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简问题似乎是一个中学语文老师上课的题目，为什么还要在这里讲呢？这是因为一些未发表稿件甚至发表稿件上存在一个问题：你想要看的地方被省略掉了，而你不想看的地方却啰唆得很。这说明新闻稿件中的繁简问题很有说一说的必要。

早在《漫话新闻作品的风格》(载《军事记者》2004年3期至4期)一文中，我曾经引用清代袁枚论诗的名言“多则蔽，少则得”和郑板桥论文的名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来讲繁简关系，但因其只是风格中的一个下层概念，限于篇幅有限，只讲了一个最重要的繁简要服务主题的问题。现在看来，光讲这一点似乎还不够。

一、澄清三种糊涂认识

过去我曾以为繁简问题纯粹是一个写作上的叙述方法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详写与略写的关系。后来见长风日盛，许多长稿死活短不下来，特别是一些有“尚方宝剑”的稿件更是像东北人说的“可劲造”，说明在方法问题之上还有个观念问题。而观念问题不解决，讲方法等于是对牛弹琴。他在想如何长起来，你在讲如何短下来，岂不南辕北辙耶？

“写长稿登大块头才显得有水平，写短稿登豆腐块显不出水平”“块头大领导才满意，块头小了领导不满意”“编辑总是要删的，写长点编辑才好删，写短了编辑没得删”。在这三种观念的支配下，哪还顾得上什么写作规则？唯恐文字还不够长而已。所以，不澄清上述三种糊涂认识，谈繁简问题就形不成对话平台。

先说写长稿是否就是有水平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稿件长短不是写作水平高低的标志，稿件的质量才是写作水平高低的标志。只有不懂文章的门外汉和文盲才以文字长短论高下。科学论文《在4080兆赫处天线附加温度的测量》不过600字，却获1978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古文观止》中的作品没有一篇是长文，虽然都是散文而非新闻作品，但同样说明问题。写散文应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流传下来的长文不多。散文尚且如此，更何况新闻作品？新闻作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章，要短小是其特殊要求之一。中国新闻奖对入选作品的字数曾做过严格的规定，要求消息不得超过1000字，通讯不得超过3000字，超长作品每届不得超过一篇。这不是哪个人随心所欲定下的，而是新闻传播规律对文字长短客观要求的体现。中国新闻奖虽然没有不问青红皂白地一概排斥长稿，给它留了一条小缝，但据作者当评委的经验，除非影响特大的长稿，这条小缝是钻不过去的。有人或许会以穆青写焦裕禄的长篇通讯为例，来证明新闻长稿同样有生命力。不错，但别忘了两点，一是穆老确实写得好，二是这种情况是多少年不遇的。几乎可以断言，今天即使有一篇与之比肩的长篇通讯，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为啥？时代不同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愈来愈快，信息源从过去的比较单一变为多元，读者的关注点也从比较单一变为多元，人们无不希望以最少的时间获取最多的信息，很难有时间和耐心来慢慢看一篇长文，长文吓跑读者并非虚话。况且现在编辑部收到的长稿，有不少像毛主席所批评的那样，是“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无边无涯不知所云，严格地说根本不能算是文章。有些长稿包括已经发表出来的长稿，往往毛毛糙糙，水分偏多，似乎硬要把只可做一块饼干的面粉煮成一锅清糊糊。你给读者喝稀糊，读者就会不睬你，只能是谁写谁看，写谁谁看，谁让写谁看。显然，靠这种长稿非但不能显示水平反而会使自己掉价。所以，干新闻就得服从新闻传播规律，遵守新闻写作的游戏规则，将短小精悍的作品奉献给读者，长稿只能在特殊情况下偶尔为之。

