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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战时传播的软利刃

作者:■周 洋 龙亚蒙

摘 要:本文以纳卡冲突中的无人机影像之争为研究对象, 浅析现代战争中无人机影像在舆论斗争中的运用, 指出无人机影像在舆论斗争中具备整体性、震慑性和动员性等特征,并从无人机影像之战的设计、证据的保留以及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实现联动等提出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纳卡冲突;无人机影像;舆论斗争

无人机即无人驾驶飞机,英文简称UAV,它是由无线电遥控设备与自身的程序控制装置来控制的无人飞机。20世纪60年代无人机首次在越南战争中使用,开始作为侦察机走进战场,此后无人机在军事应用中呈现出强劲快速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使用无人机搭建空中摄影平台的无人机摄影,因作为一种全新的空中影像生产方式,在新闻宣传和军事舆论斗争领域被广泛使用。

2020年9月27日以来,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为争夺纳卡地区控制权爆发冲突。在此次冲突中,无人机的表现较为显眼,特别是阿塞拜疆在交战过程中公布大量无人机拍摄的第一视角战争影像,其中呈现的血腥惨烈内容,刷新了公众对现代无人机战争的印象,也给对方产生了强大的心理震慑效果,可以说无人机在此次的战争中,既是有效摧毁对手有生力量的硬利刃,亦是瓦解对手意志和鼓舞己方士气的软利刃。

一、纳卡冲突中无人机影像的内容分析

自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爆发冲突以来,随着军事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各种形式的舆论斗争和心理战也逐渐深入展开,其中战时无人机影像运用成为此次舆论斗争的亮点,甚至塑造着此次纳卡冲突舆论斗争的走向,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根据《参考消息》相关报道,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发布的战争影像资料显示,截至2020年11月20日,阿塞拜疆一共发布无人机影像视频62个,其中已经删除13个;相比而言,亚美尼亚发布的无人机影像偏少,总共为2个,现将发布视频内容做简要分析:

(一)影像主题聚焦火力打击效果

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对外公开的视频中,影像主题均涉及对敌阵地、武器装备、运输车辆、军事人员和军事基础设施等要素的火力打击。无人机影像除了着重体现高空碾压式打击能力外,还突出攻击后,黑烟浸天、火光四起的爆炸现场感,带给受众极强的视觉冲击力。其中阿塞拜疆发布的名为“敌人的KUB防空导弹被摧毁”和“用空袭摧毁敌军”两个视频,充分展示了自身的军事实力,彰显了打赢此次战争的军事自信。同时,刺激眼球的战争破坏场景于对手心理产生强烈震慑。

(二)影像内容充分佐证正义合法

在战时的紧急状态中,争取到国际舆论支持与道义支持至关重要。在阿塞拜疆发布的战时无人机影像中,一方面强调自身武器装备进行打击的精确性,有效避免了平民的伤亡,完全符合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则对亚美尼亚“摧毁城市”“杀伤平民”等暴虐行为进行记录与揭发,如一条发布的名为“向巴尔达平民开火的敌军被摧毁”的视频,直接突出展示了阿塞拜疆军队火力打击的精确性,以及亚美尼亚军队对于城市和平民造成的巨大伤害,充分佐证了自身参与战争、杀伤对手的正义性与合法性,试图占领道德制高点。

(三)影像传播充分调动社交媒体

在战时无人机视频发布方面,交战双方,特别是阿塞拜疆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宣传模式,不仅在本国的国防部官网发布,而且积极运用多种新型社交媒体进行影像传播,并凭借高清的视频图像、强烈的视觉刺激画面和世界关注的战争热度,迅速在社交媒体上“走红”。战时无人机影像在社交媒体上的成功传播,与其通过对无人机战时视频的精心剪辑和发布时机挑选,并充分调动社交媒体,引起关注吸引流量密不可分。

二、战时无人机影像传播的主要特征

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感觉能力的延伸或扩展”,媒介的任何发展都是人的扩展和延伸,利用无人机开展影像记录并进行信息传输就是人视觉系统的延伸。在战争爆发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利用无人机进入战场核心区域进行影像信息采集和传输,使战时无人机影像传播更具有整体性、震慑性和动员性。因此,相比传统战时影像传播,无人机影像传播主要有以下3个鲜明特征:

(一)“上帝视野”独特展现整体战场

媒介的变革让影像传播异军突起,海德格尔说,“世界影像化”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在以录制为主的传统战争影像采集中,记者需要手持器材,深入战争现场,虽然对战争有细节的刻画和记录,但是缺乏在整体上对于战场各要素情况的全面展示和立体囊括。因此,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信息量先天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信息量决定着战争影像的价值,有“上帝视野”之称的无人机摄影因其视角的独特性,克服了战时普通相机与摄影机拍摄所产生的信息遗失,从而能够更加完整地建构战斗经历,对战争现场进行高质量还原。在阿塞拜疆公布的影像中,通过高角度、宽视野、大景别拍摄,无人机对战场作战要素进行画幅式和沙盘式展示,让受众对战场环境产生了“虚拟掌控”的感觉。

