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报道中，广大军事新闻工作者发扬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用手中的笔、镜头和话筒，立体、多维呈现了抗疫官兵的感人事迹和良好风貌。回顾、复盘抗疫报道生动实践，深刻总结抗疫报道工作，对于我们进一步搞好军事新闻传播工作大有裨益。

网络谣言的特征及应对策略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谣言的特征研究

■张华婧 李先慧

摘 要：本文采取内容分析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883条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中抽取90条谣言文本，分析谣言的内容分类、信息来源、文本形式、传播渠道、传播效果以及辟谣时效和辟谣主体，总结出疫情谣言的特征，并从提升网民素养的角度提出阻断谣言传播的建议。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谣言特征；网民素养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和疫情相关的网络谣言亦随之开始传播，随着疫情的发展变化，谣言内容也不断翻新。这些谣言由个体或组织围绕新冠肺炎疫情事件，出于一定目的，通过夸大或虚构事实等手段制造并在网上传播。新冠肺炎疫情谣言具有内容涉及网民切身利益、以圈层传播为主、情绪鼓动性强等特征。网络谣言的产生与传播和网民素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阻断网络谣言，提升网民素养十分必要。

一、新冠肺炎疫情谣言内容特征

新冠肺炎疫情谣言的内容特征通过内容分类、信息来源、文本形式三个方面呈现。

1.谣言内容分类。笔者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谣言进行了持续2个月的追踪和分析，将新冠肺炎疫情谣言按照内容分为10类，即疫情源头、病毒特征、感染情况、疫病防治、防控措施、疫情影响、专家权威、物资供给、涉外信息和其他。

有关“感染情况”的谣言数量最多，占比31%，此类谣言包括区域感染、人物感染、自身感染、感染致死等，其中区域感染的谣言占比72.7%，例如“北京某医院有患者出逃”“果多美月坛南街店有员工感染新冠肺炎”“左垅村一家六口初步检测是阳性”等等。疫情期间，几乎每个人都在微信群、朋友圈里看到过类似的信息，甚至一不留神就充当了谣言的“二传手”。

“防控措施”类谣言数量次之，占比25.8%，其中关于交通管制的谣言占比49%。疫情暴发时正值春运高峰期，关于“封城封村封路”的话题轻易就能吸引大量关注度，而且这类谣言同质化严重，如“我市发布‘六个一律’紧急通知，凌晨24时后所有路口红绿灯，统一24小时改红灯”的谣言，改换时间地点后分别在泉州、龙岩、白银、泰安、铜陵、镇江、宣城、漳州等地区出现。

“疫病防治”类谣言排名第三，占比13.5%，其中有关自我防护的谣言占比60.5%，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抽烟、喝酒、闻洋葱、吃草莓能防新冠肺炎”等。

“物资供给”类谣言排名第四，占比13.3%，疫情期间口罩成为紧俏商品，涉及口罩供给的谣言占比39.5%，涉及生活物资供给的谣言占比45.6%，如“自来水多加氯气需静置两小时再用”的谣言传遍了数十个城市的大街小巷。

“疫情影响”类谣言排名第五，占比6.2%，其中关于复课时间的谣言占比72.1%。随着大中小学开学时间临近，2020年2月中旬，一则《疫情防控期间学校开学工作安排情况汇报》的文件照片就在成都、重庆、福州、合肥、临沂、张家口、深圳等多地流传。从繁华热闹的大城市到偏僻乡村，相似的信息几乎没有时差地出现在全国各地网民的手机屏幕上，谣言比病毒蔓延得更快。

2.谣言信息来源。为便于研究谣言的信息来源、文本形式、传播特征，笔者抽取90条谣言文本作为研究材料，抽样标准为：一是已经由政府、权威媒体、谣言主体等机构或个人进行过权威辟谣；二是被大规模转发；三是与谣言内容分类中的各类谣言占比保持基本一致。

谣言在不断传播，最初的造谣者很难追溯，因此本文使用“言说主体”的概念，即谣言所声称的信息来源。

“模糊来源”是指言说主体并不明确，此类信源占比57.8%，高于有明确来源的谣言，说明在危及自身安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民易受蛊惑。据《贵州都市报》报道，2020年2月5日，一则荒诞的传言在贵州六盘水传出：在贵州六枝特区郎岱白坟冲，有一只母猪开口讲话，告诉主人在天亮之前煮九个鸡蛋吃，可以防疫。消息一出，立即在微信朋友圈广泛传播。绝大多数网友发出了质疑的声音，但也有不少人开始煮鸡蛋、吃鸡蛋。网友评论说：“我们这里很多人信了，我说假的我不信，他们都说我，然后我吃了两个鸡蛋。”“我奶奶信了，家庭群里的长辈也有信的，她们的理由是，反正平时也吃鸡蛋了，吃了没坏处。”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非典时期也传出过“婴儿出生就会说话 喝绿豆稀饭可防非典”“哑巴忽然开口说话 放鞭炮驱邪”的谣言，虽然时隔17年，但谣言的内容如出一辙。如此荒诞的谣言每次都能大肆流传，并影响到人们的行为。可见，在极端条件下，大众群体心理易出现波动，信息分辨力降至波谷，易于盲从。

