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新中国第一个重走长征路的记者

在中国新闻界，大凡上了点岁数的，几乎无人不知罗开富。

1984年10月16日至1985年10月19日，他沿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原路徒步采访368天，即使在大腿骨折、肝炎病复发的情况下也坚持每天行走、每天采访、每天写稿，发表了沿途大量见闻，并出版了《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和《红军长征追踪》两本书。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个走完红军长征路的记者。当时，他的这一壮举在新闻界引起轰动，中央军委于1985年8月28日专门给他发来慰问电。

就是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著名记者，却是从当兵开始其新闻生涯的。他1961年到当时的铁道兵，参加了成昆铁路的建设，一手拿镐打隧道，一手握笔写文章。在写了第18篇稿件之后，终于被报纸采用了1篇。他先后当过团和师的新闻干事，后来被调到当时的铁道兵报社当了3年的编辑。但由于后来受到某政治事件的牵连，他被押送回家。此后，他当过农民、做过工人、上过战场，平反后几经辗转到经济日报社驻云南记者站工作。由此，他才萌发了重走长征路的愿望。

时光匆匆，30多年转眼就过去了。今年8月中旬，我们有幸在青海省委组织的一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中走到了一起。作为特邀嘉宾，他的“牢记初心使命，重温伟大长征精神”的演讲受到青海省委、省政府机关人员和与会部队官兵的热烈欢迎。

更有幸的是，他在宾馆里就住我们隔壁，于是彼此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他着一身得体的灰色中山装，上衣里面是白色衬衫。灰白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理着，挺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玳瑁式眼镜。时年已77岁的他，走起路来依然风风火火，精神矍铄、神采奕奕。一开口，高音大喇叭，带点浙江湖州市南浔的家乡味。他口不离烟，吞云吐雾。他自嘲自己一天要抽5包烟，这个“职业病”是改不了了。说起重走长征路后的事情尤其是近况，他侃侃而谈。

担任副总编后值了18年夜班

走完长征路回来后，罗开富的名气如日中天。不久的一天，他从云南来到北京向经济日报社领导汇报工作后正要返回，领导让他等一天，说有个事明天要告诉他。这个“事”，就是宣布他直接担任经济日报社副总编辑。越过了部门的副主任、主任与社里编委的三道栏杆，被直接提拔到社领导的岗位上，他感到有些意外。

1986年1月11日上班的第一天，罗开富就被安排值夜班。值夜班的社领导责任很重，他不敢有丝毫的松懈。每年他要值8个月的夜班，即使10年后他被提升为常务副总编，夜班仍然要值。这期间，他没有星期六、星期天，也没有其他节假日，即使大年三十也照常值夜班。这个夜班一值，就是整整18年，直到他退休。

值夜班的社领导，不仅仅是看看大样把把关，还要参与社里许多重要新闻的策划。为此，他先后参与组织并指挥了《关广梅现象大讨论》《开封何时能开封》《东西双向行》《醒来吧，铜陵》等全国有影响的报道。

重走长征路过程中养成的雷厉风行的作风，也体现在他平时抓新闻报道的工作中。有一个冬天，久旱无雨的北京突然下了一夜的大雪，到处银装素裹。第二天早上，农村部的年轻编辑李德来提前上班，手里拿着双筷子边敲碗边向饭堂走去，被刚下夜班的罗开富拦住了：“干啥去？”小李示意手里的碗筷：“吃早饭啊！”他笑着对小伙子说：“吃啥早饭呢！你现在就坐我的车出发，到北京、天津的郊外和河北农村转一转，看看这场大雪给农民们带来了什么好处。下午5点之前，必须写好稿件赶回来!”因为下午5点，是报社召开编前会的时间，他要在会上介绍这篇稿件，以决定版面的安排。小李立即出发，在下午5点差3分钟的时候赶回到编辑部，把稿件交到了他的手里，被安排在一版显著位置，受到读者好评，并被评为优质稿。

在担任经济日报社副总编辑期间，罗开富还连续12年担任该报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报道的总指挥。这是一个同台竞技的舞台，两会期间的代表委员们每天眼睛一睁，就会看到飘着墨香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报媒。两会报道谁优谁劣，一目了然。《经济日报》要同这些大报一争高下，没有自己的“撒手锏”还真不行。可两会报道年年搞，每年要搞出点新意来并非易事。但他秉承了“《经济日报》出点子”的这一好传统，按照报社总体报道计划，每年的两会报道都有新的看点。那年，经济日报社时任总编辑范敬宜参加两会，写出了一篇深受读者喜爱的短评《“刹车”辩》，罗开富建议他继续写下去，并为此开设了一个专栏。因此，有许多读者在那年两会期间，专门找范老在该栏目里发表的稿件看。而《经济日报》的两会报道，也成为全国两会报道的一道风景线。

