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武》是有史记载的中国最早的歌乐舞剧。长期以来，华夏主体民族不善歌舞、没有史诗的观点变成一种固化的认识，但是根据史诗的标准，再对照历史上其他民族的史诗，《大武》堪称华夏主体民族的英雄史诗，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可考的军事传播文本，对于今天我们传播优秀军事文化，讲好新时代强军故事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关 键 词：大武；华夏；英雄史诗；军事传播；文本

应该说大部分有语言、有口述历史传统、有悠久历史的民族都应该有自己民族的英雄史诗，因为英雄史诗是本民族在征服自然、战胜灾害和敌人之后，对自己民族荣耀的记忆和对民族英雄或族群领袖的崇拜方式。英雄史诗是神话时代的产物，那时文字还不很发达，催生了用“诗”这种表达简约的方式记录历史，其内容总是和神话结合起来。在中国，有几个少数民族的英雄史诗保留下来了，因此他们成为有英雄史诗的民族，如藏族有《格萨尔》，蒙古族有《江格尔》，柯尔克孜族有《玛纳斯》，苗族有《亚鲁王》。那么，华夏主体民族有没有自己的英雄史诗？如果有，它的英雄史诗是什么？汉族不是从口耳传播的神话时代产生的民族，其历史直接进入了文字记录时代，进入了正史阶段，没有创造神话和英雄史诗的迫切性。但是汉族的前辈即生活在中原地区的古华夏族历史悠久，经历了漫长的神话时代，留下了大量的神话故事，必然也有自己的英雄史诗，而且是有记录的。这部英雄史诗以歌舞的形式保存在了后世的文字记载之中，它就是周朝的歌乐舞剧《大武》中的歌诗。

《大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可考的、完整的用艺术形式和文字两种方式记录下来的军事传播文本。《大武》歌乐舞剧是一种特殊的军事传播文本，从艺术创作角度看，它集歌诗、音乐、舞蹈于一体；从传播媒介角度看，它集文字、语言、音响、形体等传播媒介于一体。《大武》记录了武王伐纣灭商的战争事件和灭商以后的其他军事行动，对武王伐纣的战争过程进行了艺术化的再现，重点还颂扬了战争的主导者、胜利者武王姬发。从英雄史诗的角度看，《大武》歌乐舞剧及其歌诗内容承载了古华夏族对于自己辉煌历史的民族记忆。在今天看来，这一军事传播文本则有着独特的民族复兴意义和国际传播价值，对于今天我们传播优秀军事文化，讲好新时代强军故事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一、《大武》的历史记录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指挥周国和其他若干方国将士4.5万余人在牧野大败商朝17万大军，随后进逼商王朝国都朝歌，纣王走投无路，自焚于鹿台，商朝亡，周朝立。此后武王去世，周公平定三监叛乱。成康之治，周朝南征北战，国力鼎盛。为纪念先人伟业，彰显周王朝威望，大约从武王时期周公旦开始策划创作大型歌乐舞剧《大武》，到成康昭几代，逐渐成熟。

《大武》是一部组乐，也是先秦时期唯一保留下来的官方性质歌乐舞剧。《大武》歌舞剧融诗、歌、乐、舞于一体，属国乐国舞，常在天子大祭司、天子视学养老、两君相见等高级别礼仪中进行表演。表演以八佾排列，即舞队按照八八六十四人排作方阵，体现了周代史诗性歌舞“乐以象成”的艺术原则。

根据《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记载，周人将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大咸》、舜时的《大韶》、禹时的《大夏》、商汤时的《大濩》以及周朝乐舞《大武》定为六代乐舞。其中前四种为文武，后两种是武舞。相传《大濩》为商汤之乐，讲的是由于夏桀暴虐无道，于是汤率兵讨伐夏桀大获成功。汤建立商王朝后命大臣伊尹作《大濩》，以记其功，庆祝胜利。如此说来，它也应该是一部英雄史诗。但可惜的是它和其他四种古乐舞都亡佚了，只有《大武》的内容赖《礼记》等文献而部分地保存了下来，直到秦始皇、汉高祖时仍旧余音可闻。

