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纳入八路军政工条例的军人记者，是军队政工干部新专业族群，是中国共产党军事宣传的锐利生力军。八路军总政治部组建前线记者团，师旅部队配备专职记者，成立相对独立的报社。军人记者享有专业职称，接受严格的管理教育和相应专业培训，为持续广泛地开展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军事新闻宣传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抗日战争；军人记者；媒介机构；职业意识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记者发展的重要时期。数量规模逐步扩大、职业素质逐渐增强的军人记者，成为八路军、新四军新闻事业兴盛的显著标志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军事宣传的锐利生力军，为持续广泛地开展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军事新闻宣传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军人记者是政工干部新专业族群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力量（以下简称“八路军、新四军”）继承工农红军的传统，也将记者纳入军队政工条例。1942年颁发《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其中《野战军政治部工作条例》规定：野战军政治部的工作之一，“组织军人记者和随军记者及总政治部报纸杂志的通讯员并指导其工作”。[1]八路军政工条例中“军人记者”的称谓，与工农红军使用的称谓相同，指称的是部队中的新闻记者。“军人记者”既是专指，也是八路军、新四军中军事新闻工作者的泛称。

八路军总政治部（即中共中央军委政治部）1939年1月15日在延安创刊《八路军军政杂志》，毛泽东、王稼祥、萧劲光、郭化若、萧向荣任编委。八路军军政杂志社以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名义组织前线记者团， 1938年12月派往华北敌后，分赴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晋察冀军区，进行战地采访并组织稿件。前线记者团的成员基本上是抗日军政大学的毕业学员。雷烨、范瑾、普金、林朗、程追、王向立、沈蔚、徐逸人、魏巍、戈里、杨超伦、袁维丹、孙暂生、杨秀照、叶立平等20名记者，分为4个小组，以雷烨为组长的第1组前往晋察冀军区，以袁维丹为组长的第4组前往第120师和晋西北根据地。

前线记者团各组抵达指定区域开展活动，雷烨、范瑾、普金、林朗、戈里等，为《八路军军政杂志》提供了稿件。在缺少干部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党政军组织给来自八路军总部的前线记者安排了其他工作职务。沈蔚任《晋中导报》编委和记者科长、冀中通讯社副社长。戈里任《战垒报》《绥蒙抗战》主编。范瑾任冀中导报编委会主任和社长，兼任新华社冀中分社社长。雷烨任冀东军区宣传科长、组织科长。喜欢文学、办过墙报的魏巍，抗大毕业分配担任前线记者团记者，抵达晋察冀军区，被留在宣传部编辑科当干事，编辑《抗敌副刊》。两三个月后往下派干部，魏巍主动请求，到红军团第一营任教育干事。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1942年1月发出对外宣传工作指示：去年五月野政曾有专门指示，各旅必须配备专职随军记者，确实建立随军记者的工作。第115师1943年1月举行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赖可可对会议作总结，明确指示师政治部派驻到旅的记者，接受师旅两级宣传部门的双重领导，“记者的工作必须深入下层……如无记者之旅，宣传科长应自己兼任此工作。”[2]

八路军、新四军报刊事业的蓬勃发展，急需大量新闻宣传人才。战时新闻人才尤其是敌后战时新闻人才，是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空白。具有一定写作能力或爱好文学的青年学生，急促地走上了军事新闻宣传岗位，虽然他们的学历以小学、初中居多。1941年任第115师《战士》报主编的白刃，1944年调任鲁中军区前卫报社记者的李治亭，都只读过4年书。小学毕业的吴本立1939年调入八路军延安电影团，拍摄纪录片，后任摄影师。晋察冀军区第一位摄影记者沙飞毕业于广州无线电学校。《抗敌三日刊》主编邱岗曾在家乡辽宁阜新就读高等中学。《战友报》总编辑胡痴毕业于河北深县县立简易师范。《连队导报》编辑姚远方曾在家乡就读福州理工学院。《冀晋子弟兵报》主编冯征曾考入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拂晓报》首位专职记者李波人曾以第一名的成绩由鄢陵完中考入河南大学附中。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编辑兼秘书的田野，毕业于东吴大学的新四军第4师《拂晓报》主编乐于泓，肄业于中央大学理学院地质系的总政前线记者团记者范瑾，肄业于北京国立医学院的晋察冀画报社摄影股长裴植，肄业于临沂师范的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战旗报》记者于冠西，肄业于上海法政学院的新四军第1师3旅7团《战斗报》编辑胡石言等，是军人记者中的少数高学历者。像东江纵队前进报社社长杨奇那样，曾白天打工晚上听课接受4个月的新闻专业教育而毕业于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实为凤毛麟角。