3.谣言文本形式。文本形式指构成一则谣言文本的要素，包括文字、图片、短视频、语音等等。统计分析发现，纯文字类谣言占比55.5%，包含图片、短视频等多媒体要素的谣言占比44.5%。可见，新媒体环境改变了谣言的传播形式，谣言借助“有图有真相”的方式实现可视化，通过制造所谓的“现场感”增强可信度。

2020年1月29日，“顺丰快递员拦截N95口罩”登上热搜，一名男子一边拍摄视频一边拿着包口罩称：“这是日本来的货，正儿八经N95，你觉得能到你手上吗？都被我们截获了。”这条视频瞬间吸引了大量关注，迅速引燃民众的愤怒情绪，有视频为证，网友纷纷化身正义使者对顺丰及顺丰快递员进行批判和谴责。@顺丰集团在当天晚上就作出回应：“视频系寄件人微商自行拍摄，已报警，警方已介入调查。”1月30日，云南省昆明盘龙公安分局发布关于此事的通报，舆情热度才逐渐回落。

二、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传播特征

新冠肺炎疫情谣言的传播特征通过传播渠道、传播效果、辟谣时效、辟谣主体四个方面呈现。

1.谣言传播渠道。新冠肺炎疫情网络谣言的传播以社交网络为主，据笔者统计，84.4%的疫情谣言会在微信群、朋友圈传播，14.4%的谣言会在微博传播；其他传播渠道还有抖音、头条号、豆瓣、贴吧等。

有明显圈子性、地域性、关怀提醒性质的谣言易在微信传播。如2020年2月8日，一则“今晚对主干道大面积消毒”的消息在青岛市民的微信群、朋友圈里传开，消息以所谓“市政府通知”的口吻发出，如果大家仔细审读就会发现，这则通知的标点、字词、语法出现了多处错误，但出于提醒亲人、朋友等心理，网民仍旧纷纷转发。

能吸引全国民众关注的话题性事件更易在微博传播。如“女研究生黄燕玲是新冠肺炎零号病人”“火神山医院昨晚被风吹走了”等谣言均在微博上引发大量关注。

2.谣言传播效果。这里的传播效果主要指谣言可能带来的情绪效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出于迷惑网民、吸引关注目的，谣言制造、散发者散布谣言的渠道和手法也不断翻新。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不少打着所谓“安抚人心”和“科普知识”幌子的谣言，就骗取了众多网民的信任。

“安抚人心”和“科普知识”类谣言主要关涉如何做好个人防护、疫情形势何时转好、口罩供给量增加等，如“钟南山预测各地解除限制时间”“某抗病毒药物在武汉‘显效’”等，这些谣言看似能舒缓网民紧张情绪，实际上却误导大量网民盲从，影响了防疫工作大局。

指向政府、红十字会的谣言则极易引发网民震惊和愤怒的情绪。类似“非上海户籍不再列入新增确诊病例中”“江苏支援湖北医疗队在抵达湖北后，出现物资被扣、行李丢失的情况”等谣言均引燃网民的激烈情绪。

3.谣言辟谣情况。谣言与辟谣总是相伴而生的，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产生后，81.1%的谣言都能在当天或次日得到权威辟谣。本研究通过分析样本数据发现，新冠肺炎疫情谣言的辟谣主体主要分为政府部门、权威媒体、专家、谣言主体、辟谣机构五类。

政府部门和权威媒体是主要的辟谣主体。政府部门主要通过政务微博、政务微信、门户网站等进行辟谣，各省、市、（区）县的网警官方微博成为辟谣主力军；权威媒体既包括中央媒体，也包括省、市官方媒体；谣言主体是指谣言中指向的有关组织（个人）对谣言进行主动回应与澄清。

如针对“武汉卫健委副主任因感染新冠肺炎被隔离”的谣言，武汉市卫健委通过官方微博@健康武汉官微辟谣 ；针对“李文亮妻子网上发求助信”的谣言，李文亮妻子付雪洁本人通过手写声明进行了辟谣。

三、新冠肺炎疫情谣言特征与网民素养提升

通过对谣言内容特征与传播特征的讨论，我们可以总结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谣言的这些特征：