《大武》对武王伐纣这一历史的艺术表现也在先秦文献等古籍中得到了证实，很多古籍中皆有所涉。《庄子·天下》：武王、周公作《武》 ；《墨子》：武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曰《武》 ；《荀子·儒效》：武王之诛纣也，……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声乐，于是《武》《象》起而《韶》《護》废矣。 而其中对《大武》乐舞诗内容记录最为详实的是《礼记·乐记》：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曰：“夫《武》之备戒之已久，何也？”对曰：“病不得其众也。”“咏叹之，淫液之，何也？”对曰：“恐不逮事也。”“发扬蹈厉之已蚤，何也？”对曰：“及时事也。”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大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 《礼记》以孔子为叙事主角，彰显了《大武》的经典价值，当然这么多的古籍记载，既旁证了武王伐纣历史的真实性，也证明了《大武》歌乐舞剧的真实性。

二、关于《大武》的内容考辨

对《大武》的记录、考辨至迟从汉代就开始了，后来唐、宋、元、明、清几代都有人论述、考证。清末民初的王国维发表《周〈大武〉乐章考》一文后，开启了近现代对《大武》的长久的争论，此后关于《大武》研究成为一门学问。但碍于文献不足，诸如《大武》的篇目数量、篇目顺序、乐器及音乐形式、舞姿舞容等，学界存在各种不同的见解。其中《大武》篇目数及其顺序问题是争论的焦点。

学界首先争论的是《大武》篇章数量。根据《礼记·乐记》记录：“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可知最早的说法是“六成”（即今天的六幕）。近代最先开启此问题研究的王国维就坚持“六成说”，此一说是学界的主流观点。此外还有“七篇说”。有人认为“成”不是《大武》有“六章”乐章，而是组乐完整演出一遍，称为一成，数遍即数成。 这种观点的依据是汉代郑玄为《乐记》作注对“成”的解释：“成，犹奏也。每奏《武》曲一终为一成。”

其次是对《大武》歌诗内容的争论。王国维在《周<大武>乐章考》一文中根据古籍记录指明《大武》歌诗内容留存于《诗经·周颂》，这成为后来学界主要的观点。无论是“六成”还是“七篇”，大部分学者都把《大武》的歌诗内容全部锁定为《诗经·周颂》中的篇章，其中《武》《酌》《桓》《赉》《般》确定无疑，还有《昊天有成命》《时迈》《我将》三篇中哪一篇为第六篇存有争论。此外，王国维又认为《宿夜》是《大武》的乐章，而《诗经·周颂》中并没有《宿夜》篇目内容。有人因此认为《逸周书》中的《武寤》即是《宿夜》：“王赫奋烈，八方咸发。高城若地，商庶若化。约期于牧，案用师旅。商不足灭，分祷上下。王食无疆，王不食言，庶赦定宗。” 从内容看显然是关于武王伐纣的。

第三个争论聚焦于《大武》篇目的顺序。目前各家关于《大武》篇章排序问题有很多种，例如：

1.《时迈》《我将》《赉》《酌》《般》《桓》《武》；

2.《武》《时迈》《赉》《般》《昊天有成命》《桓》《酌》；

3.《我将》《武》《赉》《般》《酌》《桓》；

4.《酌》《武》《般》《赉》、(缺一)《桓》；

5.《时迈》《武》《赉》《般》《酌》《桓》；

6.《武》《时迈》《赉》《酌》《般》《桓》。

孰先孰后，完全在于后世学者们自己的理解。

三、《大武》是古代华夏族的英雄史诗

英雄史诗是用诗歌和艺术夸张的形式颂扬本民族领袖带领民众征服自然、战胜敌人的历史记录。历史上几大文明都有自己的英雄史诗。

苏美尔人的《吉尔伽美什》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英雄史诗，描写了乌鲁克国王吉尔伽美什为民造福的故事。《荷马史诗》由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构成，描绘的是希腊远征特洛伊城战争期间和之后的故事。古波斯的史诗《列王纪》从开天辟地写到伊朗萨珊王朝灭亡，贯穿上下四千余年。德国史诗《尼伯龙根之歌》记载了罗马将军阿伊提乌斯率兵摧毁勃艮第第一王国的史实。《摩诃婆罗多》以印度列国纷争时代为背景，描写婆罗多族人的王位争夺战。

