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边塞诗作为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不仅展现了苍茫云海、大漠孤烟的边关风月，也折射着古人战争观的时代变迁。纵观千年边塞诗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战争观由尚武向战到慎战反战的转变，其藏于边塞诗等文学作品中的传播，也对后世造成深远影响。

关键词：边塞诗；战争观；文化传播

按照目前学界公认的观点，中国边塞诗以原始社会歌谣军乐为起源 ，萌芽于先秦征戍诗，经过不断发展，在盛唐达到顶峰，并一直延续到明清。边塞诗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时期人们对于战争的态度。给人印象中，中国边塞诗涉及战争的内容，多是反映“去时三十万，独自还长安”征战将士的凄苦，表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人民苦难，充满对战争悲剧一面的描写，充斥着对战争的反思，甚至可以说是控诉。

但是翻开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我们可以看到，在近30多首涉及战争的诗歌中，除去《采薇》《鸨羽》等反映战争残酷一面的篇目外，《击鼓》《六月》《出车》《小戎》《无衣》等颂战向战的篇目就有10余首 ，占了三分之一的比重。《诗三百》中兼而有之的战争观，在后世发展过程中，慎战反战逐渐成了边塞诗的主体，即便我们认知的王昌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或者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在看到积极昂扬的向战精神之余，山河的破碎、战争的悲惨、沙场将士的艰苦也藏于字里行间，非常明显。虽然有魏晋时期曹操的《观沧海》、曹植的《白马篇》、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等高亢的名篇，但无论是作品的数量还是朝代时间，这种对于战争的高亢都占相对少数。

边塞诗从《诗经》开始发展到后世，对待战争的态度由积极到反思这一转变，其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但主要却是跟整个社会的变化紧密相关。

一、主流思潮的变化

相对于后世的儒家正统，先秦时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居于垄断地位的社会思想，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战争的频繁，国家强弱形势的瞬息万变，导致各诸侯国统治者为了发展国力避免亡国，纷纷以实用为原则，采用符合自身实际的学派思想。而在这场实用性思想的比拼中，讲求礼仁王道的儒家和道法无为的黄老学说，受待见的程度自然远不如实用性强、见效快的兵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等学派。在春秋战国交替之际，诸侯国间纵横捭阖，同时四周少数民族部落强势进犯，各国陆续通过变法图强，无一不是以兵家、法家思想为旗杆，以军功、武功作为激励措施，这些就直接刺激了人民尚武向战的精神。譬如秦国的商鞅变法，建立二十级军功爵位制，规定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甲士”（披甲勇士，一般为军中精锐前锋）一个首级，就可获得一级爵位（公士）、田一顷、宅一处和仆人一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为奖励军功，还规定，凡行伍中人，不论出身门第，一律按照其所立军功的大小接受赏赐。即便是秦国的宗室也是如此。宗室未立军功者不得列入宗族的簿籍，不得拥有爵位。在这种思潮和制度的刺激下，全体秦国人的战争热情都被激发了出来，由此建立了一支所向无敌、横行天下的虎狼之师，这在《诗三百·秦风》中有鲜明的体现。在这种重军功—激发向战热—战争得爵位的循环中，整个社会必然会陷入一种战争的狂热状态，讴歌战争、向往战争、勇敢作战就成为社会潮流，所以映射在《诗三百》中，很多涉战篇目就有尚武向战的亢奋感。

而自秦汉一统华夏，特别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思想居于正统地位，儒道思想交织影响着中国社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等思想，开始对中国社会造成广泛而强烈的影响，由此导致边塞诗多有“可怜万里关山道，年年战骨多秋草”“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等对于战争悲剧一面的反思与思考。这种思考是发自内心的反省，和“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等先秦兵法的精神完全不同，《孙子兵法》的思考是讲究慎战、谋战，以便于胜战，而儒家孟子“春秋无义战”的论断则是彻底的反战。在这种社会思潮下，除个别时期（魏晋南北朝、两宋等）外，绝大部分饱读诗书，从小被儒道精神熏陶长大的诗人，绝少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怂恿战争、歌颂战争，那是与儒家的“仁”，道家的“无为”相悖，是为社会所无法接受的。反倒是从仁、礼的角度去反思战争、关心底层人民和征戍将士之苦的作品，成为了契合社会主流思想，也为大家所看重的主流。

