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战地记者贯穿了整个近现代新闻史，也贯穿了200年来的战争史，其报道战争的足迹，凸显出其集中了战士和记者双重身份的时代担当，留下了许多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优良作风和宝贵经验。本文略述《解放军报》战地记者优良作风和采访经验，兼谈战地报道采写。

关键词：《解放军报》；战地记者；优良作风和采访经验；战地报道

战地记者—一个与战争紧紧联系在一块的特殊职业，是要真正走向战场的新闻工作者。战地记者贯穿了整个近现代新闻史，也贯穿了200年来的战争史，其报道战争的足迹，凸显出其集中了战士和记者双重身份的时代担当，留下了许多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优良作风和宝贵经验。

记者本亦视生命如草芥之人，惟此一行。我国知名新闻工作者范长江的这句话，道出了战地记者的成功途径：无时不在受到生死考验，只有那些不畏艰险、不怕吃苦的新闻工作者，才能在战地采访这个具有极大魅力的舞台上独领风骚。而他本人就是一个为崇高的新闻事业敢于献身的杰出代表。正是他饱经风霜、饱经沧桑，终于写出了《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两本名著。

范长江是中国新闻工作者的时代缩影，是战地记者的杰出代表。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军许多战地记者，冒着枪林弹雨，冒着生命危险，采写了许多名扬天下的军事新闻，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烈士名册中，都有新闻工作者的名字。新中国成立后，在保卫边疆、保卫祖国、保卫人民和平劳动的斗争中也有不少军事新闻工作者光荣献身。《解放军报》（以下简称“军报”）创刊60余年来，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报道，有成功，有经验，也有遗憾。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从来没有在战地采访中畏惧退缩的记者。本文略述军报战地记者优良作风和采访经验，兼谈战地报道采写。

一、忠诚敬业，对于战地记者来说，集中表现为不怕牺牲

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边境作战（以下简称“边境作战”）中，军报记者深入前线采访成了家常便饭。

战争开始初期，军报一批参加过战争的老记者重上战场，给年轻同志树立了榜样。曾在朝鲜战场担任过摄影记者的张炳新、戴惠安，作为第一批记者，战前准备阶段就抵达部队。战斗打响以后，解放军报社副社长刘宗卓、和谷岩又带领20多名记者抵达前线加强报道力量，其中有冒雨吉、邢石操等多位老记者。刘宗卓是1938年进入延安抗大的老革命，曾任鲁中军区《前卫报》主编、三野《人民前线》报总编辑，重上战场时已59岁；和谷岩也已55岁，是1937年参加八路军的老记者，创作过电影剧本《狼牙山五壮士》、长篇小说《三八线上的凯歌》。他到云南前线后，在组织报道的同时，很快写出激情四溢的长篇通讯《人民，战士的母亲》。

在老同志的带领下，军报的战前动员没有出现任何畏战情绪，一声令下，立即出动。没有一个人犹豫，没有一个人迟延。有的提前结束休假，有的主动推迟婚期。记者李启科刚刚完成珠穆朗玛峰登山队采访任务，接到战地采访任务，二话不说，马上赶到前线部队。记者张凌霄在前线遇到儿子张滇峰。父子俩一年没见了，张凌霄劈头就说：“今天我顺道来看看你，只有一句话，打仗不要当孬种！”他随同作战部队采访15天，发出6篇公开报道、2篇内参。

有一些新记者第一次执行任务就是上战场。“文革”后记者队伍青黄不接，军报正在选拔干部，有些正在考察的干部还没下记者命令就上了前线。新记者何德来随部队开进，参加了整个作战过程，有些具体事例比部队领导还熟悉，到军报第二梯队上去时，他成了“活资料”。新记者乔天富正在四川探家，上级一个电话把他召回来，通知他参加战地采访。韩荣志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老记者，在火线采访中两次负伤，耳朵被震坏，一块弹片嵌入他的左胳膊，相伴终生。他对乔天富的谈话只有3分钟，最核心的一句话是：“上战场不能畏缩不前！” 乔天富回顾说：“我明白，这就是宣布战场纪律。” 这句话促使他在战前24小时就到达第一线阵地了解情况，开战时拍摄下了我军炮火急袭、指战员踏着地雷阵突破敌阵地的情景。边境作战第二阶段，他跟随作战部队向敌后穿插，在枪林弹雨中拍摄了《大炮上刺刀》等战地图片。

边境作战战斗打响第二天，记者胡郁文在战地采访时遭敌炮火袭击，右臂被一块弹片击穿。他被送到后方治疗时还坚持带伤采访，采写了战地医院的报道。

1979年2月至7月，军报有50多名编辑记者奔赴西南边境进行战地采访，我边防部队攻克的所有战略要地，都有军报记者的足迹。战后，3人荣立二等功，17人荣立三等功，24人受到报社嘉奖；有14名记者应地方之邀作战地采访报告。

