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讲好中国故事”是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实践基础。本文从优化叙事主体、丰富叙事技巧、强化叙事互动、创意叙事形式四个方面，探讨了推进中国故事全球化表达的创新叙事策略，对推进中国故事的全球化表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 ：中国故事；叙事；全球化表达

“讲好中国故事”是一道时代命题，是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实践基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让世界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让中国更好地走向世界，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努力。本文从优化叙事主体、丰富叙事技巧、强化叙事互动、创意叙事形式四个方面，探讨了推进中国故事全球化表达的创新叙事策略，以期为推进中国故事的全球化表达提供借鉴参考。

一、优化叙事主体，增强中国故事影响力

叙事主体即讲故事的人，也可以称作传播主体。全媒体时代，叙事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点，既包括政府人员，也包括民间人士；既包括意见领袖，也包括普通网民；既包括专业媒体，也包括非专业化传播平台。不同的叙事主体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其讲述的“中国故事”也会有不同的精神内涵，最终对构建中国形象、传播中国文化具有重要影响。充分利用多元叙事主体，从不同视角、用不同语言讲述有历史底蕴、有共同情感、有中国气派的中国故事，能够更好地促进中国故事的全球化表达，增强中国故事的影响力。

（一）加强官方叙事

政府和主流媒体等作为官方叙事的主体，不仅具有传播优势，而且具备专业能力，无论是对中国故事的采写、挖掘、整编，还是赋能中国故事的艺术呈现、精神书写，其权威性、思想力和饱满度都是不可比拟的。官方叙事，首要的是紧紧把握住中国故事的“中国性”，引导国际受众树立正确中国观的问题。长期以来，西方话语中的“中国”概念，是建立在西方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有失偏颇。因此，中国故事的官方叙事要针对不同的国际受众和话语空间，讲好民族复兴的文明大国故事、政通人和的东方大国故事、发展繁荣的社会主义大国故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负责任大国故事，进一步提升新时代中国的形象定位和核心叙事能力。同时，在参与解决世界性难题、全球性危机中，要努力讲好中国敢于担当、加强合作、付诸行动的故事，积极有效地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好”，运用开放的力量、真诚的力量、理性的力量提升官方叙事在国际舆论场的能见度和影响力，达到“近者悦，远者来”的传播效果。

（二）激活民间叙事

民间叙事相比官方叙事有自身的优势，它以平民化的视角“站在中国看中国”，并保持“置身其中”的在场性，使得其对故事内容、人物塑造、情节表现具备更多的话语权，更能增强传播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民间叙事的内容往往都是真真切切发生在民众身边的故事，他们所观察到的“风景或诗意空间，都根植于普罗大众对空间与时间的态度，以及对家园与祖先的忠诚”，［1］他们身上“所展现出来的精神、气质的东西往往更能吸引西方人”。［2］李子柒作为民间叙事者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她利用中国元素对个人形象和“田园诗式”的中国乡村景象进行构建，通过故事式的带入，制作播出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短视频，进而获得国际受众的喜爱，在YouTube上个人粉丝量高达1000多万，远超BBC News、Fox News等各大媒体公司。由此可见，民间叙事力量不容小觑，要借鉴李子柒等民间力量的成功传播模式，充分发掘、盘活用好更多的民间资源参与对外传播，通过民间叙事有效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正确认知。

（三）增加他者叙事

“中国故事”并非为中国所独有，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其他国家参与讲述中国故事的媒体记者、网民也越来越多，他们对于中国故事的讲述会直接影响国外受众对于中国的认知。注重利用“第三方”效应，增加他者叙事，讲好中国故事，也是提升国际传播影响力的重要途径。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中国定居多年的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制作了《南京抗疫现场》《好久不见，武汉》《后疫情时代》三部中国抗疫纪录片，以客观温和的第三方视角向国际社会理性介绍中国抗疫真实情况，受到日本和中国网友的高度肯定。这些纪录片不仅在两国热播，还译制了多国语言版本在国际网络平台播出，引发了良好的国际舆论效应。美国脱口秀主持人比尔·迈赫（Bill Maher），经常以幽默的口吻讥讽美当局荒唐政治，发表评论中国的正面言论，讲述他所了解的中国故事，极大地改观了美国部分民众对中国的看法。要善于借嘴说话，积极推动海外知华友华人士讲述中国故事，通过媒体发表文章、自媒体账号发声等途径，利用他们的舆论影响力和人脉关系，引导国际社会增进对中国政治理念、经济模式、社会文化的理解认同，扩大中国故事的影响力。

二、丰富叙事技巧，增强中国故事吸引力

叙事技巧对于增强故事的吸引力至关重要，讲好故事不仅在于内容，也在于技巧。一直以来，中国对外传播的话语表达宣教色彩相对浓厚，一些中国故事的讲述显得生硬、缺乏趣味性。要尽快改变这种现状，通过丰富叙事技巧、革新叙事结构，让讲述“生活化”的中国故事成为话语传播的有效策略，增强中国故事的吸引力。

