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的出版工作在党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对做好新时代新闻出版工作有着重要启示意义。本文以20世纪20年代初，出版《新青年》、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等我党创立前后所进行的标志性出版工作为研究对象，回顾和阐述党的出版事业在奠定建党的阶级基础、理论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上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关键词：党的出版工作；《新青年》；《共产党宣言》；出版史；思考和启示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百年奋斗，不忘初心。纵观百年党史发现，党的出版工作在党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建立之前，共产国际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组织机构中，出版部就是其中之一。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中国第一个正式公开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组织。8月，经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多次商谈，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发起组织，并定名为“中国共产党”。8月17日，维经斯基在写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东方民族处的信中说：“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5人组成（4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出版部现在有自己的印刷厂，印刷一些小册子。”由此可见，出版工作在建党伟业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其早期经验对做好新时代新闻出版工作是有重要启示意义的。本文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进行的四项具有标志性的出版工作，回顾和阐述党的出版事业在奠定建党的阶级基础、理论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上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一、以《新青年》推出《劳动节纪念号》为标志，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第二年9月改名《新青年》。1917年，因主编陈独秀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该刊也随之进京，改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李大钊、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轮流担任主编。1920年2月19日，五四爱国运动中被捕入狱的陈独秀在保释后悄悄回到上海。这年1月，他就主张创办工人刊物，在《大公报》上撰文《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提出上海的工商业发达，应该创办《劳动周刊》，“但至今无人肯办，难道不高兴张嘴和店员劳动家说话吗？难道因为这种报不时髦，不能挂‘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招牌吗？”随后，他深入上海工人阶级进行调研，参与上海码头工人发起成立“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发表《劳动者底觉悟》演讲，提出“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

1920年3月，陈独秀决计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推出《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并向北京的李大钊等人约稿。5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如期高调推出了《劳动节纪念号》，成为陈独秀创办工人刊物、向基层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肇始。

应陈独秀之约，《劳动节纪念号》不仅发表了孙中山、蔡元培等人的亲笔题词“天下为公”“劳工神圣”，还发表了来自上海各界别、各行业的16位知名人士和普通工人的题词，以及拍摄自上海、宁波等地印刷、玻璃制作、环卫等行业工人的 33 幅劳动照片。其中12位工人的题词直接喊出了工人的心声，如：“不劳动者之衣食住等属盗窃赃物”“不劳动者口中之道德神圣皆伪也”“惟亲身劳动者有平等互助精神。”《劳动节纪念号》刊发的文章丰富多彩，既有劳动节的历史纪实作品，如李大钊的《“五一”May Day 运动史》，又有思想评论作品，如陈独秀的《劳动者底觉悟》；既有外国劳动运动组织的说明介绍，如张慰慈的《美国劳动运动及组织》、高一涵的《日本近代劳动组织及运动》，又有中国劳动阶级的调查报告，如陈独秀等人调查撰写的上海、香港、湖南、江苏、安徽各地工人劳动状况。《劳动节纪念号》可谓是一部劳动节的“小百科”，是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第一次对世界和中国工人阶级现状作出的大调查和总分析。蔡和森阅读后深有感慨地说，《新青年》以前“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不过在过渡期间的文章，社会革命的思想是有了，杜威派的实验主义也是有的。一直到1920年‘五一’劳动节特刊问世，才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

5月1日，陈独秀和李达、李汉俊、施存统、陈望道、沈玄庐等热衷于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澄衷中学开会，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共同发起开展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与此同时，广州、北京等地工人也都破天荒地举行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或庆祝活动，一股“与劳工为伍”的时代潮流迅速掀起，劳工运动如火如荼地在中华大地开展起来。正如邓中夏所说，“五四运动中一部分学生领袖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以《新青年》推出《劳动节纪念号》为标志，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把“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从知识分子阵营请进新兴劳工阶级阵营，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五四运动以来的一个重大思想转折，标志着中国现代社会知识分子开始与工人阶级相结合，他们开始重视工人、宣传工人、教育工人、团结工人，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我们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这一历史经验的产生，离不开党早期出版工作的艰苦探索。

二、以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为标志，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理论基础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建立政党，就必须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1920年3月，陈独秀在与李汉俊、邵力子、茅盾（沈雁冰）、戴季陶、沈玄庐等人的交谈中，不禁感叹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至今连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还没有完整的中译本。我们必须加快翻译出版工作的步伐。”陈独秀的感叹，也是大家的共识，于是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任务就提上了日程。经过讨论，确定首先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随后经邵力子推荐，大家一致同意由陈望道担任翻译工作，并把《共产党宣言》的日文全译本寄给了在杭州的陈望道。

1920年春天，陈望道回到老家浙江义乌，用心翻译《共产党宣言》。此版本由日本共产主义者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1906年3月刊登在日本出版的《社会主义研究》杂志创刊号上，以“学术研究资料”的名义内部发行。那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十分盛行，但唯有《共产党宣言》未获准公开刊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一直是禁书。

1920年4月，陈望道带着《共产党宣言》的译稿，来到上海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看后，赞赏有加。经陈独秀、李汉俊根据英文版校阅后，《共产党宣言》才最终定稿。比如，在“贵族”“平民”“宗教社会主义”“贫困底哲学”等许多新名词和专用术语以及部分章节标题中，均用英文原文加括号的形式作了注释。

1920年8月，在共产国际特使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正式诞生了，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发行。《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出版后，陈望道通过周作人寄给鲁迅一册。鲁迅先生阅读后，称赞道：“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除了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外，陈独秀又先后指导并要求他的同志和追随者们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主要有恽代英翻译的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季翻译的柯普卡的《社会主义史》、陈望道翻译和介绍的《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以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为标志的史实充分说明，我们党从成立前夕开始，就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坚持不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中国的话语权，说到底，是中国思想、中国理论、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观的话语权。要讲好中国故事，更要讲好中国道理。

