之际，俄国的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发展道路的李大钊，和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敏锐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强大思想武器。他们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1918年1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发表了李大钊的《法俄革命的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歌颂俄国十月革命，欢呼社会主义革命新时代的到来。他满怀信心地预言：十月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积极鼓励青年们要“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李大钊轮值主编《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李大钊精心把这一期编辑成“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刊登他亲自撰写的长篇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国内第一次较为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向读者推荐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从这篇文章的发表来看，此时的李大钊已经由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1918年12月22日，李大钊和陈独秀等在北京创办了政治时事评论报纸《每周评论》。《每周评论》的办报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李大钊同时也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每周评论》与《新青年》的共同点是以“输入新思想”“提倡新文学”为己任，其区别在于《新青年》“重在阐明学理”，而《每周评论》“重在批评事实”，把思想文化斗争紧密结合起来。

胡适从第26期接过《每周评论》主编后，基本上取消了反映政治斗争的内容，而用主要篇幅发表杜威和罗素的著作演讲等。他还在该报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马克思主义。

1919年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就胡适于1919年7月发表在《每周评论》上《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中宣扬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系统地批驳，激烈抨击改良主义的社会改造方案，运用唯物史观，论证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号召不仅要宣传主义，而且要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行动。他强调，中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作指导，通过革命实现经济结构的改造。李大钊与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对于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作用。这场“问题”与“主义”的激烈论战，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广泛反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和传播。

北京《晨报》的第七版内容带有副刊性质，但一般都刊载消闲类文章，甚至有些低级趣味。在李大钊的指导下，1919年2月起，该报第七版实行改版，增加了自由论坛、马克思研究和译丛，介绍新知识、新思想、新修养，从而使《晨报》副刊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

李大钊先后为《晨报》副刊撰写了几十篇文章。《晨报》副刊曾陆续发表了李大钊撰写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马克思与第一国际》《马克思传》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101周年，《晨报》副刊从1919年5月5日开始，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该专栏坚持了半年，陆续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著，发表了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多部经典论著，这其中还包括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最早中译本。《晨报》副刊还刊载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的论著。1922年11月，在俄国十月革命5周年时，《晨报》副刊出版了“俄国十月革命纪念专号”。这期专号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李大钊撰写的《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晨报》副刊还开辟名人介绍专栏，介绍马克思、列宁等革命领袖的光辉生涯。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共产主义知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积极支持指导青年人办报办刊

傅斯年、顾颉刚、徐彦之是北京大学的三名学生。他们受老师们创办《新青年》杂志的启发，也打算办个杂志。1918年10月13日，同学们召开第一次预备会，研究确定将刊名定为《新潮》，确立了办杂志的三个标准：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字。李大钊腾出北大图书馆红楼一层22号房间，作为《新潮》杂志编辑部的办公场所，并对办刊给予许多具体指导。

1919年1月1日，由北大学生创办的《新潮》杂志第一卷第一号正式发行。《新潮》呼应《新青年》，批评封建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提倡白话文，介绍国外先进思潮，成为当时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新秀。《新潮》杂志刊发了不少分析民主、家庭等问题的文章。《新潮》杂志出版后，备受读者推崇。第一期出版不到一个月，就加印3版，销量达到1万册。

《国民》杂志是五四前夕进步学生团体“学生救国会”的自办刊物，1919年1月1日正式出版。《国民》杂志的刊物定位是宣传爱国、反帝、反军阀，发起者以北京大学高等学校学生为主。邓中夏、许德珩等担任《国民》杂志编辑。李大钊被邀请为该刊指导老师，他经常为《国民》杂志写稿，为办好这个刊物花费了许多心血。

