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双重分析视角入手，尝试阐述“后真相时代”这一概念的建构演化过程，并从观念指导、创作方式、传播手段三个层面进行批判性审视。在此基础上，以中国军网《盛大阅兵式 我是排头兵》系列报道为例，探讨讲好新时代强军故事的叙事策略。

关键词：“后真相时代”；新时代强军故事；叙事策略

“后真相”一词原本用来形容一种不正常的舆论生态，指的是媒体传播主要起到的是煽动情感、强化偏见的作用，其所产生的影响超过了客观事实对人们的影响，人们只在意情绪或主张，而不管事实和道理。在2016年以后，有西方学者提出，传统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奉为圭臬的“真相”已经衰落，逐渐失去了主导社会共识的力量，西方社会已进入“后真相时代”。在他们看来，“雄辩胜于事实，立场决定是非，情感主导选择”是否正在不可避免地成为这个时代的一道文化景观？社交媒体背景下的新闻真实是否正在沦为一桩“制造真相”的生意？

新时代，要想把强军故事讲出声势、讲出特色、讲出实效，这些问题亟待澄清、亟待回应。

一、“后真相时代”的双重建构逻辑及其批判性审视

在理论逻辑的建构中，“时代”是一个历史哲学范畴，是对某一历史周期中带有普遍性、确定性、延续性的基本特征，从经济、政治、文化等主要领域予以提炼和阐释。“真相”是一个认识论范畴，是指“真实地表现了一定对象的实际情况或本质”，真相要从事实中发掘，但并非所有的事实都表现为真相。在新闻学中，与真相相符合的事实被称之为“新闻真实”，是新闻从业者对搜集到的信息通过一整套筛选、加工流程处理后形成的传播产品。在“真相”前面冠之以“后”，则意味着这套既有的信息搜集、筛选、加工、传播流程发生了改变，它不再以传播新闻真实作为唯一目的，转而将主要传媒资源集中到对真相之外的价值立场、情绪表达上，真相似乎变得无关紧要，只要摸准受众的价值偏好、情感倾向，精准生产快消文娱产品即可。然而这样在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的双重规训下所产生的新闻传播模式，是否有资格与“时代”并称，并以此描述这个“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呢？还是说“后真相时代”这个概念并未切准事情何以起变化之根源，仅仅是对一些浅显表征的简单归纳呢？

在历史逻辑的回溯中，似乎能够为“后真相时代”从何而来找到一些清晰的线索。拉尔夫·凯斯第一次在其著作《后真相时代:当代生活中的不诚实与欺骗》中用“后真相”描述技术变革对政治生活方式潜在影响时，还是2004年，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狂飙突进了12载的美国人，将大众传媒最后的余辉也照进了互联网时代，“真相”仍然是专业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追求与利益专属。到了2016年，作为大众传媒代表的主流商业媒体在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事件的预测报道上显得力不从心，殊不知此时舆论阵地和民意窗口早已转移到社交媒体上，极化的政治口号与高调的情绪宣泄远比“理中客”的政策宣讲更能收买人心。在2019年，阅读量、关注量、转发量已然成为衡量众多自媒体吸金能力的重要指标，真相更加显得无足轻重，如何制造出耸人听闻、博人眼球的热点话题才是关键。可以看到，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交互作用下，政治权力、商业利益以及盲从诸众似乎已合谋肢解了“真相”“后真相时代”这一概念好像真的呼之欲出，其合理合法性恰恰是建立在对合理合法性本身的解构之上。

对于这股带有后现代主义、虚无主义、相对主义的舶来思潮，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做出批判澄清。“后真相时代”这一概念，在某种程度客观反映了自20世纪中叶以来信息技术升级背景下，新闻传播范式发生了革命性转变，事实（真相）与价值无需人为剥离，相比于借助理性思维提取有效信息，价值立场的识别与情绪表达的共鸣显然门槛更低、也更为自然。也就是说，真相与“后真相”本就是相伴而生的，技术进步为二者的融合传播提供了支撑。但“后真相时代”却将传播范式革命夸大为以“后真相”取代真相，为商业利润的增殖和政治意图的扩散大开方便之门：

指导观念上，“后真相时代”的鼓吹者们并未打破唯心主义、相对主义的窠臼，既然可以“闭门造车”，为何不可“闭门造真相”？旧的意识形态从未被彻底驱散，它在新的技术载体中阴魂不散；

创作方式上，完全屈服于资本的逻辑，既然“后真相”远比真相要容易引发关注，那么怎样有煽动性、有争议性就怎么报道，事实（真相）只是他们随意拼接的材料；

传播手段上，是彻底的唯技术论，“后真相”的鼓吹者看到了社交媒体时代海量信息对真相具有天然的遮蔽作用，但遮蔽真相不代表放弃追求真相，技术进步带来的问题要通过技术的合理利用加以解决，“后真相时代”的技术革新，为媒体以更加本真、立体的方式接近真相提供了可能。