(二)“视觉冲击”震慑参战对手心理

媒介学认为,从渊源和功能来看,影像是一种媒介,其本身具有传播的功能。舆论斗争使用的战场影像,本质上可以说是新闻与摄影的交集,所以,影像信息必须通过运用视觉符号和符号系统构成的视觉语言进行快速传播,从而达到鼓舞士气、震慑敌军心理的作用,这就要求战争影像具有更加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在阿塞拜疆对外公布的多段无人机影像中,尤其是在轰炸袭击过程中,其不断校正瞄准目标,“点杀”对方人员与武器装备,直到摧毁目标为止的状态,可谓是扣人心弦、夺人眼球。相关影像信息的发布可以达到有效提振本方精神、打压对手士气的作用。

(三)“影像叙事”提供强大动员能力

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中指出,“在操纵意识时,必须施加影响的最重要目标是记忆和注意力”。作为引起受众注意、增强记忆的现代传播手段,由形象、情感、空间构成的影像叙事具有生动灵活的优势,进而成为一种对战争进行形象动员的能力。无人机影像将复杂的现代高科技战争,通过视觉冲击感的影像进行扁平化传播,极大降低了战争叙事内容的难度,激活了受众对纳卡战争冲突问题的注意力、记忆力和理解力。除此之外,在双方的无人机影像叙事中,双方民众的爱国情感、集体意识也被影像动员唤醒,在这一情境下,参与战争表现出一种崇高的“价值性”。这种焕发出来的强大动员能力将引导和影响两国民众对于此次战争的态度、价值观和期望,还将鼓励双方以此调度社会成员和社会资源,推动战争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倾斜。

三、我军开展战时无人机影像运用的思考

新军事革命方兴未艾,未来战争中无人机及其装备作战将成为常态,此次纳卡冲突中的无人机影像之争,对我军开展战时无人机影像运用的启示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无人机影像应用于舆论斗争应做好准备与设计

俗话说:一流的军队设计战争,二流的军队应对战争,三流的军队尾随战争。设计战争显示的是高层次的战略水平,也是掌握未来战场主动权的必然选择。在战时状态,我军将无人机影像应用于舆论斗争,若想达到克敌制胜的效果,就应做好影像发布时机、影像发布内容两方面的精心准备和方案设计。一方面要适时发布、占领舆论阵地,进行发布时机的准备和设计,既要做好先入为主、进行影像议程设置,同时还要让影像发布时机服务战争、配合军事态势。美国参议员海勒姆·约翰逊说过:“当战争来临时,第一个伤亡者便是事实真相。”第一时间发布有利于我方信息的图像信息,尤其是“主动打击,先发制人”的作战信息,率先占领舆论主阵地,对受众的影像认知范围和认知效果进行影响,塑造有利于我军舆论态势,不仅可以振奋军心士气、增强国内民众信心,而且还能给敌军带来心理上的冲击,削弱和瓦解敌方战斗意志,进而服务战争,配合我军军事行动。另一方面要做好内容取舍、进行内容设计。未来智能化战争,战场无人机影像数量将呈几何级别的规模增长,发布前的内容把关既要有利于展示我军军事威慑力,又要符合国际人道主义精神要求。发布战时影像展示我军军事威慑力时,要借鉴纳卡冲突中无人机影像之争的经验,着重展示我军无人机及其他武器装备的快速定位能力、超强火力和高精度打击能力,发挥震慑效应。此外,内容把关时还要突出展示打击目标的准确性和零伤亡效果,避免出现误伤平民和违背战争相关国际公约精神和社会公德的内容,避免贻人口实,从而跳出国际人道主义舆论陷阱。

(二)要注重对无人机影像证据的收集和保留

纵观近几次高科技局部战争,我们可以发现外军越来越重视感知战场态势,尤其是美军还专门成立摄影分队,配备“格斗相机”和传输设备对战争进行全程跟踪记录,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配合舆论法理和心理攻防。未来战争中,舆论法理和心理攻防已成为一种作战新样式。敌我双方的战场从“斗力”的军事战场向“斗法”的法律和心理战场广泛延伸。双方都将通过己方舆论斗争中发布的真实有效信息,证明自己在战争中的正义性与合法性,从而发挥舆论法理和心理攻防作战更大的“软杀伤”作用。