再说领导要登长稿的问题。的确有以块头大小论分量，动不动就想要大块头、要头版头条的领导，所以有的人写长稿纯属被逼无奈。媒体编辑要短稿，单位领导要长稿，作者如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这个问题要解决，关键在媒体。编辑部坚持按新闻传播规律办事，死把住不登长稿，久而久之大家就会习惯，通讯员对领导也好交代。随着领导的水平越来越高，我相信那种以块头论分量的观念会逐渐被以影响论分量的观念所替代。至于所谓“写长点编辑才好删”，则纯属想当然。编辑最喜欢的是不用改一字的可以免检的来稿，因为这样他编起来最省心最有效率，怎么会欢迎那种叫他费半天劲才成形的来稿？故意写长给编辑删其实是给编辑添麻烦。另外，有些作者在稿子中拼命堆砌材料，生怕哪个例子没用上，是准备让编辑给他重写。“写长点编辑才好删”的“经验”不过是掩饰自己心中无底的托词罢了。所以当有人传授类似经验时，大可一笑置之。

二、割掉三种常见的文字肿瘤

一个人一旦长了肿瘤，就要毫不留情将其割掉或用化疗、放疗的办法消灭，否则就有生命之虞，这是常识。但是文章中有肿瘤，有的人却对其爱之有加，舍不得让人割，更有甚者是故意给自己的文章生肿瘤，唯恐这个肿瘤不大。从媒体收到的来稿看有三种常见的文字肿瘤必须割掉。删繁就简首先要从割掉文字肿瘤做起。

第一个要割的肿瘤是长而无当的背景资料。写单位往往要罗列其光辉历程，甚至一直回溯到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打了什么仗，获了什么称号，从想当年写到现如今；写个人往往要把他的军功章和荣誉证书摆在前头，甚至从娘肚子里出来写起。不少稿件如史海撷英，不知不觉数百字上千字出来了。有些作者之所以这样写，一是想靠历史光环来增加稿件的分量，二是想搬出目不暇接的“出土文物”让别人没法比，殊不知一片好心却给文章生出个肿瘤。新闻者，新近发生的事实也。新闻稿是要写新闻而不是写历史，读者想在媒体上了解新闻而不是历史。历史再辉煌也是历史，也是昨天的新闻而不能成为今天的新闻。企图拿历史与别人比，等于拿着关羽的大刀跑到射击场，要与神枪手比武，岂不比侯宝林的相声《关公战秦琼》所讽刺的现象还荒唐？当然，新闻并不排斥历史，具体到一篇稿件中，历史资料只有在能为新闻事实服务的前提下才可作为背景材料运用，并且绝不可喧宾夺主。背景为新闻事实服务主要在下列三种情况下：一是需要对比时，运用背景材料来进行新旧对比，使新闻事实更鲜明突出，给人打下更深的烙印；二是分析原因需要挖历史根源时，运用背景材料让人看清历史与现实或红或黑的传承关系，使人加深对某个问题、某一道理的认识；三是为强调新闻的某一要件的特殊地位，运用背景材料以引起读者的特别关注，如毛主席在《中原我军占领南阳》中对古城历史资料的运用是为了强调南阳重要的战略地位。除此之外，其他要用背景材料的地方不过是一两笔代过的事。一篇新闻稿的篇幅有限，背景材料多了必然挤占新闻事实的篇幅，因此要毫不留情地割掉长而无当的背景材料这个肿瘤，非用不可的地方也要惜墨如金。