（一）从宏观叙事转向微观叙事，讲“小而美”的故事

利用较为生活化的情节与细节进行微观叙事，由“小我”向“大我”和“共我”延展拓深，能够更好地激发受众的情感共通与价值共鸣，将本土化叙事与国际化表达结合起来，让世界更好地倾听中国。中国故事代表了中国国家形象，在对内对外传播时都要尽可能淡化过于生硬的官方色彩，积极推进从宏观叙事向微观叙事的转变，多讲“小而美”的故事，不断提升中国故事的吸引力。获得第二十九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作品《我的青春在丝路》就是例证。这是一部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新闻大片，每集讲述一位中国青年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励志故事，由于选取小故事来述说大情怀，该节目英文版连续7天在中阿卫视播出，并由芒果TV国际应用程序和YouTube芒果TV精选频道推荐，深受海外观众喜爱。

（二）从传播维度转向受众维度，讲“听得懂”的故事

在国际舆论场中，受众所处的文化背景不同，对同一事件的理解、对不同表述的兴趣度或许也有不同。这就需要根据国际受众的接受习惯和思维模式，用传播对象易于接受、易于理解的逻辑来讲好中国故事。电影《功夫熊猫》便是生动的例子，它既传播了美国价值观，同时其中的中国元素又引发国内受众的文化认同。可见，不论对内还是对外传播都需要从传播维度转向受众维度，要安排与各国受众自身密切相关的传播内容，同时也要注重本土创新，将中国理念、中国实践、中国思想、中国主张等内容寓于其中，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让国际受众乐于接受并易于理解。

（三）从刻板叙事转向共享叙事，讲“听得进”的故事

长期以来，中国对于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外部世界而言是一个“他者”形象。为促进中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彼此欣赏，有些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需要从刻板叙事向共享叙事转变，在内容形式上建构国际化的情景架构，在叙事手法上也要符合媒介环境和国际“共有知识”，建立语境－价值观二分法的共享叙事观。换言之，就是在对外传播中主动设置话语议题、概念议题，在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时要梳理出“共享”的价值、概念、意义，既不刻意突出中国价值观，也不强调西方价值观，更不追捧普世价值观，而是设置一种共通的话语环境，构建能够彼此对话的人类命运的共同价值观，来提升受众认知的共享性和互通性，提升传播的有效性。例如，五洲传播中心、优酷联合美国国家地理共同制作的纪录片《做客中国—遇见美好生活》，该片借用“有朋自远方来”的介入形式，邀请了三位国际主持人到当地家庭“做客”，让他们以国际视角、贴近国际受众的叙事方式，讲述中国主人公的扶贫故事，从而使国内外受众更好地理解了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故事。

三、强化叙事互动，增强中国故事传播力

叙事互动作为一种新兴的叙事形式，是叙事与互动性相结合的产物，它可以为叙事主体和受众打造一种潜在的对话关系，为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提供一个新的叙事平台，并改变传统的单向传播方式，体现了以受众为中心的思想。在对外传播的实践中，讲好中国故事要学会主动创设环境，积极调动叙事主体和受众等多方共同参与，在互动中宣介中国文化、中国价值等，从而增强中国故事传播力。

（一）注重回应受众关切

全媒体时代，受众不再消极、被动地接受信息，他们对新闻内容的需求和选择具有强烈的主体观念，甚至“人人即媒体”已成为现实。“一套内容，多方传播，忽视受众”的传统模式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国际传播的要求，也难以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全世界都被担忧和恐惧围绕，人们迫切需要客观真实的报道和权威人士的解读。中国国际电视台推出的英语新闻纪录片《武汉战疫纪》，不仅成了全球网友了解中国“抗疫”真实情况的一扇窗，也在疫情全球蔓延的时刻为全球抗疫提供了经验。一些外国网友甚至在看完后评论，“这部纪录片为我们提供了抗击疫情的宝贵经验，非常感谢武汉人民用他们的献身精神阻止了病毒进一步传播”。这启示我们，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应充分了解不同受众的思想和需求，特别是了解他们的兴趣点、疑惑点，从而有针对性地、有效地设置议题进行叙事，及时回应并阐释好他们对中国的现实关切，拉直其心中的问号，满足其认知需求。

（二）注重社交媒体互动

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信息接受方式，其本身也成为沟通世界、宣介中国的窗口之一。我国社交媒体账号主体多元且运营发展成熟，已经成为讲好中国故事强而有力的平台。但从整体传播效果看，我国官方账号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其中一些官方账号，多为发布官方信息，不仅粉丝数量与西方相比有较大差距，而且缺乏与国外受众的互动，可传播和影响的范围较小，这种状况亟待解决。对此，讲好中国故事要善于“借船出海”，在YouTube、Facebook、Instagram、Twitter等国际用户汇聚的国际社交媒体平台开设中国专区或账号，实现矩阵式传播，推进中国故事全球表达、深度互动。同时，要注意增强与国际媒体账号和国外粉丝账号的互动，不断丰富国际话语空间，打造“爆款”现象级产品，让中国故事逐渐得到世界认可、广泛传播。2018年，《我是中国军人》宣传片在Twitter上爆火，在上传不到24小时就收获了8万+的浏览量，得到国外众多网友的认可和称赞。他们在留言中说，“拍得非常好”“这个真的很棒”。视频爆火的背后，我们发现除了主题和内容的成功，也在于它大胆利用了国际社交媒体这一传播平台，创造机会连接了世界各地民众，让国外受众真切“接触”到了中国军队、了解了中国军人。