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

当年在重走长征路的日子里，每天写一篇稿雷打不动的罗开富，即使走上领导岗位，仍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笔。2001年春天，社里召开了一次业务研究会议，专门研究《经济日报》关于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报道策划。会上总编直接点他的名：“老罗，这个夜班你就暂时别值了。马上再去走一次长征路，采用现场与历史交融的笔法，写一组有分量的稿件，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这组系列报道的计划由他做，选题由他定，人员由他挑，报纸上每篇给他5000字的位置。

老将出马，任务艰巨，使命光荣。他只带了一个年轻的编辑骨干出发了，在又一次重走长征路的旅途中寻找写作的灵感与素材。只不过这次他是有选择地走，且不需要仅靠两条腿步行了。还是那股拼搏劲头，还是那样的求实精神，只是写稿的要求更高了。不久，一篇篇佳作水到渠成。从第一篇《“天火”为什么在北京点燃》，到后来连续不断的《中共一大为什么在上海召开》《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是怎么形成的》《朱毛为什么会上井冈山》《中央苏区是怎么解决财政问题的》《为什么遵义会议永放光芒》《为什么党必须指挥枪》《第一任开发南泥湾的人是谁》等等，这组“革命圣地踏访记”的系列报道不仅有思想、有深度、有故事，而且可读性很强，发一篇火一篇。

为了写好每一篇稿件，他总是绞尽脑汁。当他再次来到延安时，发现这个当年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变化很大，马路宽了、楼房多了、男女老少衣服新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为之一变，就想为此写篇稿，可他动笔时却发现这样的内容并不独特，难以写出新意来。开头怎么写才能吸引人呢？他琢磨来琢磨去，拼命吸烟。当年重走长征路，他写稿时因为途中缺电需要点蜡烛，有时一点就是好几根，这样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即使在北京灯光灿烂时，他撰写重要稿件也要关掉电灯点上蜡烛。为了写好这篇稿件，他又点上蜡烛。到凌晨4点时，灵感来了，于是他伏案动笔：“17年前，我徒步长征路，走到吴起镇，后来又到延安。17年过去了，我今天又来到延安。我发现我与延安谁也不认识谁了。我无疑斗不过岁月，而延安却变得更年轻了。”为了写好这个开头，他花了整整6个小时。

对稿件中的每个细节，他都认真采访核实。在写延安发生的变化这篇稿件时，当他写到“延安唯一没有变化的，是她的灯塔”时，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当年蒋介石派了一架又一架飞机来一次次轰炸延安，为什么不炸掉这个宝塔呢？于是，他走访了当地的一些老人，并召开了一次座谈会。有人告诉他：延安所在的黄土高原黄乎乎的一片，如果炸掉宝塔，飞机就难以找到延安了。他又问：“那为了保卫延安，红军为什么不自己将它拆掉呢？”老人们说：当初确实是有这个打算的，可毛主席来到老百姓家里，问起这个宝塔的来历，大家告诉他，这个宝塔很有历史了，是难得的文物，是延安的灵魂。见此，毛主席说，既然是文物，我们就不能拆，共产党是要保护文物的。延安的老百姓也由此感到，这样的党、这样的领袖，如此尊重群众的意见与愿望，将来一定是能够坐天下的。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罗开富一行在两个多月里连续写了19篇稿件，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好的反响，这组“革命圣地踏访记”的系列报道在来年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随后，他总结此次系列报道的采访感悟，又写了一篇新闻论文《怎样写好重大题材的报道》，刊发在《新闻战线》杂志上，下一年又获得了中国新闻奖论文一等奖。

对于一个热爱写作的新闻人来说，罗开富始终笔耕不辍，甚至拿命相搏。应家乡宣传部门的邀请，他要撰写《长征300问》一书。2019年的大年三十，他仍然在伏案执笔，不肯休息。写到下午两点时，他呕吐了。当过医生的妻子给他量血压，发现他的高压已达202了，于是强行要求他休息。

在作传统报告中传承红色基因

作为一个对红军长征倾注深情、又拥有相关丰富知识的罗开富，多少年来给中央国家机关、媒体采编人员、在校大学生、部队官兵等各类人群作了300多场报告，弘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他的第一场报告，是在延安大学的礼堂作的。后来，他就不断接到全国各地请他去作传统报告的邀请函，基本上是来者不拒。

