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军联合文化建设近年来出现新的动向，在推广联合文化尤其是联合价值观的过程中，分别借助不同类型的符号进行传播。本文旨在从“行为符号”和“价值符号”视角考察美军在形塑联合文化过程中的实现途径与传播选择，以期为我军推进联合文化的建设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美军联合文化；形塑与传播；符号视角；启示

美军在20世纪90年代初率先提出“联合文化”，经过20多年的培育与磨合，“联合文化”已经开始对美军战斗力生成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旨在从“行为符号”和“价值符号”视角考察美军在形塑联合文化过程中的实现途径与传播选择，以期为我军推进联合文化的建设提供借鉴参考。

一、美军联合文化的形塑与传播

（一）面临挑战：军种对立的文化冲突。美军各军种的发展相对独立，从外在的服饰标识、行为规定，到内在的作战理念、自我认知都已形成各自特色，这一特色尤其体现在价值观上。据《美军军种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依据》一文，“奉献”是美国海军的核心价值观之一，而陆军和空军没有此规定；空军把“进步”和“创新”纳入其核心价值观，而陆军和海军又无此内容。相类似，各军种对核心价值观的规定以及对同一词语的解释都存在区别。

但仅仅是区别还不足以对联合文化的建设构成挑战，真正的难点在于各军种之间强烈的竞争意识，以及美方目前仍然坚持保留军种特色的主张。一方面，美国社会崇尚个人价值的实现，鼓励通过勇敢竞争赢得荣誉，这一理念也影响到美军内部，使得一些军种在进行院校教育时以打败其他军种作为目标进行激励，“军种优先”的意识自然形成；另一方面，尽管美军需要建立联合文化，但无论是讨论初期对军种文化消失的担忧，还是之后调和而非取代军种文化的主张，都表明美军仍旧重视其历史悠久的军种文化，在联合文化建设上并无推倒重来的打算。因此，面对“互不相融”又无意完全取代的军种传统，美军需要采取一定的策略才能达成联合的目的。

（二）符号视角：价值观的直接载体与间接载体。美军联合文化的建设，也可以理解为某种特定的组织文化在内部与外部传播的问题，其根本任务是联合价值观的建立，但文化建设的难度也来源于此。高炜在《从中美文化比较看我军联合文化建设》中提到，文化可以依照从物质性到精神性递增进行分层，“物质性越强的越不稳定，指导性越弱；精神性越强的越稳定，指导性也就越强。”由此推测，价值观，作为心态文化中一种意识形态凝练度极高的形式，其稳定性与指导性应是最高。美军希望联合文化能成为联接各类力量的纽带，最牢固的粘合剂自然是指导性最强的联合价值观，但它的强稳定性，也决定了其破旧立新的难度。针对此问题，美军采取了一些传播策略。本文尝试从符号的角度来观察。

基于前面提到的任务，美军借助的符号并非一般的意义载体，而是能或显或隐地体现其联合价值观的具体形式，是联合文化的容器。根据刘国贞在《文化符号学视域下城市形象的传播》中的论述，“所谓文化符号，是指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在思想、风俗、生活等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活动中世代相传而形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标识”。可见，符号可以理解为直接或间接反映价值观的镜子。

（三）实现途径：内主行为符号，外主价值符号。鉴于美军原有的文化传统，以及它所面对的内外不同的传播对象，其联合文化传播借助的主要符号类型也不同。

内部，已有的文化传统中存在冲突，主要需克服军种对立的固有观念。由于美军各军种相对独立的发展历史和不平衡性，其内部历来存在军种优先、彼此对立的观念，这本是联合文化建设的阻碍。但另一方面，从美军历来的改革可以看出，美军时刻存在危机意识，且始终推崇实用主义，这有助于其为了适应未来战争需要做出相应改变。因此，美军采取的方式是，扬长避短，通过联合实践，潜移默化地培养联合理念，更多地去讨论为达到特定目标怎么做（如制度怎么规定、教育如何开展）、怎么看待联合作战（如作战理念，告诉官兵如何谋划、如何转换思维等），而非直接要求接受某种价值层面的规定（如强调不同军种在归属感上必须统一等）。在2012年之前，《联合部队季刊》有部分直接讨论联合文化尤其是价值观的文章。近年来，直接以此为主题的内容几乎没有，绝大多数都在探讨联合作战环境下力量建设与理论支撑等问题，文化符号更多表现为制度、做法，比如多版的联合条令等。当然，其中也有少部分讨论深入到联合理念层面，如2018年第二季度该刊物发表的《构建联合理论的新方式》（A New Approach to Joint Concepts），探讨对“联合”的新理解，可以算作进入心态文化的层面，但也没有上升到价值观这种文化核心的高度。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其传播联合价值观的根本任务发生变化，而是基于实际情况，以实践引领文化尤其是价值观培养所采取的迂回路线。美军的做法不仅回避了与原有军种文化发生正面冲突，同时也符合文化生成的一般规律。

