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和发展趋势等多维角度报道新闻的一种形式，深度报道面临着巨大挑战也面临着巨大的创新机会。本文在回顾深度报道历史的基础上，分析深度报道面临的现实挑战，最后提出深度报道如何再崛起的路径，以期为全媒体时代深度报道的创新提供借鉴启示。

关键词：深度报道；历史回顾；现实挑战；崛起路径

一个普遍的观点是，新闻报道多为易碎品。事实上，也的确有太多的新闻报道，连同它们所报道的事实常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但是，同样也有一些新闻作品，虽久历风雨却依然呈现出事实的力量、闪烁着理性的光泽。而这其中，深度报道无疑占据了相当比重—正如美国学者奥尔曼为纪念澳大利亚著名记者威尔弗雷德·伯切特所写下的那段名言所表达的：“这样的新闻报道，不仅在当时令人信服，而且足以接受时间的考验；不仅因为其消息来源可靠而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且将会在历史的演进中接受证明。10年、20年、50年后，这些新闻报道仍然能为有关事件提供真实而睿智的镜鉴。”伯切特是原子弹爆炸后第一位报道日本广岛真相的国际记者。他逃避了美军的重重限制，冒险进入广岛，率先在伦敦《每日快报》上发表了《1945，原子瘟疫》这一“世纪独家新闻”，也让全世界从此认识到了核武器对人类社会的巨大危害。

当下的问题在于：一方面，处于伟大复兴的关键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的中国，为深度报道提供了丰厚的题材和广阔的写作空间；另一方面，网络环境下的碎片化传播与碎片化阅读和视听习惯，又严重制约了深度报道的发展。在这种看似“二律背反”的情况下，深度报道面临着巨大挑战也面临着巨大的创新机会。

一、回顾：深度报道的昨天

所谓深度报道（In-depth  Report），是指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和发展趋势等多维角度报道新闻的一种形式。它发端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称之为“大报道”，英美称之为“大标题后的报道”，也有国家称之为解释性报道。与此前的报道观念相比，深度报道更注重事物的整体性、相关性和连续不断的变化性。尽管我国早期也有著名记者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系列名篇，不过，深度报道的真正兴起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其鲜明标志是，各大主要媒体都出现了这方面的代表作，比如《人民日报》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新华社的《关于物价的通信》《解放军报》的《改革，当代中国军人的求索》《经济日报》的“关广梅现象”系列报道，等等。在这方面，先后推出《命运备忘录》和大兴安岭火灾“三色”等报道的《中国青年报》则有着“中国深度报道发源地”之称。显然，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为深度报道的出现和成长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时统宇认为，“中国纸质媒体深度报道的盛行，集中反映了新闻传播与新闻接受的内在供求关系。人们感兴趣的不仅是新闻中有什么，更重要的是新闻中回答了什么。深度报道的方兴未艾，正是由于有这样丰厚的社会土壤”。

20世纪90年代始至21世纪前十年左右，随着电视的普及，视听媒体的深度报道异军突起，诞生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纵横》等持续火了相当长时间的名牌栏目。与此同时，都市类报纸、市场化报刊的迅速崛起和厚报时代的到来，推动了深度报道的又一个高潮。当然，这类报刊由于自身地位的限制，难以逼近事件的核心，有时报道形式难免大于报道内容，再加上受众选择性日益增大，一直没有达到20世纪80年代深度报道那种“洛阳纸贵”的影响力。

二、挑战：深度报道的现实

深度报道的式微，是伴随着网络的发展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而来的。2015年左右，这种挑战达到了高峰。具体表现在，第一，2015年中国网民突破7亿，将近80%的网民把微信、微博及新闻客户端作为获取信息的“第一窗口”，成为影响力最大的信息传播渠道。第二，市场化纸媒进入严冬，一批纸媒宣布休刊或停刊，大量纸媒减版或转行新媒体领域。第三，电视媒体尤其是上星电视风光不再。除了少数几家靠着娱乐化节目拉动收视外，绝大多数卫视步履维艰，传播力、影响力自然也大打折扣。第四，供职于传统媒体的职业新闻人大量流失，传统的深度报道力量转入新媒体领域。上述四点带来的是，国家深化改革风起云涌，但是，真实记录人民群众伟大创造，充分展现新时代万千气象，深刻揭示历史演进的必然逻辑的精品力作还不是很多；社会转型期，生活节奏加快、社会竞争激烈、社会流动频繁，但是，反映人民群众意愿、呼声和诉求，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的报道还不够充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如何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和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的“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同样也存在于新闻媒体领域。