中国的四部少数民族的英雄史诗也分别记录了本民族的英雄事迹。《格萨尔》是古代青藏高原岭国国王格萨尔王智勇双全、战胜敌人的征战史。《江格尔》描述了以江格尔为首的12名雄狮大将和数千名勇士经沙场洗礼后结为兄弟共同保卫家乡的故事。《玛纳斯》是柯尔克孜族英雄玛纳斯及其后世七代人保卫人民、抗击异族统治者的掠夺和奴役的战斗业绩。《亚鲁王》是西部苗族创世与迁徙征战的历史，记述了历代苗王的传奇。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来，英雄史诗一般都包含三大要素。

一是悠久历史。只有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才能孕育影响世世代代的族人，才能形成被历代族人认可的史诗。反过来讲，英雄史诗会促成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加强。另外，英雄史诗的神话性质掺杂了很多不确定历史信息，显示其往往形成于很古老的口语时代，其时没有文字，或者文字不发达，人们不得不使用字数简短、朗朗上口、易于记忆的歌诗形式保存自己民族的历史记忆。

二是英雄主角。人类向来有英雄崇拜、领袖崇拜的情节，史诗也脱离不了这个规律。诗作为一种最早的神话时代的艺术表现手法或文学表现手法，或者说作为和神话共存的艺术和文学，需要历史故事或情节的主体，这种主体不能太散，必然会聚焦于某些个体。此外，这么多的史诗都聚焦于英雄，说明领袖个体确实在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个结论在今天依然有效。

三是诗歌形式。从现有的考古结果看，最早的成熟传播模式是诗歌，这和人的认知历史有关。诗歌简短且精炼，不需要太多的音节和文字，且通过朗诵和歌咏方式传播，易于记忆，这样一来，诗、歌、历史、英雄等诸元素就结合了。此外，诗歌便于夸张的表达，对于那些信息模糊的历史，诗歌是最好的载体。

由此可见，《大武》的歌诗内容完全可以看作是一部英雄史诗，对于今天我们传播军事文化，讲好新时代强军故事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首先，《大武》有着悠久的历史。《大武》记录的内容是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灭商前后的历史史实，距今有3000多年历史，这一历史远比《荷马史诗》《列王传》《尼伯龙根之歌》所传唱的内容的历史悠久。武王伐纣的故事广为流传，自古就是中国正史和神话故事的主要题材，著名的《封神演义》就是以这段历史为题材创作的。与其他史诗相比，《大武》内容完全可考，青铜“利”簋内底所铸铭文4行32字“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有力证明了武王伐纣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大武》歌乐舞剧本身的历史也很悠久，它的雏形，特别是乐舞内容可能在周武王之前历代就已经创作完成，成为周方国祭祀献礼时的必备节目。武王灭纣之后，把灭商、平定东南、周公召公分职而治的历史添加进去，成为完整的歌乐舞剧《大武》，一直流传至汉代。这正充分说明了《大武》的生命力之所在。也启示我们提高新时代军事文化传播质效，需要我们挖掘有重要传播价值，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文化精髓。

其次，《大武》的英雄是周武王。《大武》剧本讲述了武王伐纣灭商以及其后平定东南叛乱、统一天下、周公召公分职而治、祭祀天地山河祖先的事迹，其中首当其冲的事件是武王伐纣。周武王姬发率领4.5万余正义之师，对阵商纣王的17万人马，打出了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先发制人的著名战役，彪炳史册，从此开启有周一代800年历史，“伟大的武王”因此被后人世世代代追忆、纪念，自在情理之中。从前述《大武》歌诗内容看，有好几成的内容都和武王伐纣事件直接或间接相关，在看起来更像是最后一成的歌诗中，重点又落到武王，如《桓》：“天命匪解，桓桓武王”。《大武》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大武》所展示彪炳史册的战争奇迹，正是中华优秀军事文化的缩影。这启示我们，新时代军事文化的传播，要注重聚焦重大历史事件中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善于发现其生命力最长久和影响最深刻的瞬间。