二、“后真相时代”讲好新时代强军故事的叙事策略

要想在“后真相时代”讲好新时代强军故事，除了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理论武器，破除“后真相时代”思想迷雾，还需要在叙事视角、叙事重点、叙事技术等方面多管齐下，形成讲述新时代强军故事的全新思路。这里以中国军网《盛大阅兵式 我是排头兵》系列报道为例，谈谈讲好新时代强军故事的叙事策略。

（一）叙事视角上强调“我讲我的故事”，让真实的故事更加有代入感

从2019年9月25日起，中国军网“八一电视”推出48集短视频《我是排头兵》，带观众走进“排头兵”的世界，全方位展现钢铁战士的铿锵步伐是怎样练成的。其中有女民兵方队中的“妈妈队员”退伍军人张婵；原武警国旗护卫队第21任擎旗手，蒙眼踢正步的“国旗卫士”齐晓光；“走百米不差分毫，走百步不差分秒”的仪仗方队党旗手郭凤通；飞奔10公里报名参加阅兵的后勤兵饶冠东；等等。这些细节将宏大政治仪式与国民集体欢庆背后那些往往“不足为外人道”的个体生命体验揭示出来，真实地呈现出“小我”是如何融入“大我”的，为新时代强军故事注入“神”和“魂”。

这充分说明，好故事首先得是真故事，叙事视角上强调“我讲我的故事”，一方面满足新闻报道文本求真的要求；另一方面，故事的创作者与叙事者合一，使官兵在阅读过程中真切感受到这就是身边真真切切的人和事。“我”不仅在给官兵讲故事,还“化身”为故事主角,将官兵带入一段“真实”的生活历险，将鲜活的故事细节、幽微的的情绪体验与独特的经历感悟，尽可能减少信息损耗传递给读者，把新时代强军故事讲得生动自然、润物无声。

（二）叙事聚焦上注重细节的深度挖掘与文学性表达，增强受众的阅读黏性

第12期故事《维和双胞胎 你笑起来真好看》在深度挖掘与文学性表达上提供了成功的示范。哥哥王国力和弟弟王梓力是阅兵场上的一对“双胞胎”兄弟，而且他们分别是维和部队方队第五、第六排面的排头兵。这个故事将大量笔墨倾注在一些既有“趣味”也有“意义”的细节上：哥哥是如何帮助弟弟矫正动作，使弟弟获得全方队唯一一块训练标兵奖牌；他们每天又是如何通过上万步的正步训练把维和迷彩变成“盐渍迷彩”的；在训练抽考中屡次“幸运”逃过的第五排面又是怎样地渴望被抽考，向友邻方队一展英姿；“蓝盔精神”对这些视荣誉如生命的维和战士究竟意味着什么……这说明，在“后真相时代”对叙事聚焦重提与翻新，通过对故事细节的深度挖掘与文学性表达，能把受众的心牢牢拴住，增强受众的阅读黏性。

由此可见，“我讲我的故事”的叙事视角让受众真切体会什么是有代入感的“真实”；叙事聚焦则强调什么“被看”，在庞杂新闻事实中去捕捉那些“有意味”的细节,带领受众一同去发掘平淡生活背后的“意义世界”。然而在“后真相时代”，新闻真实虽然仍具有报道价值，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在真相的报道中增添一些带有趣味性、情绪性的内容，满足受众，特别是满足青年官兵喜欢即时参与、重视个性表达的阅读心理。这就更加要求突出叙事的文学性，一方面要靠鲜活生动的修辞精心打磨细节，另一方面对故事中的典型人物进行深度刻画，用典型人物引出故事背后的深层次真相，同时又以深层真相塑造典型人物。

（三）叙事技术上更加强调跨平台、多媒介的融合互动，把强军故事讲得“绘声绘影”

《我是排头兵》除了在中国军网从9月25日起每天更新外，还在光明网、央广网、中国青年网等主流新闻网站上同步发布，让广大观众全方位、近距离接触“阅兵人”，为重大主题活动宣传报道提供了别开生面的微观视角。

实践证明，全媒体时代，用革命的“技术”去及时有效地回应“技术”的革命，是“后真相时代”讲好新时代强军故事的重要方法之一。前一个“技术”是指叙事技术，后一个“技术”是指传播技术。在“后真相时代”讲好新时代强军故事，必须直面的就是移动互联网革命催生的连锁反应，故事借此衍生出多种讲法，把叙事时间、叙事结构、叙事情境、叙事修辞等诸多要素糅合到全新的叙事技术中，实现强军故事跨平台、多媒介的融合传播。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93658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