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是其主讲的“乡村社会学”课程讲稿的一部分。谈及本书的写作缘起，他如此描述：“最初我采用美国的教本作参考，觉得不很惬意，又曾用我自己调查的材料讲，而那时我正注意中国乡村经济一方面的问题，学生们虽觉得有兴趣，但是在乡村社会学中讲经济问题未免太偏，而且同时学校有土地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制度等课程，未免重复太多。过去一年我决定另起炉灶，甚至暂时撇开经济问题，专从社会结构本身来发挥。初次试验离开成熟之境还远， 但这也算是我个人的一种企图。”（费孝通：《乡土中国》，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下引此书，不再标注。）

由此观之，该书是费孝通先生将国外社会学理论“中国化”的学术论著。按照常理，这样一本略显晦涩的著作其生命力难免“令人堪忧”。然而，《乡土中国》早已超越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拥有众多的读者。2019年秋，高中语文统编教材将其列为“整本书阅读”单元指定篇目，要求通读。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该书将会成为我国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国民的集体记忆，其影响力会持续提升。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阔背景下，探寻《乡土中国》与“当下中国”的关联，为乡村振兴提供正能量，具有鲜明的时代意蕴。

近代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乡土中国在文学作品中被描绘成为多种图景：鲁迅笔下萧索的“故乡”，沈从文笔下充满诗情画意甚至有些神秘的湘西，革命作家笔下阶级矛盾突出的人间地狱，贾平凹笔下田园牧歌式的商州，媒体报道中充满活力的“新农村建设”。相较而言，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更加理性与客观，更加接近乡土中国的本来面貌，其中仍有许多“不变”或者变化幅度较小的内容值得思考。

在本书第一章“乡土本色”中，费孝通先生明确了基层社会的性质，分析了乡土性的特点：视土地为命根、聚村而居流动少、熟人社会无需法律与契约、重视礼俗规矩。时至今日，上述观念有些已发生明显变化，但是部分乡土观念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如聚村而居的观念，尽管现在许多百姓已经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但是故土难舍的观念依然非常强大，每年声势浩大的春运主力军是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是其生动写照。“岁岁春风返乡土，月明啼上新阡树。”他们在乡村有自己的土地与房屋，是典型的“离乡不离土”，奋斗一年的酸甜苦辣在返回故乡后都是温暖的记忆。如果取得些许成就，不能回到家乡在父老乡亲面前展示，颇有“锦衣夜行”的遗憾。2015年2月，功成名就的刘强东春节回到宿迁老家，给家乡650名60岁以上老人每人发放1万块钱红包，就是乡土观念的明证。再如“视土地为命根”的观念，随着工业化浪潮的推进，外出务工人员数量明显增加，但相当一部分农民仍然直接以土地为生。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强调“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更加充分证明了土地对于百姓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在费孝通先生的笔下，他没有过多去描写城乡差别，只是通过部分案例进行了生动阐述。且看“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中两个片段：

“乡下人在马路上听见背后汽车连续地按喇叭，慌了手脚，东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机拉住闸车，在玻璃窗里，探出半个头，向着那土老头儿，啐了一口：‘笨蛋’—如果这是愚，真冤枉了他们。”

“我记得在小学里读书时，老师逼着我记日记，我执笔苦思，结果只写下‘同上’两字。那是真情，天天是‘晨起，上课，游戏，睡觉’，有何可记的呢？老师下令不准‘同上’，小学生们只有扯谎了。”

城乡差别不是本书的写作重点，但透过文字依然可以感受到显著的城乡差别。我们可以平和地说乡村孩子擅长的许多事物，对于五谷不分的城市孩子而言亦是巨大盲区，只不过是生活环境使然；曾经悲情的以为，许多乡村学生未能完成学业是因为贫困，但事实上许多情况下是他们的父母及他们认为，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并不需要学习太多知识，近年来部分农村地区出现的“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便是明证。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便是“城市中心主义”现实下如何正确恰当地处理城乡差别。