学历层次不一的青年学生踊跃而来，成为以笔为枪，奔波于抗日前线的军人记者，为八路军、新四军的新闻事业增添大量的新鲜血液，在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战中蔚然成“军”。

二、军人记者的专业培训与职业意识

八路军、新四军报人的专业培训，主要进行基于实践的自学，极少采用集体培训方式。分管军事新闻宣传的部队领导的工作指示和耳提面命的具体指导，是时常揣摩的专业教诲；军政首长署名发表的报刊发刊词，《油印技术》《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等小册子与《真实、具体和迅速―目前写通讯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怎样修改自己的稿子》《谈谈写部队生活稿》等文章，是自学的专业依据；新华社、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和苏联的塔斯社、红军媒体刊播的新闻作品，是学习借鉴的佳作。晋察冀军区《抗敌三日刊》1941年2月至4月，分5课各列讨论题连载晋察冀通讯社编辑孙犁撰写的“连队通讯写作课本”，要求每个通讯小组学习讨论。在军事新闻实践中，已有采编工作经历和文化程度高、思考能力强的人，成为“无师自通”的引领者。 新四军第18旅《东进报》记者蓝瑛、孙明、林学东边干边学，取意“三个臭皮匠，合个诸葛亮”，各编一本手抄刊物《臭皮匠》，写上采访见闻、体会和需要研究的问题，通过根据地交通站的定期传递交换阅读。

八路军、新四军摄影人的专业培训，集体培训是基本方式。冀中军区（石少华主持）、冀鲁豫军区（徐肖冰主持）、晋察冀军区（沙飞主持）、延安电影团（吴印咸主持）、山东军区（郝世宝主持）等，举办了17期摄影培训班（训练队），共培训了数百人。每期的培训时间与培训学员，短的一月，长的数月，少者几人，多者七八十人。遭遇日军“扫荡”， 教员带领学员，化装分散隐蔽，闪转腾挪突围，继续实施教学。运用政治思想统领专业技术，传授摄影常识、暗房冲印等，教学力量强的培训单位还开设文学理论、美术构图、光学和新闻摄影、新闻采访等课程。摄影学员们牢记的教诲是“摄影是革命斗争的武器”。多人一部相机，一人几张胶片，运用极为简陋的教学设备学习颇有技术含量的摄影，养成了爱护摄影器材，使每一张胶片发挥最大作用的优良风气。

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人记者的职业意识逐渐增强。草创之时，八路军、新四军报刊与工农红军相同，设于政治部宣传教育部门，不设单独机构，报刊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由宣教部门领导及人员兼任。随着创办高等级报刊和较为稳定的出版报刊，开始出现了专门承担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并相对独立的报社、杂志社等媒介组织机构。新四军游击支队《拂晓报》出版一年，于1939年9月脱离政治部宣传科，成立了拂晓报社，配备专职社长、编辑、记者。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为创办画报于1942年5月成立大型媒介机构晋察冀画报社，设专职主任和编校、出版、印刷、总务4股，印刷股细分为制版、石印、铅印、排字、装订、刻字、铸字等组，全社120多人，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后经多次调整，规模最小时不足30人，晋察冀画报社始终保持独立出版画报的能力。八路军、新四军的媒介机构没有实行统一的组织编制和专业职称。媒体工作人员数量不定，社长、主任、主编、总编辑、编辑主任和编辑、记者、编报员、摄影员、缮写员、油印员等专业职称混合使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青年新闻记者组织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 1937年11月8日成立后，陆续成立延安和晋察冀边区、山东、晋西北、冀中、太岳、苏北等分会。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编辑科科长邱岗、摄影记者沙飞，先后当选“青记”晋察冀边区分会理事。八路军、新四军军人记者与著名新闻团体“青记”建立组织联系，参加相关的组织活动。冀中军区第1期摄影训练队1941年7月开办时创作队歌《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凌子风词、李涛曲），晋察冀画报社1942年7月庆贺画报创刊创作《晋察冀画报社社歌》（章文龙词、赵烈曲），歌词唱道我们是用笔和机器作战的思想战线战斗员，不怕流血牺牲，用真实生动的画面把人民引向解放的道路。八路军新闻摄影的歌曲标识召示了八路军新闻摄影的价值追求。袁克忠在抗战中成为军事摄影记者，化装进入日军机场拍摄了跑道、停机坪、塔台、战斗机等让美军观察组杜伦上尉吃惊的照片，解放战争利用战火克服夜晚光亮不足拍摄了《夜攻单县》，荣记大功，1950年出席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2007年11月，从新华社摄影部退休的袁克忠在去世前8天，对来访者唱了他在冀中军区第1期摄影训练队学会的一生最喜欢的歌《我们是革命的摄影工作者》。