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既是我们的初心，也是我们的本色。那么，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经济社会转轨转型，现代传播技术迅猛发展，“两个舆论场”界限日益模糊的当下，如何进一步开拓深度报道，从而更好地承担起“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职责使命？

三、路径：深度报道如何再崛起

我个人认为，深度报道有三项基本指标，一是题材重大，一事一报式的新闻构不成深度报道；二是采访深入，现在也有一些东拼西凑组合式的长篇报道号称深度报道，这在网络时代尤为突出，已经引发职业道德方面的讨论，这种没有付出艰苦采访和调研的报道既有悖于深度报道的初衷，也不符合“转作风、改文风”的要求；三是反响强烈，不管运用哪种传播形式和哪种形式呈现，必须产生深远影响，也就是影响力标准。深度报道塑造着传媒业的品格，也书写着新闻人的求索。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度报道的采写过程，就是落实习总书记倡导的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过程。

（一）题材选择

按照新闻传播的一般规律，重大事件、重要活动、重大问题往往是受众关注的焦点，也是最适合产生深度报道的领域。

一是重大事件。一般指突发性的重大灾情、重大疫情等自然灾害和战争、恐怖、经济危机、群体性事件等人类行为。因破坏程度大、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等因素，会成为公众在一段时间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同样也是深度报道的重要题材。“9·11”事件后，身处重灾区的《纽约时报》派出强大的报道阵容，全程、连续、深入地对灾难后的美国社会进行全方位报道，最终夺得当年度14项普利策新闻奖中的7项。该报开辟“悲恸的群像”专栏，出动上百名记者和编辑，通过电话、面谈等方式采访遇难者亲友，发掘殉难者生命中寻常和不寻常的故事和经历，内容涉及遇难者有生之年对家庭的贡献，工作之外的才华，个人兴趣和爱好，敬业精神，慷慨和仁慈的个性等。由2100多篇“平民讣闻”所组成的“悲恸的群像”专题报道，最终夺得了普利策新闻奖中分量最重的“为公众利益服务奖”。至于在战争中因为揭露战争残酷性、批判人性阴暗面、重建受害民众自信心的勇气和担当的深度报道，更是力作佳作不断。

二是重大问题。多指涉及整个社会或某一群体切身利益的问题。这类报道主要包括经济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以及诸如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物价、社保等涉及百姓生活和利益的各项实际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国计民生”。通常情况下，“国计”题材和“民生”题材并不会截然分开，有不少精品力作既包含了“国计”的重大性，亦包含有“民生”的生活性。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长期相对平稳的物价之后，物价飞涨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社会“绷得最紧的弦”。产生于1988年的记者经过深入调查推出的《关于物价的通信》之所以被有经济学家认为是一部“袖珍经济学”，原因就在于这篇报道既客观分析了价格改革的必要性，又讲到了这项改革不能超过社会，特别是广大民众的承受能力。在人们的印象中，重大问题方面的深度报道，不少是以舆论监督的面目出现的。这是媒体发挥自身特殊作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许多时候，报道所反映的问题看似是对某一地区、某一单位、某一领导、某一类人的揭露和批评，但所指向的却是对社会良性发展的期待、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这一点，对于正处在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显期的当代中国，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围绕“党和政府明令禁止，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问题，舆论监督报道领域涌现了大批精品力作。在重大问题报道领域，特别需要记者的责任、胆识和专业精神。如果没有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政治意识，没有以“铁肩担道义”的情怀，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供舆论支持的担当精神，没有敢于聚焦和破解最直接最现实矛盾和问题的理论勇气，没有高超的调查性报道的职业素养，是不可能有更大作为的。

这里要强调的是，在问题性报道方面，我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在出发点上就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方新闻业界流行“新闻是人家不想让你印发的消息”，认为深度报道主要体现在“揭露”上，而我们强调“监督”，为的是推动社会进步。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坚定“主心骨”，只有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才能把准“定盘星”，只有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才能筑牢“压舱石”。