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期间，正是李大钊开始向中国民众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时期。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大力宣传和不懈实践，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而毛泽东坚定的革命思想和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也深得李大钊的赞赏。在与青年毛泽东一起工作期间，李大钊更为深刻地看到“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展望着20世纪人类“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1919年7月14日，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湘江评论》受到李大钊新闻思想的深刻影响，“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毛泽东为创刊号撰写创刊宣言及长短文二十余篇，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了深刻揭露和坚决抨击。李大钊看到《湘江评论》后，认为它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刻的一份刊物。李大钊主编的《每周评论》评价《湘江评论》“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是现今重要的文字……”《每周评论》在第36期著文，对《湘江评论》予以介绍：“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北京的《晨报》也称《湘江评论》“内容完备”“魅力非常充足”。

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说：李大钊是我“真正的老师 ”。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三、建党后运用报刊指导工作

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起草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提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中，共产党应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的策略。李大钊积极响应，赞同与国民党结成革命的联合战线。1922年8月20日，李大钊在林伯渠陪同下，专程去上海会晤孙中山，进行了多次“极为融洽”的交谈。李大钊由孙中山亲自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成为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

1922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了《向导》周报，这是党的第一份“立在舆论指导地位”的中央政治机关刊物。1923年4月，李大钊在《向导》上发表了《普遍全国的国民党》一文，提出为建立“一个同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深切指出“中国现在很需要一个普遍全国的国民党”。6月，李大钊去广州参加中共三大，会议正式通过了国共合作的决议，要求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成为民主革命联盟，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会议期间，孙中山特邀李大钊见面，进一步商讨国民党改组问题。

1922年，李大钊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并于1924年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国共合作后，他指导国民党左派创办《国民新报》《心声晚报》等报刊，对推动国共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4年4月，中共北方区委创办《政治生活》周刊。李大钊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后，加强了《政治生活》周刊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并使其成为北方区委的机关刊物。他在《政治生活》周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使之成为党在大革命时期战斗性极强的刊物，对我国北方的革命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1925年12月30日，李大钊在《政治生活》周刊上发表了著名的《土地与农民》一文，论述了农民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和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大意义。李大钊在这篇文章里提出：农民中最多数量困苦的阶级是自耕农和佃农，耕地农有，便成了广大的贫农所急切要求的口号。因此，国民革命必须将其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加以解决。他为我们描绘出一幅未来农村的美好前景：苟能按耕地农有的方针，建立一种新土地政策，使耕地尽归农民，使小农场渐相连结而为大农场，使经营方法渐由粗放的以向集约的，则耕地自敷而效率益增，历史上久久待决的农民问题，当能谋一解决。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将其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教材。毛泽东同志曾对斯诺说过，谁能赢得农民就能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就能赢得农民。1927年3月5日，毛泽东同志在《向导》第191期上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答复了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1926年5月1日，李大钊在《政治生活》第76期，发表了《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这篇文章把马克思的《中国及欧洲的革命》全文翻译成中文，介绍给广大党员读者，使之深刻认识到“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

李大钊领导北方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北京分部把开展工人运动作为中心工作，领导创办了我国早期的重要工人刊物《工人周刊》，从思想和组织方面推动工人运动的高涨，通过反帝反军阀争取民主权利的同时，派出许多同志领导开展了长辛店工人大罢工、京奉铁路山海关铁工厂工人大罢工、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人大罢工、开滦五矿三万余工人大罢工、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等工厂两万余工人大罢工、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正太路石家庄机器厂工人大罢工及陇海、津浦、粤汉、京汉等铁路工人大罢工，革命风暴席卷了北方的铁路和矿山，掀起北方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

“二七”惨案发生后，李大钊在《新民国》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鼓舞人民继续战斗；在《“二七”二周纪念册》上发表《吴佩孚压迫京汉劳工运动的原因》，号召工人阶级和献身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战士们“更要奋勇万倍地高扬着鲜红的旗帜，踏着先烈的血路，向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进攻”。这些文章对于揭露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的残忍暴行，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唤醒广大群众的觉悟，奋起与帝国主义势力和北洋军阀统治斗争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恰是李大钊一生的生动写照。李大钊为我国开创和发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永远是一切革命者的光辉典范。他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的新闻实践，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影响和感召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