在“礼治秩序”一章中，费孝通先生首先阐释了“人治”“法治”的区别与联系，旗帜鲜明地提出个人观点：人治和法治的区别在于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以及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在乡土中国，礼治方式行之有效。“礼”作为传统，是整个社会历史维持的秩序。礼治作为乡土社会的特色，在动荡变革的社会无法完全实现。“华夏礼仪邦，仁义爱无疆”，近年来，我国国力日隆，社会稳定，部分地区开始以乡规乡约形式探索新时代礼治的可能性。以陕西省蓝田县为例，该县联合陕西师范大学，“弘扬优秀传统，建设美好家园，特传承和赓续《吕氏乡约》，订立《蓝田新乡约》”。摘录“德业相劝”中“尊老爱幼”部分如下：

“子女要关心、赡养父母、公婆，孝敬长辈。不得遗弃、虐待老人；尊重父母或公婆的财产权利和婚姻自由，不得强迫父母、公婆分居。父母亦须慈爱子女，不得遗弃、虐待、伤害儿童。依法保障老人、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该乡约立足于构建新时代乡村公认的行为规范，通过强大的社会舆论达成共识，最终形成传统，将本书提及的“礼治秩序”付诸于生动的实践。《光明日报》盛赞乡约“自实行一年来，崇德进取、向上向善的良好风尚已在全县乡村蔚然成风”。

“我们的日夜如丝绸般柔软，我们的车舆器服平顺无棱，心绪是一块饴糖，歌唱好比一块籽玉。”相较于以简单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田园牧歌式的“乡土中国”，当下中国处于剧烈的社会变化之中。对此，费孝通先生有着清醒认识：“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他们不必计划，因为时间过程中，自然替他们选择出足以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案。”他同时指出，现代社会知识即权力，时势权力在现代化国家中表现较为明显。因而“乡土中国”中“变化”也就自然而然。

作者用“差序格局”总结了乡村基层社会的结构。简而言之，该结构以“一己”为中心，以生育和婚姻为基础，按照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建立社会关系，亲属关系的远近成为形成关系的标准与凭借。目前差序格局在我国广大地区依然发挥着作用，宗族势力对乡村公共事务的管理依然具有较大发言权，前些年发生在各地乡村选举的乱象从某种意义上仍然是“差序格局”的延续。随着社会的变迁，以“差序格局”为标志的乡村结构逐渐瓦解，今日中国，正在缓慢形成的阶层结构日益代替“差序格局”，尤其是在经济发达的江、浙、沪地区。消费、婚姻、空间、闲暇等日益成为乡村中国划分阶层、建立新型结构的依据。经济较为富裕的阶层可以通过物质消费、高额彩礼（嫁妆）、居住环境、休闲娱乐等多种形式与较为贫穷的阶层进行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区分。我们已强烈感受到经济发展对于乡村结构的强烈冲击，过去的乡村生活因滚滚经济浪潮变得不堪一击，各地相继出现的大跃进式拆迁对于乡村固有结构的破坏个案不胜枚举。因而，“差序格局”与阶层分化并存应该是相当长一段时间乡村结构的“新常态”。

在“差序格局”的基础上，乡土中国的治理机制可概括为“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在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乡土社会中，该机制有明显效果。在本书的最后三篇《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费孝通用现代眼光对乡土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述。事实多次证明，仅仅靠乡土经验和历史传统无法有效应对现代社会诸多问题和突发情况。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各地均采取了严防死守的“封城”“封村”措施，“今年过节不串门，串门来了是‘敌人’，‘敌人’来了不开门”等硬核标语，正是危机发生后对“熟人社会”的有力阻抗。

《乡土中国》作为现代社会学的经典著作，文采斐然，堪称美文，同时充满了浓郁的人文关怀。费孝通先生清醒意识到《乡土中国》“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的一些概念”“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希望通过乡土中国与西方社会对比揭示社会变迁的发展走势，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已经并将继续证明费孝通先生的高瞻远瞩。

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中国渐行渐远，但人们对乡土中国的关注丝毫没有减退。“在这鄂中深处的村庄里，天空逼着我们注视它的蓝，如同祖辈逼着我们注视内心的狭窄和虚无，也逼着我们深入九月的丰盈”。《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原则，“提升乡村德治水平。深入挖掘乡村熟人社会蕴含的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新，强化道德教化作用，引导农民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建立道德激励约束机制，引导农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高，实现家庭和睦、邻里和谐、干群融洽”。上述措施深受《乡土中国》的影响，这正是该书历久弥新的魅力。

（作者单位：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