此后10年，边境的战火一直没有停息，赴前线采访或值班的有30多人。徐文良是跑战场最多的记者，被称为“拼命三郎”。他在值班室休息时，碰到人家打电话，凭着敏锐地新闻敏感，写出脍炙人口的现场见闻《4分20秒的夫妻情话》；成都站记者杨彪主动要求跟随突击队采访，写出现场见闻《在突击队员中间》。

二、战地报道，既要倚马可待，也要“跳”出战场

战地采访除了时刻面临生死考验，最困难的问题是发稿。战前设想的在边境邮局发电报、利用部队指挥系统发电报，一开战都很难行得通。于是，前线记者采取了电话接力、托来往人员向后方传送等办法。前线打电话发稿，为了防止暴露目标，记者要钻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扯着喉咙喊。有时不得不集中写一批稿，再集中跑后方发送。最困难的是摄影记者，在火线上拍完照片，要步行或拦车到数十公里外的新华社传真室冲卷、洗印；发完照片，再设法搭车赶回前线。这一点在互联网时代不可想象。

战地采写与平时采写完全不同。部队行动频繁，环境艰苦，和平环境养成的一套采访习惯，开座谈会、翻阅资料、集体研究提纲……战时都没有了，有时连稿纸都用不上，只能用眼睛采访、随时随地采访，以石头为凳、膝盖为案、在采访本上写稿。记者戴惠安随部队行军，爬山涉水，衣服上都是盐霜。路过一个村寨，一串串香蕉挂在枝头，战士们都不去摘；无主的家畜满地跑，战士们用剩饭喂猪。宿营时，露营在寨外，不动用群众家里东西。他趁着晚霞，用20多分钟写完《秋毫无犯》一稿。许多记者都经历了这种倚马可待的锻炼，或是该写而未写的遗憾。

战时采访很重要的一条是要“快”。在战区，常常会碰上敌情、交通差，路途远、部队驻地不清楚等问题，为此就要不怕艰苦、不顾危险。记者范匡夫在俘虏收容所采访时，碰见一个刚从前线下来的支前民兵，正给他父亲讲，有个战士像董存瑞一样手托炸药包炸碉堡。范匡夫当即找到一辆车，请这个民兵带他去找部队采访。当时，战场环境非常复杂，途中有一路段，山头还在对方手里。但他坚持不懈，鼓励驾驶员沉着冷静，穿越火线。最后几经挫折，终于找到了部队，写出最早对董存瑞式的英雄李成文的报道。

在边境作战中，云南、广西两个记者组都发现，战地采访暴露的最大问题是研究不够。开战之初在宣传上是“哀兵政策”，调子不高。后来形势变化，宣传规模和口径有了变化，但引导不够及时。另一点是记者力量过于分散，只往前沿跑，军级指挥部没有人，面上的情况掌握不够，而且没有下决心适时集中兵力，影响了报道质量的提高。战地报道和平时报道一样，并不在数量，而在于质量，在于思想性。有些报道从头到尾都是机枪、大炮、弹药包，不善于“跳”出战场。尽管战斗过程很详细，但思想性没有出来，缺乏感人的力量。记者钱钢、孙浩刚写的《当战争袭来的时候》，反映比较好，就是因为它生动地表现出前后方的人们在战争面前怎样对待家庭、对待学业、对待牺牲，从而体现了边境作战的正义性，体现了边境作战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关系。

三、越是在紧张的战场环境中，越是要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

军报老记者西虹，是解放战争期间与华山、刘白羽、李普等一样知名的战地记者，曾赴朝鲜、越南进行过战地采访。他作为老记者谈经验，头一条就是“原原本本记录采访对象的原话”“人物的音容笑貌、形体服饰，以及事件的来龙去脉和一个个细节。”

这一点，在过去的战争年代是做得比较好的。而到了边境作战时，就成为一个问题。当时记者只能跟随一支部队行动，而战场高度分散，部队有人牺牲，有人负伤后送，部队只知道自己的战况，不知道友邻的战况，采访又特别急，在短时间内容易出现差错。

因此，云南、广西两个记者组反复要求记者，越是在紧张的战场环境中，越是要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一篇虚假的稿子发表出来，不仅破坏军队媒体的声誉，还会败坏部队作风，影响部队团结。为了确保新闻采写真实，记者坚持在第一线掌握第一手材料。有的部队报功材料上介绍的事实，通过调查发现有出入，宁愿不写稿，也不含糊。有些“动人的情节”，尽管已宣传过，一旦发现有问题，宁愿减低稿件的生动性，也坚决纠正。