三是重要活动。它与重大事件的区别在于，前者主要是指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暴发的影响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事变，通常具有不可预知性和难以掌控性；而后者则主要是指人类社会为了某种目的而主动组织筹划的活动或行动。获得中国新闻奖并被收入全日制高中语文课本的《别了，“不列颠尼亚”》，无疑是这一领域的典范之作。对于中国媒体来讲，香港回归报道中，英方撤离的报道难度最大：既不能喧宾夺主，只写中方，也不宜对英方进行讽刺挖苦，又要突出香港结束殖民统治的象征意义。结果，一篇千字文不仅写活了现场、写出了深度，还写成了经典。一句“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的结尾，为这篇视角独特的报道留下了令人深思的韵味。

最近几年，为迎接党的十九大、纪念建军9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改革开放40周年等重大活动，中宣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拍摄了《让改革进行到底》《强军》《必由之路》《我们走在大路上》《祖国在召唤》等主题性鲜明的政论片，引起强烈反响，也使一度沉寂的电视政论片重新焕发出应有的光泽。事实上，这也是电视领域的深度报道。这些政论片的成功，主要是贯彻了政论情怀、故事表达的理念，既回顾成绩、总结经验，也反思历史、寻求启示，从而实现了“以今日之事态，追寻昨日之背景，揭示明日之意义”的目的。

历史总是吝啬的。一场万众瞩目的重要活动过后，能够被世人记住并可以时常翻出来回顾的，往往只剩下一两件经典作品。在挖到独家新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唯有独到的策划、缜密的构思、深刻的思想，才能够帮助新闻人出奇制胜，创造出记录历史、同时也被历史所记住的精品来。

事实上，重大典型同样可以做成深度报道。勇敢、奉献、博爱、忠诚……这些人世间最崇高的品质，历来为中外文学领域所钟爱，自然也应该成为被媒体深入报道的题材。尤其是今天这样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更加需要用一个个血肉丰满、直抵人们心灵的英雄形象，来感染人、鼓舞人、启迪人。比如，在深入报道老英雄张富清的过程中，如果继续深入挖掘那些深藏功与名、湮没在民间的英雄，肯定会呈现出一座长长的英雄巨阵—“头上的伤疤是故事，身上的弹痕是故事，但英雄不愿讲自己的故事”，这与那些把应该做的当奉献，干了一点事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自擂、争着上头条的人，会形成怎样的反差？

“一个体现和一个把握。”需要指出的是，无论选择哪个领域，深度报道在题材选择上都应注意做到两点。第一，体现时代性。“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体现时代性的基本要义包括：洞察时代变化、捕捉时代精神、记录时代特征、发出时代呼声。像《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等新闻史上的精品佳作，即使今天读来也依然能够从中感觉到强烈跳动的时代脉搏。如果说，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温情歌颂；那么，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就是对改革开放艰巨性的深沉忧思，都是记录和反映那一时期时代特征与精神风貌的经典之作。洞察时代变化、捕捉时代精神，进而发出时代呼声，需要新闻记者敏锐的观察力和深邃的洞察力。尽管深度报道的表现形式不会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但只要抓住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只要瞄准了这个时代的热点、难点、敏感点，也就抓住了深度报道成功的重要前提。第二，把握规律性。所谓规律，就是事物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它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向。作为“历史的初稿”的新闻报道，同样应该体现出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领域的基本规律。新闻史上那些著名的深度报道，无一不透视和表现了新闻事实背后的东西，由表象走向了深层。十月革命后，在西方世界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片“围剿”声中，美国记者约翰·里德来到俄罗斯，写出了《震撼世界的十天》。这部报道集能够引起世界性关注，就缘于作者以过人的发现力，从丰富繁杂的细节中揭示了布尔什维克在当时的苏俄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同样，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红星照耀中国》之所以举世轰动，也是因为斯诺从黄土高原那支披满了硝烟和尘土的弱小队伍中，敏锐地发现了改变中国命运的星星之火，进而把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使命、求索、奋斗真实地展现在了世界面前。斯诺也成为“自马可·波罗之后，在认识中国问题上，影响最大的西方人。”把握规律性，实质上是对记者思想深刻性、眼光独到性和观察透彻性的要求。自然也是深度报道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