八路军、新四军成立军队媒介机构，使用从属于媒介机构的职业称谓，意味着军人记者既是军队政治工作者又是新闻工作者，具有军人和媒体人的双重身份。军人记者的职业意识因相对独立的媒介机构、新闻社团的组织联系、新闻工作的传媒标识而孕育与强化，进一步激励了敌后抗战“游击办报”的自觉性。

三、军人记者为了民族解放浴血战场

八路军、新四军领导机关和部队领导，把从事军队新闻宣传工作且多来自青年学生的军人记者，视作部队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要求他们提高组织纪律观念，接受本军光荣传统，充分发挥自身特长，积极在实践中虚心向工农干部学习，克服“学生腔”，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军人记者学习马克思主义，接受部队政治思想教育，积极参与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深入基层部队，与干部战士交朋友，帮助部队开展鼓动工作和群众工作，总结经验，宣讲时事，教唱歌曲，辅导学习文化，出墙报写标语，直至参加战斗。部队欢迎不是来“做客”的军人记者，把他们看作是给予帮助的“自己人”，而不是累赘。军人记者携笔从戎，熟悉部队，熟悉官兵，体验战争，感悟生死，积累素材，培养感情，采写了带有丰富战场信息和浓郁官兵情结的生动作品，在火热的战斗生活中脱胎换骨，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内在思想与外在形象。

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摄影师吴印咸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拍摄故事片，1938年应邀来延安拍摄电影。他经历艰苦的战地拍摄，放弃了拍完一部纪录片即离去的原先设想，驻留延安，克勤克勉，在1942年刚过知天命之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汲取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褪去欧风时尚的上海气息，作为延安电影团扛大梁的摄影师吴印咸，由正义的爱国者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刊文赞扬：在中国摄影界享有盛誉、在法国沙龙影展会及瑞士国际影展得到荣誉奖章的吴印咸，携带私人摄影器材参加八路军，深入敌后，不畏艰难困苦参加战斗，将八路军的英勇战绩摄入镜头，报道外界，很好地完成了党给予他的任务，是一个善于克服困难的模范。吴印咸的房间里挂着自己抗战时拍摄并作为座右铭的两张照片，分别是具有人道主义观念的《白求恩大夫》和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艰苦创业―毛泽东给晋绥干部做报告》。

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人记者既是反对侵略战争的宣传员，也是打击侵略者的战斗员，名副其实的“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延安电影团摄影师徐肖冰拍摄八路军第386旅参加“百团大战”攻打榆社的战斗，哪里打得激烈就冲向哪里。他跟着八路军冲进一个刚刚攻克的院子，正准备拍摄日军挨炸场面，被猛然地撞开幸免于难，掩护他的战士却太阳穴中弹壮烈牺牲。徐肖冰47年后看到当时拍摄的、为掩护他而牺牲的战士的照片《不能忘记他》，仍然不能自制，还感觉到那从伤口涌出来的血是热的！晋察冀军区摄影记者高明在抢拍追歼敌人的战斗场景不幸重伤身亡。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工作通讯》记者王子展，牺牲在反“扫荡”战斗中。反“扫荡”夜宿山村突遭日军袭击，已冲出村外有望脱险的晋察冀画报社摄影记者、政治指导员赵烈，返身救护战友英勇牺牲。有的记者采写的作品刊登时已成了遗作。晋绥军区《战斗报》记者丁基1944年9月参加开府山战斗中弹牺牲。延安《解放日报》加拟肩题《用血换来的胜利，用血写成的通讯》，刊发丁基牺牲当天上午采写的通讯《在敌人的门口打击敌人》。

牺牲在抗日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人记者有：朱镜我（主编），马仲凡（社长），雷烨、沈蔚、戈里、崔朝昆、刘实、曹秉衡、王子展、廖挺、徐师梁、赵烈、高明（记者），陆续、巫恒达、费立必、苏玉诚、戴君鲁（编辑），田金纬（摄影师），刘殿奎（摄影员），程香卿（刻写员），何重生（工务长），李文治、张梦华、李明、石振财、孙迁、戴友生（印刷工人）……在中华民族解放的鲜艳战旗上浸染着军人记者的鲜血！

四、结 语

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人记者烙有鲜明的民族解放战争印记，继承工农红军的血脉，战胜困难，不怕牺牲，誓夺反侵略战争胜利的奋战风采熠熠生辉，为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军人记者队伍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我军加强战地记者队伍建设提供了成功范例。

注 释：

[1]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1942年10月）[S].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七册）•抗日战争时期（四）：第498页.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

[2]赖可可.一一五师宣教会议总结提要（1943年1月16日）[S].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八册）•抗日战争时期（五）:第65页.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4月第1版.

（作者系原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