第二个要割的肿瘤是繁琐不堪的过程叙述。很多长稿长在什么地方呢？长在对过程繁琐的叙述中。在有些稿件中一个例子动辄数百字，个别的甚至上千字，婆婆妈妈，絮絮聒聒，枝枝蔓蔓，琐琐碎碎。此类稿件叫人看着索然寡味，昏昏欲睡，其中好一点的，编辑删掉过程后还可成篇，差的删掉过程后便空空如也。写稿子一头扎在过程的冗长叙述中，严格地说是还没入写作之门的表现，因此我们在这里将那种删掉过程便一无所有的稿子驱逐出讨论的范围，只讲那些尚可删改之稿。为什么说繁琐的过程叙述是文字肿瘤要割掉呢？最主要的是因为繁琐的过程必然轻者冲淡重者淹没文章的主题。本来应该在表现主题的地方浓墨重彩，过程叙述一繁杂，表现主题之处就被淹没在无关紧要的絮叨之中。凡在过程上泼浓墨者，多半在出主题之处反而会用枯笔，因为作者的注意力分散在过程中而没有集中在主题上，浑身都在使劲就是集中不到一点上。新闻作品尤其是工作报道思想性是第一位的，思想不可凭空而出，出思想离不开事物发展的过程，即应在其发展过程中出，但不是其全部过程都可出思想，能出思想的地方往往只有一个或几个点。新闻事实应完整，不可缺胳膊少腿，但不是事件的整个过程都有新闻，出新闻的地方不过是其中一个或几个点，即我们所说的新闻眼。《水浒传》中的武松过景阳岗这一路，作者其实就突出写了两个点，一个是在“三碗不过岗”酒店狂饮，一个是打虎，其他的过程或一笔带过或一点没提，为啥？那些过程跟作者所要表现的武松之英雄气概无关，弄得不好就会生出文字肿瘤。当然，施耐庵集中写上述两个点是为了塑造人物性格，而不像新闻作品是为了出思想。写新闻，二者目的不同，但道理一样。

第三个肿瘤是同层次的事例重复。一两个事例能说清楚的硬要用好多个事例，而且这些事例是平行的同层次的，说明的是同一个理，不能给人以新的启示，这就叫事例堆砌或同层次重复。事例堆砌是造成文章臃肿冗长的原因之一，它同样可能会冲淡或淹没主题，因此必须将其当肿瘤割掉。有的作者之所以爱堆砌事例，是怕编辑认为事例单薄，于是猛往文中堆事。单薄当然是文章之诟病，如用一个小例子讲一大通道理的稿子即是，但是文章之单薄与丰满之别，不完全取决于事例之多少。有的稿子中事例一大片却仍然显得单薄，因为所有事例讲的不过是同一个意思，就那么孤零零的一点理，没有层次，没有高度和深度，几乎是平面的，而平面的东西往往是免不了单薄的。一块塑料布不论你把它拼多大，它仍然是单薄的。同层次的例子不论你用多少个，也不过是一块大塑料布而已。要避免单薄，不是简单地加例子，而是要选择不同层次、层层深入的事例来构建。有层次才会厚实，有层次才有波澜。何曰有层次？恰似上山，一步比一步高；恰似下井，一步比一步深。如何区分层次的问题已不属本文讨论的范畴，这里要强调的是避免同层次的事例重复。

三、掌握三条繁简的原则

新闻作品的繁简问题可分为两个层次来讨论。从总体上说，文字要简而不可繁，即要简练简约而不可繁琐；从结构上说，则有个详略问题，即哪些地方该详写(相对的繁)哪些地方该略写(相对的简)的问题。

（一）能说明主题的地方要详，其他地方要简

文章的内容无非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主要的，直接说明主题的；一部分是次要的，是为前者服务的，是起铺垫、交代、补充、过渡、转折等作用的。显然，能直接说明主题的地方应详，其他地方应略。如前所说，在一件事的发展过程中，能直接说明主题的地方只有一个或几个点，所以真正要详写的地方就是这些点。但如果光写这几个点，那读者就只能看到一件事的几个片段，而看不到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其他地方也是必不可少的，不能完全不写，又不能详写，只能略写。如此才能既突出主题，又让事实完整且使文章流畅跌宕。根据说明主题的需要确定要详写的那几个点，是谓关键。对此，苏东坡曾以上街花钱买东西为喻。苏老先生被流放在海南儋州时，葛延之与之善，因教其作文之诀：“譬如市上店肆，诸物无种不有，却有一物可以摄得，曰钱而已。莫易得者是物，莫难得者是钱。今文章，辞藻，事实，乃市肆诸物也，意者，钱也。为文若能立意，则古今所有，翕然并起，皆赴吾用。汝若晓得此，便会做文字也。”(宋·费衮撰《梁溪漫志》，转引于胡山源编《幽默笔记》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5页)古人所说的“立意”，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主题基本相同。苏东坡深入浅出地讲清了主题与事实、辞藻的关系，后者服从前者，为前者所用。只要主题需要，什么材料都可以“翕然并起”为我所用。同时，我们进市场，不会因为身上有钱，就见啥买啥，而是需要啥买啥；写文章也一样，不能见啥写啥，而是主题需要啥就写啥。对我们买的东西，必须详细了解其主要的功能、质量和性价比，而对其他粗略了解即可；写文章，对能说明主题之处要详写，对其他则略写。比如在《把大道理讲实讲活》(载《解放军报》1989年11月17日第1版)这篇工作通讯中，作者围绕用旧上海的“美女牌”冰棒搞教育写了一大段可谓详也，而对其他则略写甚至一笔带过，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它能“图解主题"，是说明主题的典型实例，而其他材料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二）能拿人的地方要详，其他地方要简

