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绝大多数读者一样，初次接触黄仁宇作品时，我还是稚气未脱的学子。待到陆续读完他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等著作，对其大历史观方有较多认识。他善于综合和归纳，常常带着比较思维观察历史，动起笔来有如速写画家，总是先勾勒轮廓和纲领，然后利用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知识对人物和事件进行解析，以扎实的细节稳固其宏观史学的概念。在我看来，黄仁宇能在史学著述上产生建树，还有一个至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拥有在文学与史学之间保持平衡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当他踏上史学书写的原野时，文学让他的笔端产生了光亮。

所谓大历史，本质上是一种宏观史学概念，黄仁宇将其发展后自成体系，拥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治学之人，如同瀚海行舟，人人渴望能有新的发现。构成其大历史版图的作品，需要在阅读和思考中渐次加深认识。任何一段历史，如果不拉开适当距离端详，则容易落入管中窥豹、难见全貌的窠臼。黄仁宇通过拉开距离保持全景视角，期冀着寻找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搞清楚存亡兴替的深层原因。在一个可以形成思想范式的年纪，黄仁宇并没有接受正规的史学教育，他一直奔走在最激烈的社会场景之中。他思考历史问题时习惯于关联时代背景，谈论历史事件时常与当下世界进行横向比较；他善于从技术角度看历史，鲜有从道德角度检讨历史。这是他的方法，也是他的观念。

理解了著述者，才可以理解著述。研究黄仁宇史学思想，对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加以关注实属必要。他少年时读《史记》，即已受到历史传奇的影响，待到青年时期辍学从军，奔赴抗日前线救亡图存，抗战胜利后被送往美国军校进修，随后退役二次赴美求学和生活。迫于生计，初到美国时他也曾在餐馆洗碗刷碟或是做小工补贴生活。待到获取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稳定下来，开始潜心钻研史学、追问人生意义时，黄仁宇已是人到中年，只剩一条大器晚成的小径可走了。他自嘲这是“学书未成先习剑，用剑无功再读书”。事实上，黄仁宇在写作上起步极早，少年时代即开始发表作品，抗战初期便与田汉等左倾名流相识，而且与田汉长子田海男同在国民党军队十四师、中国驻越北及驻印远征军服役，期间撰写的亲历式系列战地报道《缅北之战》，日后成为研究中国远征军缅北作战的珍贵资料。那个年代，黄仁宇与廖沫沙、范长江等已有交集。从探索救国出路再到寻找人生出路，他的目光一步步从云端降到大地。这些经历让他对历史与现实的认识有了更多的感同身受。出现在他笔下的历史人物，总是面临着命运的起伏和现实的困境，似乎古往今来名留青史者都是在湍流中度过一生。开始史学著述之时，黄仁宇已过了热血澎湃的年龄，但他的作品中依然蕴含着寻路的渴望。许多曾经云遮雾罩的历史事件，因当日情势造成迷局，时过境迁后重新予以回望，来龙去脉方有水落石出的可能。于历史中寻路的事业，一旦在特定时空转化为探究人类社会的问题，大历史观便生出了大情怀。从追问真谛到古为今用，黄仁宇的著述和研究生出许多烟火气息，从而让读者在阅读中认识已经走进史籍中的中国和正在行进的中国。

黄仁宇特殊的军旅生涯，对其史学研究也有诸多影响。当学者们对战争带来的开疆裂土、丰功伟绩津津乐道时，黄仁宇关注的却是支持战争机器运转的因素及在更长远历史阶段的影响。他就像作战部队的前出侦察员那样，在适当距离上观察目标并作出自己的判断。比如论及绵延两千余年的农业文明与游牧民族的冲突时，他对气候因素就格外重视，指出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会南下劫掠种田的农民，因为收种规律会让种田者拥有半年左右的口粮积蓄。他进而指出游牧民族的这种威胁在公元前3世纪便已经达到严重程度，由此催生了将北方几个小国修筑的防御工事衔接起来的必要，而最终着手实施这一工程的秦始皇由此名传千古。他强调了当时北方国防线与所谓的“十五英寸等雨线”的关系，这条雨量分界线从东北贯通到西南，其中一段与万里长城大致重合。论及淝水之战确定南北朝长期分裂局面时，他从军事角度指出当时北方军队的骑兵战术在南方难以有效发挥战力，而南方军队长于水军，擅长借助舟楫运兵而无行军之劳苦，后勤补给也比北方部队迅捷，但却限于河流分布条件而难以向北方延伸。由此，南北双方均受地形限制而难以取得更大作为。《晋书》也指出苻坚因一水之隔而难以发起冲锋，而晋军虽然大胜也难以扩大战果、挥师北上一统天下。论及1592年及1597年明朝军队两次在朝鲜阻挡丰臣秀吉的战争时，尽管战场上始终没有出现决定性事件，但坚持到1598年时丰臣秀吉突然去世了。在黄仁宇看来，这场战争的胜利算不上军事胜利，而应归功于张居正生前为补充国库积蓄所作的努力，明朝军队能够坚持到最后就是因为军费和补给尚能维持运转。黄仁宇剖析了诸如此类的一系列史实，在解构战争的过程中研判时代变迁及各个王朝的命运。