二、战争性质的变化

阿尔伯特·爱因基坦说：“只要有人类，就会有战争。” 据傅仲侠等统计 ，从公元前26世纪，即从传说时代的“五帝”起，到清代末年的1911年的4500余年中，共进行了3791次战争，战争密度由此可见一斑。但是边塞诗对于这些战争的态度，却是不断变化的。尚武向战到思战反战的变化跟战争的性质是息息相关的。先秦时期，除去个别统治阶级因内部矛盾而爆发的内战外，大部分为早期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各诸侯国之间，或中原华夏民族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在当时具有对外战争的性质，这就容易激发国民响应号召奔赴战场的参军热情，因为带有天然正义性的因素，整个格调就显得积极高亢。

但在秦汉一统华夏之后，中华民族的疆域已大致固定形成，此后的很多边塞战争，是统治者为了文治武功而进行的对外扩展，而且因为疆域的扩大，战争的持久，很多征戍的将士是长时间远距离的背井离乡服徭役，战争性质的转变以及战争条件的转变，使得后世边塞诗在描写中，无法呈现出道德高地的正义感，却被繁重而艰苦的兵役所占据。即便如盛唐，边塞诗达到了其艺术顶峰，我们在感慨诗歌雄浑开阔、盛世气度的同时，也能很明显看到在这种气氛下的某种悲怆。如高适的“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雄浑景象，充满豪气与自信，背后却是“六翮飘飖私自怜，一离京洛十余年。丈夫贫践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道尽了无奈与凄凉。又如岑参的“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景象开阔，气吞山河，却同样是“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风头如刀面如割”昭示着环境的恶劣，边塞战争的残酷。又如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豪迈之余，却掩不住“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其中的悲凉。

如此等等，边塞战争的性质和地域时间，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边塞诗对待战争的态度。在魏晋南北朝、两宋等分裂时期，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个原因，边塞诗反战主流又转变为对于战争的积极高亢，以及对全民尚武精神的激发，譬如魏晋时期虞羲之的《咏霍将军北伐诗》、王褒的《出塞》《入塞》《关山月》、曹植《白马篇》、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以及两宋时期陆游、辛弃疾、范仲淹、柳开、岳飞等等的边塞诗，都洋溢着向往边关、渴望战争收复故土的积极进取精神。

三、文人特质的增强

《诗三百》中很多诗歌来源于底层民俗采风，属于集体歌唱的年代，民歌味较浓。《诗三百》之后，诗歌创作逐步转为文人专业化创作，知识分子日益成为创作主体。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承接底层民众对于战争最直观的感受，除却少部分人功成名就，大部分底层民众面对的是战争的创伤，“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边塞诗自然也把这种反思延续性保留下来。其次是秦汉大一统以来，儒家思想日益强大，直至跃居独尊地位，仁、道思想交替占据知识分子思想的高地。因此，只要还把自己定义为一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知识分子，就没有人敢无视战争的残酷，去讴歌死亡和杀戮。武将莽夫可能可以有如此言行举止，但是作为文人如果鼓吹战争，就背离了儒家“反对不义之战”的战争观、仁义观和民本思想，这是中规中矩的文人不敢“逾矩”的。

由此，大部分边塞诗的作者们，在思想倾向方面，虽然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积极用世的观念，渴望追求功名, 同时亦有慷慨报国的雄心壮志。但这种边塞诗的背后潜藏着儒家的伦理观念和政治情怀，以及朴素的仁义治国和民本思想。在国家危亡或战乱之际，个人的功名气节和国家的安危治乱，乃至民族的生死存亡融为一体的时候，政治抱负便会升华为投笔从戎的壮烈行为和以身殉国的忧患意识，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变得积极而亢奋。而除此之外的大部分时间，边塞诗人们则更多把视角和精力专注在构建美学境界、抒发忧国忧民情怀、感慨边疆生活、反映民间疾苦上。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战争是帝王的娱乐，雄图霸业也是帝王的追求，普通的文人士子即便参与其中，也是奔波劳累、九死一生，所以他们的情感是复杂多变的，而文人所依赖的信条“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更让他们无法放下自身的价值信念，去附和带来人间疾苦、导致满目疮痍的纷繁战乱。如此，边塞诗对待战争态度由积极到反思转变也就顺理成章了。

四、结 语

古人由尚武向战到慎战反战的转变，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于战争的审慎态度和人道主义精神，是尊崇仁、道、礼的结果，并非出于对战争的畏惧。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中国人民自古都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浓烈家国情怀，这种爱国主义精神通过边塞诗等文学亘古流传，植根于民众心中，助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