一件事，往往并非从头到尾都拿人，能拿人的地方只有一点或几点，在紧贴主题的前提下，显然浓墨应泼在拿人的地方。所谓拿人，即能吸引人的眼球，打开人的心扉，或能令人感动，或能令人思考，或能令人惊奇，或能令人叹服。前面所举武松打虎的例子可作叙事的经典，新闻通讯尽可效法。但工作报道与事迹通讯在写作目的和方法上都是有较大区别的。事迹通讯是靠事迹打动人，重在情；工作报道是要靠事实启发人，重在思。二者各有各的规则。事迹通讯要感人，往往离不开感人的细节和曲折的情节；工作报道往往无须细节和情节，却不可少了“思维结”或曰“问题结”，其拿人之处就在这些“结”上。能抓住一个能一捅就响的“问题结”，并能析“结”解“结”，是工作报道成功之要诀。“结”者，惑也，或读者还没有看到需要提醒，或虽已看到但不得其解，或似是而非即自以为解其实未解也。那些读者一目了然的问题不能称其为我们所说的“结”。工作报道要“结”上详写，“结”外略写。写事迹不可节外生枝，写工作不可“结”外生枝。以《“挥泪斩马谡”之后》(载《解放军报》1990年12月14日第1版)为例，这是一篇故事式工作通讯，但作者并没有将笔墨花在故事的情节和细节上，而是紧紧贴着一个也许很多人还未曾注意到的“结”，即对有些干部合理不合法的违纪行为该怎么办的问题来着墨，通过对副连长宋成立超假一事来分析“结”，提出了只有关心干部的实际困难才能令行禁止，以否则就有可能有令难行的观点来解“结”，宋成立超假属万般无奈，故事中不乏催人泪下的情节，为啥不写呢？写了就“结”外生枝也。

（三）骨干事例要详，从属事例要简

除一事一报的稿件外，其他稿件都会用多个事例。一般来说，每一段中有一两个骨干事例或曰典型事例，若干个从属事例。对这些事例不可平分秋色，“一视同仁”，而要区分主次，突出重点，骨干事例要详写，从属事例要略写。否则，就会出现像前面所说的同层次的事例重复，成为文字肿瘤。

最后以《孙铁锤传奇》(载《解放军报》1991年6月1日第1版)为例来说明“多则蔽，少则得”的道理。孙铁锤是原武汉军区树立的典型，不少记者都采写过他，稿子少则6000字，多则万余字，但都未能上中央媒体，而《孙铁锤传奇》一稿才1380字，竟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成为公认的人物通讯名篇。这当然不仅是一个繁简的问题，但写长稿的作者的确用繁琐的过程叙述和同层次的故事堆砌把人物“压死”了。而《孙铁锤传奇》选择能体现其性格特点的故事来写，1000多字，一共写了13件事，但大多是一两句话交代，只对重点事例展开描写，如拒绝姑娘求爱、当街烧坏书等。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原副总编辑、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