三、以创办《共产党》月刊为标志，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0年11月7日，在老渔阳里2号，党的发起组织创办了机关理论刊物《共产党》（THE COMMUNIST），陈独秀任命李达担任主编。《共产党》月刊秘密出版，半公开发行，16开本，最高发行量达5000多份，是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必读材料之一。它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政治主张，围绕着“为什么建党”“建设什么样的党”“党的任务是什么”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宣传。陈独秀在《共产党》的发刊词《短言》中大声疾呼：“我们只有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底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

根据建党工作的需要，《共产党》月刊用大量篇幅宣传了马列主义的建党思想和有关共产党的知识，其中包括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列宁的学说。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以《共产党》月刊为阵地，先后与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张东荪和梁启超、坚持无政府主义的黄凌霜和区声白展开了坚决的斗争，讨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要不要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问题。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致信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说：“党一层陈仲甫（即陈独秀）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发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

毛泽东曾经说过：“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尽管《共产党》月刊在出版6期后于1921年7月7日停刊，但以其创刊为标志，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举起了共产党的大旗，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并成为党高度重视思想引领和媒体发挥思想引领作用的一个时代缩影。新时代，军事出版就要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吹响冲锋号，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有力思想舆论支持。

四、从组建新青年社到创办人民出版社，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组织基础

因为《新青年》的《劳动节纪念号》共计400页，篇幅上比正常出刊的《新青年》页码超出了两倍多，《新青年》的发行商群益书社不得不从原刊售价2角提高到5角。因为事先没有征求陈独秀的意见，招致陈独秀拍桌大骂，引发矛盾，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从中调解也无效，不欢而散。陈独秀遂决定另起炉灶，成立新青年社。新青年社位于法租界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今金陵东路279号），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建立的第一个出版发行机构。

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社正式成立，《新青年》从第八卷第一号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由新青年社发行所独立自办发行。新青年社除继续出版发行《新青年》外，还创办了《劳动界》《上海伙友》等刊物，同时出版“新青年丛书”，如《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劳动运动史》《社会主义讨论集》《工团主义》等，重印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书籍，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人运动、启发民众思想、引导社会思潮的重要阵地。

通过创办新青年社，陈独秀团结带领李汉俊、李达、陈望道、袁振英、沈雁冰等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同时联络吸收了包括星期评论社、民国日报社、共学社等社团的成员，以及青年学生和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形成了新的共产主义者的“朋友圈”，在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组织基础。

1921年2月，因《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遭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政府的查禁。在《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付印时，法租界巡捕房查封了印刷厂，禁止新青年社经营出售书刊、不准在上海印刷，《社会主义史》《自由之路》等许多书籍也被掳走。4月，《新青年》跟随新青年社被迫从上海迁至广州出版发行，社址位于昌兴马路26号。

1921年7月23日至8月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为了系统有规模地编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向民众开展革命宣传，中央局在上海建立了人民出版社，社址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由李达负责。9月1日，《新青年》刊登《人民出版社通告》，阐明其宗旨和任务：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仁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的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袪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

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明确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20种以上。”时任中央局宣传主任的李达负责人民出版社工作，拟定了内容丰富的出版计划，准备推出“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英文‘Communist’的音译，即共产主义）丛书”11种、其他读物9种。由于当时国民党当局实施白色恐怖，加上客观条件限制，最终未能全部出齐。1922年6月，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里说：总计出版12种，各印3000册。据考，实际出版17种。

李达主持人民出版社社务期间，勤勉敬业，好学钻研，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后来毛泽东称赞他是“理论界的鲁迅”。人民出版社编印的书籍都通过可靠途径秘密运送到全国各地，对全国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的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函邀前往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1923年夏秋间，人民出版社归并到广州的新青年社。不久，中央局又在上海南市民国路振业里11号（今南市人民路1025号）建立了上海书店。1925年，毛泽民来沪担任党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直接领导上海书店，先后出版“中国青年丛书”“向导丛书”，同时出版其他各类书籍达30种，其中包括瞿秋白等的《社会科学讲义》、施存统的《世界劳工运动史》，一峰和辟世编的《马克思主义浅说》，影响甚大，直至1926年2月4日被淞沪警察厅查封。

心有所信，方能远行。作为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在1920年代被称作“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是中国新知识、新思想、新学说最主要的策源地，是中国新闻出版和传媒资讯最为发达和开放的城市，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出版事业的发祥地。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有志之士们，在这里追寻真理，追求理想，投身民族解放事业，不畏艰难险阻，不畏风吹雨打，为党的出版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开创性贡献，为党的奠基、发展、壮大留下了宝贵的文化经验和精神财富。

五、结 语

图书长期以来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当成思想、文化、舆论战场的“特殊武器”。从“二战”到巴尔干半岛等地的硝烟，从全球各地“颜色革命”的各种翻版到唇枪舌剑的舆论场表明，以图书为重要作战阵地的较量，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并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是否具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准之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党的出版工作启示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军队，需要提高包括军事图书传播质效在内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不断增强军事软实力；抢占未来战争制高点，需要发挥军事图书这个特殊武器的特殊功能；传承红色基因，需要红色经典图书发挥正能量的扶持；加强全民国防教育，需要军事出版普及公民的军事知识。军事图书出版是知识和精神的载体，也是持久的武器。如何在互联网大潮中打好舆论斗争主动仗，以工匠精神讲好中国军队故事，打造新时代“军事品牌”，出版更多更好的军事图书，是时代赋予军事出版光荣而神圣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