最后，《大武》歌唱内容的形式是诗。《大武》集歌、乐、舞于一体，其中歌的内容完全是诗的形式，且这些歌诗内容全部收录于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学作品《诗经》。《诗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500年内的诗歌305篇，其中有民谣、宫廷乐歌，《武》 《赉》 《时迈》《酌》《般》《桓》等高度疑似《大武》各成歌诗内容的篇章正是收集于《诗经》的宫廷乐歌，只是后人在编辑过程中把它们的顺序打乱了，以致给历史留下了疑惑和难题。这警示我们，新时代军事新闻传播，必须始终坚持内容为王，把内容建设摆在突出的位置，以内容优势赢得传播优势。

总之，《大武》已经具备了英雄史诗的各种要素，是古华夏族的英雄史诗，是东方最大民族最早的大规模军事战争史诗，在军事文化传播中占有重要位置，有着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长期以来，华夏主体民族一直被“不善歌舞”的刻板印象固化，实则不然，以《大武》为代表的先秦乐舞证明了华夏主体民族在3000年前甚至更早时期已经能够编排演出精彩的集歌诗、音乐、舞蹈于一体的文艺节目。

四、《大武》是标准的军事传播文本

杰出的历史性民族总是有着辉煌的军事斗争历史，而他们辉煌的军事斗争历史之所以能穿越历史的隧道，被后世不同的民族认可，是因为他们同样有着辉煌的军事传播文本。所有的史诗都是历史经典文本，所有的英雄史诗也都是军事传播的经典文本。《大武》既是古代华夏族的英雄史诗，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军事传播文本。

文本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不单指文字形式的记录。古代军事传播的文本有很多种，文字当然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岩画、神话、史诗等。迄今发现的中外很多古老的岩画中，有不少是和战争或军事有关的。而大部分神话一般都包含了人类与大自然作斗争或与异族争斗的内容，可以看做是早期军事斗争题材。史诗与军事传播的关系不再赘述。岩画作为偏向时间的媒介不需要其他介质的帮助就能传递千秋万代，但是神话和史诗的历史传递却需要其他介质特别是文字的帮助才能完成。这正是本文开篇所指出的，大多数民族或族群在口语时代都有过自己的神话和史诗，但因为没有文字的承载，慢慢都遗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那些保留下来的神话与史诗，正是得益于文字才能够永久保存。

《大武》的伟大之处在于周人在3000年前利用了一种特殊的艺术表现手法—歌乐舞剧再现了一场战争事件。根据几成内容则可知，乐舞和歌诗不但有对整个历史事件的记录，也有对历史事件主人公武王姬发的颂扬，并利用这种艺术形式和传播方式有力地树立了周王朝的国家威望，从客观上则建构了中国几千年的礼仪规范和民族记忆—《大武》表演成为王朝的一种规制，武舞成为中国艺术的历史传奇，而《大武》的歌诗内容则永远成为华夏民族的文化经典和历史辉煌。《大武》不仅用歌诗对武王伐纣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了记录，还通过歌舞表演中不同的姿势、队列、武器详细复盘了武王伐纣过程中起兵、交兵、进军、取胜、祭祀天地山河先祖的情景。《礼记·乐记》记载“偬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这里的“偬干而山立”“发扬蹈厉” 等动作，展示的正是牧野之战战前各种场景，为研究西周武器和军列等情况提供了研究素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则展示的是牧野之战的战争场面，表现两列队伍随着音乐节奏进行击刺，四次为一节，再现了周军将士的勇猛无畏。

《大武》剧本所展示的故事（当然也是历史）再现了周人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一举推翻商纣王暴政的“弱小但正义的力量战胜强大但邪恶的力量”的历史规律，在今天正好关照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现实，挖掘和传播这样的意义正是《大武》这一军事传播文本的国际传播现实价值所在。当然，如果想真正发挥这样的作用，最佳的选择是为今天的受众重构《大武》这一经典史诗和传播文本。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北京日报社融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