记者罗同松抓住战斗间隙，不失时机地当面询问战士姓名，查看战利品，包括查问俘虏。他这样总结自己的采访经验：“战斗结束后，我无需再找任何人事后采访。实际上，战斗一结束，一片忙乱，连队很快就不知撤到什么地方，再专门找人谈话是极为困难的。”

边境作战期间，军报记者除了公开报道，还有一项任务是采写内参，数量比较大，更需要注重真实性。记者胡郁文战前进入部队，采写内参9篇，其中《一个值得重视的思想问题》等，反映的都是尖锐的问题；在负伤治疗期间，他又写内参反映了战地医院发生的问题。但由于采访扎实，事实准确，引起领导机关重视，及时予以解决。

边境作战的宣传还有一点做法普遍反映比较好，就是典型宣传不搞面面俱到，什么事迹突出就写什么。文风也比较好，用事实说话，朴实生动，比较短。

四、发挥群众办报的优势，紧紧团结依靠部队通讯员

边境作战战地采访荣立个人二等功的记者李启科、乔天富、胡郁文，谈采访经验时有一条共同的体会，就是要紧紧团结和依靠通讯员。这也是前线记者顺利展开工作的一条普遍经验。

部队通讯员在前线购买摄影用品比较困难，乔天富常常把自己的相纸、显影用品送给他们用。他主动与新华社前线传真室搞好团结，并在发稿时，顺便帮助部队通讯员发稿。新闻干事李永安拍摄的攻克某战略要地一组照片，就是乔天富主动帮助冲洗，并向报社推荐的，后来成为重要而珍贵的战地佳作而流传。

李启科在紧张的采访工作中，帮助师宣传科召开战前新闻工作会议，介绍战地报道要求，这样在推动群众性报道工作的同时，自己也熟悉了基层报道队伍。在前线每个阵地，他都是与通讯员一起摸爬滚打，冒着炮火一起采访，一起写作。完成报道任务离开时，部队领导和通讯员流着泪送别，向报社反映他的战场表现，为他请功。

胡郁文右手负伤后，在转送后方医院的车上，向负伤的一名连队通信员了解战斗情况，然后和医院报道员合作，写出了《二三零高地凯歌还》的通讯。他在住院期间，还采写了一篇新闻一篇内参，都是靠通讯员提供材料，并帮助执笔写成的。

军报有一支庞大的通讯员队伍，这是军报的优势，体现了“全党办报”“全军办报”的办报方针。很多优秀的战地报道是通讯员和记者一起完成的，有些是通讯员独立完成的。10余个经历过战火历练或有过战地采访经历的部队骨干被选调到报社后，成为社部级领导和业务骨干。

五、结 语

一支部队的作风是怎样形成的？很大程度上是由最初创立这支部队的领导者带出来的，是一代代继任者传下来的。军报的作风形成过程也是如此。

—军报创刊初期的总编辑欧阳文，是1930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经历过五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与他一起创办军报的老同志大多是从战争年代走来的，有30多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当过战地记者，或者办过战地小报。枪林弹雨中的新闻实践，赋予他们立场坚定、服从命令、作风求实、业务过硬等优秀的特质，对军报的作风形成深远的历史影响。到后来的西南边境作战时，又有一批年轻的军报记者投入战地采访，在血与火的考验中成长起来。获得全国最高新闻奖“范长江新闻奖”的军报记者中，大都有战地采访的经历，或有过在高寒、地震、边疆、“非典”等艰难环境中采访的经历。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军报记者杨子才奉命赴战区执行报道任务。到达海拔5000米以上的前线后，行动困难，气喘吁吁，手脚无力。他豁出性命，在西藏前后方采访4个多月，携带20多公斤的行装，行程数千公里。冰雪，严寒，睡眠不足，饥一顿饱一顿，使他的体重由80公斤减到60多公斤，浑身长满了虱子。时隔50多年，这位后来担任了解放军报社总编辑的军报人感慨地说：“作为军报人，任何时候都要冲得上、挺得住、拿得下！”

……

军报有一批经历过战地采访的著名记者，这是军报的光荣，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我军已经30多年没有打仗了。军报尽管有少数记者赴外采访过联合国维和部队及亚丁湾护航等军事行动，但并不能说是严格意义的战地采访。现代战争的报道发展到今天，新闻采集方式和发稿手段等已经发生极大变化，对军事记者的综合素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认识，对世界局势和战争爆发可能性的判断，对作战对象作战区域的信息积累，对网上舆情的把握和引导能力，等等。今天看一家媒体的战争报道水准，已经不仅仅是看能否派出战地记者、能否发出第一线报道，还要看前线记者的战略思维层次和媒体的国际影响力。以这样的标准看，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咄咄逼人的挑衅和中国周边危机的态势，新的战争离我们还有多远？我们准备好了吗？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原政工部主任、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