（三）注重线上线下结合

线上线下相结合多是教育领域的一种教学模式，但同样适用于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讲好中国故事需要多种途径和载体实现，既可以是丰富多彩、独具魅力的线下活动，也可以是基于互联网的线上讲述。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与国外受众进行沉浸式、情景式的深度互动，让他们亲身感受中国的文化魅力、精神魅力和历史魅力。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契合了沿线多国的利益需要，除了通过新闻报道、网络宣传等线上方式讲好中国故事外，还可以在沿线多国开展有关推广中国历史文化和现代成就的线下演出、学术研讨、粉丝见面会等活动，让其成为跨文化传播的纽带，推进中国故事从“走出去”变为“走进去”。

四、创意叙事形式，增强中国故事表现力

叙事形式的不同，给中国故事所带来的场景、情景和意境等也不同，在此背景下对于增强中国故事的表现力具有无限可能。要打通各国受众寻求话语通约和价值认同的认知障碍，通过创设各种丰富多彩的叙事形式，深入国际社会来搭建彼此沟通的桥梁，借此寻求内在传播价值的着力点，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风貌。

（一）配合国家外交活动讲好中国故事

在我国的公共外交实践中，国家领导人一直身体力行参与其中，直接面向国外公众，对增强中国故事的传播效果尤为显著，对讲好中国故事具有启示意义。例如，在哥斯达黎加，习近平主席与咖啡种植农户回忆务农经历；在俄罗斯，他主动上前为腿脚不便的援华老兵颁发奖章；在澳大利亚，他履行多年诺言看望已故老友家人；在荷兰，他身着中式礼服出席国宴；他以和平、可亲、文明的“狮子”比喻当代中国，善用古今中外的经典名句阐述观点，向G20杭州峰会外宾介绍“人间天堂”的人文历史，将中医针灸铜人赠予世界卫生组织……一系列带有人文关怀的表态和行动迅速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另外，除了以公共外交为目的的正式活动，其他与外国交往的机构或个人的活动往往也有公共外交的意义。我们要把讲好中国故事作为充实完善公共外交的重要方式，要善于发掘和讲述中国故事，用平实的、生活化的语言传播中国的国情和优秀文化。

（二）积极运用影视传媒讲好中国故事

讲故事在影视传媒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中国影视传媒的对外传播，既是中国文化产业转型发展、加快“走出去”步伐、主动参与海外市场竞争的现实需求，也是积极塑造中国在海外的国家形象，提升海外认知度、影响力的重要载体。如今，互联网摆脱了原来传统渠道的限制，很多好的作品可以由此走向海外，对于中国故事向深度和广度拓展，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由五洲传播中心与美国探索频道共同出品的纪录片《习近平治国方略》，在探索频道平台播出，覆盖了37个国家和地区，收视用户超过2亿，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重要指南。还有反映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报告剧《在一起》在多国主流媒体播出，广受好评。同时，一批展现中国文化和当代社会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和综艺节目，也均在多个国家播出，反响热烈。但要注意的是，由于话语呈现和转换过程中，表达的意义容易被曲解、误解甚至丢失，因此可多加强与海外机构在影视剧拍摄、图书出版、销售等领域的合作，拓宽中国故事的传播渠道。

（三）结合民间文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

近年来，中国民间文化活动日益多元、形式不断丰富，影响力正在逐步提升，每个人都是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同时，中国美食、中国功夫、汉字、戏曲、春节等这些有代表性的中国元素为开展民间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民间文化交流活动是中国元素走向世界的重要媒介，也是促进各国人民以平等地位接触了解中国的重要时机。可以通过开展中国文化年、感知中国春节等品牌活动，探索中国文化与全球化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在国际上掀起感知中国文化的热潮，进而传递中国故事。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在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等多国建立中国文化中心，这些中心经常举办中国文化展示与培训活动，旨在加强与各国文化交流与合作，增进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通过这种民间而非官方的交往，能够促使国外受众以参与者的视角增进对中国的了解，并有利于促成中外普通民众间的“共情”，从而避免媒体报道客观度上的偏差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扭曲。同时，建立中国文化中心，也有利于扩大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源，有效增强国家形象传播信源的可信度。

注 释：

[1]安东尼·D.史密斯.《民族认同》，王娟译.[Ｍ].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78.

[2]吴宇森语，引自张晶、李晓彩.《“中国故事”本土化与国际化叙事的张力―兼论中国电影文化主体性的建构》，[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3）：174.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