著述者个人的史学思想和写作风格有无创新之处，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作品的成败。阅读黄仁宇系列史学作品，可以发现诸多史学流派的方法和成果。他注重历史对现实的功用，将各家优长纳于大历史观之下，从信息集成和文学阐述做起，推动著述缓缓向前。他的写作方式令许多同行学者感到讶异，但是如果将其放置在文学天平上，则一切都会显得合情合理。黄仁宇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精彩的夹叙夹议，提取的历史细节都经过了精心选择，这种写作手法具有非虚构特征，也近似于美术上的写意与工笔结合，更容易激发读者的兴趣。司马迁在《史记》中还原上古、先秦社会的种种现实，将神话传说等杂而记之，在史学著述上开创了自我风格。《史记》的文学价值，证明了文学照亮历史不是异想天开，而是可以追溯到史学传统的经典源流。黄仁宇的作品对历史持宽容心，入世姿态灵活，坦承“注重想象，不注重机械式的记忆”。他时常在论及某段史实时信马由缰地旁逸出大量笔墨，要么是场景还原，要么是逸闻趣事。这种笔法成为其著述的一道景观，犹如西方文学巨著中动辄出现的大段风光描写。但与作家和记者面对现实生活进行记录不同，黄仁宇面对的可是历史的云烟，他需要借助想象铺展并不存在的长卷，让消失的风景重现。

许多历史学家善于以考古发现为契机拓展学术边界，在研究的历程中奉真相为圭皋。不同时期的历史书写者，都会尽可能地将新的史学发现融入作品。黄仁宇则是将主要精力用在归纳比较和研判分析，寻找隐藏在历史背后另一条小径。毋庸置疑，分门别类地专事特定领域的研究，是把一口井掘深的关键，但这种开掘未必直通真相。拂去时间的尘埃之后，就会发现真相并不简单。因为，新的尘埃很快又会落下，真相也不断地显现出不同的面孔。学者们即便纵论古今、言之凿凿，最终依然还有层层灰烬等待着擦拭。然而，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任务却不仅仅是做一些洒扫庭除的工作。只有当我们放下那些机械式的认知，允许在双眼和历史之间存在一层人事迷雾和岁月烟云，那么这样的历史或许才是更加迷人的存在。看清楚这种现实之后，研究历史就会自觉地用上辩证法，走上唯物论的道路。解析历史事件和人物时，黄仁宇也抓住了一些微妙的细节。比如论及一代名将戚继光抗倭时，他就注意到了当时社会文官集团崛起，而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最低点，将士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而抗倭并非围剿海盗之类的乌合之众，而是对付职业化的日本军人。倭寇入侵初期，之所以屡次打败明朝军队，是因为其指挥有度、战术灵活，以海螺声作为协同信号，挥舞双刀时“上下四方尽白，不见其人”，而且善用弓箭和标枪，临阵还精于心理战，常常在盔甲上饰以金银牛角、形如恶鬼。戚继光组织新军时，曾订立一条募兵标准，竟然是“凡属脸色白皙、眼神轻灵、动作轻快的人一概摈诸门外”，因为按照戚继光的经验，这种人几乎全是来自城市的无业游民，在战斗中不仅自己会临阵脱逃，而且会唆使周围人一起逃走，追究责任时又善于嫁祸于言辞钝拙的人。在介绍戚继光发明的“鸳鸯阵”时，黄仁宇对12人组成的步兵班如何使用装备、动作要领、注意事项等都进行了精准描述，指出长枪是有效的攻击武器，但如果不能刺中敌人而让对方闯入枪杆的距离之内，则这种武器立即就成为了无用之物，这些描述令人读罢恍如亲身参与了战斗。

学史知古今，著文晓兴替。历史浩渺如海，生命如浮尘飘忽来去，黄仁宇深谙登高而自卑的道理，他在学术上始终保持着警醒，感慨“我们也还不能够知道宇宙结构的真原因和真目的，也很难预知今后的真结局与真趋势”。当他名满天下之后，一些史学研究者开始质疑其大历史观，认为他翻来覆去用作著述和研究的无非“数目字管理”“拉开了距离”等概念，并无什么深刻洞见和独特发现。但是读者们却乐于接受黄仁宇著述中的文学气息和漫谈风格，喜欢聆听这位有着务实精神的学者说古论今，共同思考我们在历史长河中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问题。由此看来，称其为大众史学家似乎也算得上美称。或许，黄仁宇的史学作品有助于人们明白一个道理—研究中国古代史，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走向未来。

（作者单位：陆军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