2015年那次在给杭州师范学院作红军长征传统报告时，他突然发现自己的脑子“短路”了，只讲到一半就讲不下去了，紧急回北京检查，发现得了脑溢血，在解放军总医院抢救了三天三夜，第四天才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接着再动手术，半个月出院后，他像没事人一样，又出现在各传统报告的主席台上。

2016年10月21日，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重要讲话中讲了“半条被子”的故事，并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个故事，就出自罗开富当年重走长征路时采访的稿件，后被他收入到《红军长征追踪》一书里。目前，这个故事已被拍成电影，而请罗开富去讲这个故事的单位就更多。今年8月15日，我们就是与他一起到青海省委省政府机关听他作报告时相遇的。他那“半条被子”的故事，再一次感动了现场的听众。

2019年6月11日上午，在江西省赣州市于都河畔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来自长征沿途13个省区的宣传部长、多家中央媒体及地方媒体数百名记者齐聚于此，参加“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主会场启动仪式。罗开富再次被请到现场，为年轻的媒体人们讲传统、鼓实劲。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江西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寄托着亿万老区人民对党的信赖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你们年轻记者这次再走长征路，一定要记得4个字—不忘初心。”他特别强调：“铭记历史是为了继续前行，不忘初心才能再创辉煌。”

念念不忘曾经采访的对象

罗开富对自己在重走长征路时报道过的地方、报道过的人，总是念念不忘，有空就去看看。当年他报道红军四渡赤水时，发现那9个渡口仍然是9个渡口，没有一座桥，连当年的浮桥也没有了，当地老百姓出行交通很不方便，他在稿件中对此做了如实报道，反映了群众的呼声。在时任国防部长张爱萍的直接过问下，那里很快就建起了第一座桥梁。时隔30多年，他再去那里，发现9个渡口有了9座桥，一座比一座漂亮结实，他感到很欣慰。

而那个“半条被子”故事里的主人公，更是一直牵挂着他的心。她叫徐解秀，是湖南省汝城县文明乡沙洲村的村民。1984年11月7日上午，罗开富重走长征路见到这位大妈时，她已84岁。当时，老人动情地给他讲了她与红军三姐妹的故事。50年前的一天夜晚，3位路过的年轻女红军战士，与她及一个儿子，共盖了一条红军随身携带的被子睡觉。第二天，红军就要开拔了，3位女红军用剪刀剪下她们仅有的一条被子的半条留给她，并对她说：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生活。她们答应等革命胜利后再来看她。这些红军走了之后，她天天盼夜夜盼，可那3个女红军再也没有回来。徐大妈一边给他讲这个故事一边抹眼泪：“那3个姑娘一直没有回来看我，是不是不在人世了？有好心人该给我送个信，我好为她们上炷香呀！”听到这样的故事，罗开富当天就写了《三位红军姑娘在哪里》一稿，在当时发行200多万份的《经济日报》上刊发出来，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当时还健在的参加过红军长征的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15位老一辈女革命家捎信给罗开富，要他代表她们向老区人民表示感谢，并要想办法找到那3个女红军。但是，由于每天的采访任务很重，寻找女红军的事就耽搁下来了。

可是，邓颖超等当年的女红军们没有忘掉这件事，敦促他抽空去看看这位老大妈。5年后的一天，罗开富带着邓颖超捐赠给徐大妈的一条被子和中国人民大学由学生们签名的一条被子赶到沙洲村时，老人刚刚去世几天。他的邻居和儿子说，老人临走前，还在念念不忘那几个女红军，老人还提到他：“说好要来看我的。”听到这里，罗开富泪水纵横，一下跪倒在老人的灵堂前，边磕头边说：“解秀婆婆，都怪我来迟了！3位女红军感动了您，您又教育了我，我永远不会忘记，一定会好好做人做事。安息吧！”他想把从北京带来的几条被子烧给老人，陪同前来的村干部告诉他，徐大妈的两个儿子也比较贫困，这些被子就留给他们用吧。后来，这些被子被县市有关博物馆收藏了。

临别前，罗开富掏出身上带的所有钱，送给了老人的两个儿子。从此以后，只要有机会，他都要去看看徐解秀老人住的地方，先后共去过9次。并且，他每次去都要给她的儿子捐点款，最多的一次给了5000元，最少的一次给了600元。这样做，他才觉得心安一点。他想让解秀婆婆的后人知道，共产党没有忘掉他们，红军一切为了人民的好传统正代代相传。

责任编辑：姜兴华 实习学员：宁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