战时无人机影像首先以独特的图像叙事方式,对第一手的战场画面记录和军事行动证据等图像资料进行了完整保存。这些具有强烈视觉冲击效果的无人机影像首先可以变成舆论“子弹”,发挥舆论震撼与扩散效应。其次,战时无人机影像因经过鸟瞰式的信息采证,具有强大的视觉说服力和可靠性,可以为我军对敌开展法律战、实施正确法律打击提供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的战场证据支撑。最后,战争是人类矛盾冲突的最高级形式,影响着人类命运,也改变着历史进程。战时无人机影像是对战争进行的客观记录,其对当世还是后代,都有弥足珍贵的历史价值。

我军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来做好对无人机影像证据的收集和保留,一方面要提高无人机作战影像记录意识和能力。未来战争使用无人机等智能无人装备进行战斗将成为常态,在提高无人机影像记录硬件性能的基础上,要建立健全战时无人机影像拍摄制作人才培养体系,对无人机部队参战官兵要开展系统影像记录教育和拍摄技能培训,全面提高官兵利用无人机开展影像记录的意识和综合使用能力,打造一支精干有效、平战一体的一流无人机影像人才队伍。另一方面要筹划做好无人机影像储备工作。建立和扩展战时无人机影像资料库和信息池,通过出台和完善战时无人机影像管理和使用规定,捋顺无人机影像使用、报批和保密工作流程,将影像使用和发布纳入法治轨道。

(三)无人机影像应用要综合联动社交媒体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后,社交媒体成为大国开展实力比拼的新舞台。然而无人机影像开展舆论斗争的关键,表面上看是文字和影像,从根本上看,其力量的源泉却是被社会和公众深刻理解后所产生的影响力。因此利用战时影像开展舆论斗争的首要要求,就是要让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实现牵手,让官方社交媒体与商业社交媒体产生综合联动效应,做到统一谋划,形成合力。

可以将无人机战时影像传播纳入战时社交媒体传播体系,联动运用微博、微信、B站、抖音等现有社交媒体和我军自建的新媒体矩阵,依据不同社交媒体特点,统筹谋划制定差异化无人机影像战时传播策划方案,既考虑无人机影像、视觉化内容的吸引力与通俗性,又强调社交媒体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此外,还需突出官方与商业社交媒体的有效协同,在媒体和舆论领域对敌开展多维打击,以更快的速度、更灵活的方式服务战争,实现国家意志。

(四)无人机影像应用要拥抱新兴传播技术

当前,大数据建设发展方兴未艾,以云计算、5G、VR、AR和AI等为主要代表的新兴传播技术异军突起,信息传播链条中的生产系统、分发系统和体验系统都已迅速产生颠覆性变化趋势,影像生产与传播也日益呈现出开放性、去中心化、去组织化的新特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第一传播力。我军战时无人机影像应用也要乘势而上、吐故纳新、敞开怀抱,积极从依靠“大数据+云计算”提高精确力、“影像+AR+VR”提高呈现力和“人工智能+5G”提高分析力三个方面去拥抱新兴传播技术,提高影像传播效能。

首先要依靠“大数据+云计算”提高精确力,实现对战时无人机影像的精准分发与反馈。现代化战争推崇精确打击,舆论斗争也要做到“一剑封喉”的精确发布与推送,这就需要一方面依托战时大数据为基础,根据战时用户习惯、使用需求、性格特征和政治身份等战争传播要素形成特征标签,将战时无人机影像根据算法结果进行有差别地投放,对敌提高影像传播威慑力,对我军提高影像传播鼓舞力。另一方面,发挥大数据与云计算在反馈中的重要作用,在来源丰富的数据“蓝本”中,灵活运用多种调研方法,精确掌握我军无人机影像传播的真实反馈效果,实时掌控传播效果的变动情况,以便有针对性地实施正面干预。

其次要推动无人机影像与VR、AR等技术的融合,实现战时无人机影像呈现力的倍增。利用VR和 AR 等技术,受众既可以实现通过虚拟技术对现实战场的增强,又可以通过AR技术实现对战争情况的多维描摹,深度理解战场的全息现实,突破人眼生理局限、满足视觉扩张欲望,从而增强受众在接收战争影像中的临场感、紧张感和体验感,增强无人机影像传播的效果。

最后要依靠“AI+5G”提高分析力,实现对战时无人机影像传播舆情的决策与应对。战时投放无人机影像,往往会一石激起千层浪,迅速引发舆论场动荡,我军需要及时对影像传播引发的社会舆情进行预判、监测和应对。利用“AI+5G”技术,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分析、规划、预测、挖掘舆情变化的过程与路径,在广阔的舆论场中,通过背景信息、传播图谱等破解信息的深层含义,透过现象看本质,挖掘事件的深层内涵,确定受众群体的行为态度、爱好倾向,形成可视化数据,为我军迅速做出准确、得当的舆论决策与应对打下基础。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