外部，建立美军联合统一、高效转型以应对未来战争的形象，从而形成威慑，这是美军联合文化对外传播的根本目的。在YouTube上以“American army”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许多展现美军力量的视频都不再是单一军种的主场，多种武装力量轮番上阵，并以组合性的视觉语言告诉外界，美军行动即是联合。如视频《可怕！美军—美国的武装力量》（Scary US Armed Forces—United States Military），海、陆、空、特种部队等军种以及各类战机、导弹、航母等武器装备集合亮相，显示了一个联合作战精英部队的形象。而视频《美军会如何打击伊朗》（How the US Military Would Strike Iran），更是针对一个特定的作战情境，向人们展示美军内部的各个要素如何做到天衣无缝的配合。此外，有的视频中还会反复出现镌刻着拉丁箴言“E pluribus unum（合众为一）”的美国国徽徽标。与对内多用“行为符号”相比，对外运用符号的目的并不一样。在内部传播联合文化时，行为符号希望引起传播对象的模仿，故需要具体详尽，需要逻辑解释，所以行为符号的精神性不会过高（相较于价值符号），如做法、规定、非价值观的一般理念等。唯有便于传播对象，即美军官兵，立即着手实践，才可能通过日积月累逐步上升至价值观的建立。因此，在向外部传播联合文化时，符号及符号的组合需要简洁、鲜明，故传播内容应直指联合文化的核心，即“合众为一、坚不可摧”的价值观，并选取价值观的直观替代物“价值符号”。

二、对建设与传播我军联合文化的启示

（一）以实践探索情境嵌入牵引联合文化研究。关于如何界定联合文化，我军有自身特色，不必照搬美军，但是美军搁置细节讨论、注重实践探索的做法或可借鉴。美军虽未对其“联合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给出权威定义，但却迅速为建设联合文化开辟实践空间，讲求效率。毕竟，描述一个新生事物，又是“文化”这类向来众说纷纭的庞杂概念，很难一步到位，往往还要根据实践发展进行变动。根据《“联合文化”研究综述》中的分析，我军关于“联合文化”的概念界定主要包含“两分说”“结构说”和“功能说”等，也未有权威规定。但比较可知，其实不同角度的界定都包含有为“联合作战服务”的潜在含义。换句话说，只要合乎目的，伴随联合作战实践生成的不同文化形态均可纳入我军“联合文化”。当下我军在运用各类符号进行联合文化建设时，不必过分纠结它应该以怎样的形态呈现，只要有助于在官兵心中强化联合一心、高效配合的价值观，其运用就是成功的。

（二）基于我军文化特色选取内部传播符号。美军之所以采取如前所述的策略，其中原有的军种对立观念有很大影响。虽然以实践引领价值观培育符合文化生成的一般规律，但不代表“价值符号”就一定无法在内部传播中起作用。只是因为美军内部在价值观层面存在根深蒂固的屏障，为避免官兵在接触初期就产生抵触心理，更多倚重价值色彩不那么浓（但实则有，只是更加隐形）的“行为符号”进行文化传播。但我军并不存在军种对立的观念。早在1955年的一江山岛战役，我军就进行过陆、海、空三军的协同作战，可谓我军进行联合作战的雏形，此后各个军种亦协同发展，并未割裂。且我军历来就有增强内部团结的光荣传统，所以并无类似美军的阻碍。因此，我军在建设联合文化时，可以尝试“行为符号”和“价值符号”配合使用，在完善相应的组织、规定、理论外，大胆使用直接代表我军联合价值观的符号，如联合标志、口号、歌曲等。

（三）配合战略传播完善外部传播系统。为了将不同类型的符号配合使用好，我军需要了解、掌握其在军内外以及不同时间点的适用性，注重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美军根据自身情况和内外差异，灵活采取措施，这种针对性是值得我军借鉴的。为了运用得当，我军应当在实践中逐步积累不同符号的运用经验，争取以更高效、更高明的方式，将带有我军特色的联合文化传播开。对外传播也要注意对象的差异，同样是多运用价值符号，国内外民众的文化背景不同，价值符号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用于国内的价值符号可深挖民众的家国情怀，而面向国外的符号形式要适当与当地文化接轨，以便接纳。为此，需要从战略传播的高度来把握和认知联合文化的传播，统一设计、统一传播，增强传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