1.谣言涉及切身利益，网民群体易受蛊惑。通过前文分析结果得知，涉及区域感染、交通管制、自我防护措施、口罩与生活物资供给的谣言关注度最高。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每个人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 因此，“自己有没有可能被感染”“感染了怎么治疗”“居家隔离时如何购买生活物资”等这些关涉切身利益的问题备受关注。谣言的具体内容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相关性越大，受众的焦虑感越强，导致谣言传播的可能性越大。网民情绪被激发后，既难以去辨别信息的真实性，也缺乏辨别的理性和耐心，不少人将这些看作真实信息加以接受并传播。

2.谣言以圈层传播为主，辐射网民范围广泛。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微信群、朋友圈等社交平台成为新冠肺炎疫情谣言主要的传播渠道。根据《2019微信年度数据报告》，2019年微信月活跃账户数超过11亿，微信已经成为我国网民最常用的即时通信工具，它是现实社会人际关系网在手机上的延伸，搭建的是基于“强关系”纽带的移动社区，熟人社会的信任感提升了谣言的可信度与破坏力，而且朋友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交网络，易产生从众效应和沉默螺旋效应，使一种意见成为群体意见。

研究资料显示，微信朋友圈的传谣者会侧重选择与生活、生命和健康密切相关的议题。面对扑面而来的疫情信息，焦虑的人们在所谓“利他主义”情怀和“宁信心理”的驱使下，往往不加思考就点了“转发”和“分享”。因此在微信圈层化环境的影响作用下，疫情谣言的传播可能性更大、传播速度更快、辐射网民范围更广泛。

3.谣言情绪鼓动性强，引发社会恐慌。传播谣言的关键在于鼓动网民情绪。奥尔波特在《谣言心理学》中指出：“从未有一场暴乱的发生不带有谣言的鼓动。”谣言传播不仅败坏人际关系，引起社会性恐慌，甚至会引起社会动荡，恶化社会秩序。

在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中，社会恐慌行为表现在许多方面。如“武汉来5人入住建国宾馆并全部感染”的谣言被大量转发，多地出现“酒店拒绝湖北人入住”“围堵鄂A牌照私家车”的现象。全国各地出现抢购风潮，2020年1月31日深夜，一则“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更是触发了双黄连在线上被迅速抢购一空、线下药店排起长队的别样景象。

由于辟谣及时和官方媒体有效的宣传引导，这些谣言并没有在国内产生严重的社会影响。结合前文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要想阻断谣言传播，提高网民素养迫在眉睫。

首先，提高网民辨别能力。谣言止于智者。受众的态度一定程度决定了谣言是否能继续存活，要提高全民的理性精神、辩证思维、认知水平和批判能力。一方面加强宣传引导，教给网民提高辨识力的方法，比如注意来源出处，对道听途说、来源模糊的消息要进一步核实，不能轻信；善于搜索比对，警惕“旧闻翻新”“换汤不换药”的信息，及时关注权威部门的辟谣等。另一方面加强普法教育，让网民意识到造谣传谣的风险，以及引发严重后果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树起忌惮和敬畏心理。

其次，提升网民社会责任感。作为网民，我们每天都会面对各种网络信息，如何分辨良莠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做一个有良知的人，做一个善于思考的人，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不是空话，不是“别人的事情”，它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网络时代，上网行为时刻都在考验着我们做人的底线和良知。只有保持头脑清醒，秉持良好的社会责任感，意识到自己随手转发信息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实质性危害，才能真正做到不造谣、不传谣，继而积极举报谣言、主动打击谣言。这其中还要特别重视发挥意见领袖的作用。意见领袖具有巨大的社会动员能量，尤其是在网络热点事件中发挥着左右舆论的作用。群众意见领袖能立足对民情民意的深入了解，以“非官方”的表达，准确、及时地发布权威信息，使“正能量”压过“负能量”，从而降低事件的模糊性，澄清事实真相，达到较好的辟谣效果。2020年2月1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通过微博个人账号对网传的“全国确诊几十万病例”谣言进行辟谣，微博发布仅22分钟就获得5000余次（个）转发、评论和点赞。

第三，加强网民情绪疏导。网络上动辄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的民意啸聚，从本质上说，是公权力和民众代表的草根信息知情权之争，是民众在这个争夺过程中处于“权利匮乏”的尴尬境地所造成的一种情绪应激行为，谣言也是这种应激行为的伴生产品。疏解网民的焦虑和不安情绪，需要权威部门畅通信息渠道，加强信息公开和透明，压缩网络谣言生存空间，及时公开疫情数据和相关信息，稳定网民情绪，消除恐惧感。

（作者分别系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网络部总编室主任、编辑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