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闻，既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也是对事物发展的新的认识，包括对历史事件即旧闻新的认识和发现。老干部经历的事情虽然已经成为旧闻，但其经历是一块“宝藏”，蕴藏着很高的新闻价值。要对历史负责，刻不容缓地把挖掘史料当成一项抢救性工作来做。

关键词：新闻价值；开国将军；英模人物

2003年4月14日，我开始负责《解放军报》老干部工作宣传，几年间先后采访300余位开国将军和英模人物，整理出文字资料400多万字、视频资料200多个小时，为党、国家和军队抢救了一批珍贵史料。

采访实践中我感到：老干部经历的事情虽然已经成为旧闻，但其经历是一块“宝藏”，蕴藏着很高的新闻价值；要用历史的眼光，还原我军一些光荣传统的形成脉络；要刻不容缓地把挖掘史料当成一项抢救性工作来做。

一、老干部的经历是丰富“宝藏”，蕴藏着取之不竭的新闻价值

采访中我发现，老干部的经历是历史教科书上看不到的，是一块“宝藏”，蕴藏着很高的新闻价值。

比如，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历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当年，这支队伍是怎么上山的？

2003年10月，我采访全国政协原常委、98岁的老红军李立。李立1926年参加革命，是三湾乡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目睹了毛泽东在三湾对部队进行改编的全过程。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任井冈山所在的吉安地区第一任地委书记，后在贵州、江西等省当过省长。当年，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队伍来到三湾，给井冈山上的袁文才写信，表达了上山的意愿。这封信由李立和他的叔叔李长俚送往宁冈茅坪。袁文才接到信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回信，婉言谢绝。毛泽东没有放弃，又写信表明心迹，还送了3支枪给送信使者。这封信中“结为友好、联合一致”的坦诚打动了袁文才。10月3日，毛泽东带领部队进驻宁冈古城，等了3天才在大仓村与袁文才会面。此时，袁文才还心存戒备，在会面地点埋伏兵马，以备不测。但他看到毛泽东仅带了陈浩、何长工两人单刀赴会，并慷慨送上100支枪作见面礼，立即消除顾虑，并回赠了1000块大洋。随后，毛泽东和王佐也取得联系。从此，山寨大门向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打开。

我对李立的专访《我为毛委员当“联络员”》（刊登于2003年12月23日的《解放军报》），披露了他为毛主席送信等鲜为人知的事情。专访刊登后，他接到包括开国上将萧克在内的许多老同志的电话，说他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还比如，恢复高考制度，是改革开放之初引起震动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也是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后的一个重大决策。在此之前，他就想让军队带头，推动教育战线的整顿。原总装备部石家庄第一干休所副兵团职离休干部张文峰，就是邓小平推进教育战线整顿的见证者。

张文峰，曾任哈军工教务部部长、副教育长，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副书记，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顾问等职。2007年12月27日，我拜访了这位军队教育战线的老前辈，听他讲述了在邓小平关怀下筹划改建国防科技大学始末。国防科技大学的前身，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军事工程院校—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文革”中，该学院教职员工集体转业，学院更名为哈尔滨工程学院。1970年，院校又被拆散，主体部分南迁湖南省长沙市，改名为长沙工学院。1975年7月，邓小平恢复职务主持中央工作后，曾指示国防科委以长沙工学院为基础组建国防科技大学。时任长沙工学院党委副书记、学院领导小组负责人的张文峰和训练部负责人高勇接到上级通知后，准备落实邓小平的指示，但由于“四人帮”破坏被搁置。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再次复出，张文峰和高勇有幸当面向邓小平、张爱萍等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当张文峰汇报1975年的筹办工作情况时，邓小平说：那时教育战线的整顿搞不动，我就想让军队带头，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现在看来还不够，还应发展。邓小平的接见和指示，给予他们极大鼓舞。返校后，他们很快上报了《关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的意见》，邓小平和其他领导同志在接到报告后的第二天，就先后批示“同意”，并明确由张爱萍负责落实。1978年6月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关于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的通知》，指出：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将长沙工学院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列入军队序列。

再比如，2008年3月，西藏拉萨等地发生“藏独”分子严重打砸抢烧的骚乱事件，我国政府采取坚决的措施，迅速平息骚乱，组织有关部门抢修被破坏的通信和输电电路，很快就恢复了当地的生产、生活和教育秩序。对此，西方一些人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为此，我拜访了西藏问题专家、军事科学院老干部王贵。这位老前辈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南京解放后参军到原18军，接着就进藏，一干就是31年，是西藏变化的建设者、保卫者、亲历者和见证者。

让西藏变化的亲历者谈西藏，让研究西藏问题的专家谈西藏，最有说服力。这次采访，王贵眼含热泪给我讲了两天，使我了解到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特别是两个细节令人刻骨铭心：刚进藏的时候，农奴与狗争食；一个老妈妈，头上全是虱子，饿得皮包骨一般。就在连队卫生员赶来抢救时，老妈妈就断气了。王贵十分愤恨地说：你西方人，你美国人有什么资格对西藏说三道四？我对他的专访《告诉你一个真实的西藏》在2008年5月6日《解放军报》整版刊登后，中宣部新闻阅评小组逐段给以评介，称赞“文章有事实、有分析、有深度，是当前批驳‘藏独’势力的一篇上乘之作”。

二、用历史的眼光，还原我军光荣传统的形成脉络

在对老干部的采访中，我了解到我军一些光荣传统是怎么形成，又是如何完善的。这使我对实践出真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等马克思主义原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些光荣传统，也有了更为透彻的认识。

我有幸拜访原40军政委冯恺，他当教导员时带领官兵创造闻名全军的“诉苦经验”，先后得到陈云、罗荣桓、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肯定。我见到冯老时，他已年过八旬，且半身不遂。老人家戎马一生，参加了无数的战斗，但最得意和最挂念的一笔，就是“诉苦经验”。

怎么回事呢？1946年初，冯恺到东北民主联军辽东3纵队7师12团三营任教导员。这个营是日本投降后由东北本溪煤矿日寇的战俘和劳工临时拉起来的一支“老兵新部队”，不仅战斗力较差，还有少数士兵开小差。怎么稳定部队，是个很费脑筋的事。就在这时，师里召开政治工作会议，主题是“阶级教育”。这次政治工作会议使冯恺茅塞顿开。回到营里，他立即召集干部开会进行研究，在全营搞阶级教育。官兵围绕“谁养活谁”展开了“辩论”。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场讨论，引出了“诉苦教育”这一新生事物，其效果很快在战斗中得到了验证。1947年1月，敌人向南满发动大规模进攻。在热水河子战斗中，三营表现得很勇敢。九连战士房天静只身冲入敌阵，俘敌10余人，成为纵队第一位特等功臣。而这个战士在过去打仗时，则比较胆小。纵队刘西元副政委听说后，专门找这个战士谈话，问他为什么这么勇敢？回答是：“因为我擦亮了眼睛，认清了敌人。”再仔细了解，他就把自己在连队开展的“诉苦教育”中提高觉悟的事汇报了。刘副政委听了很高兴，就派人到三营进行调查。就这样，“诉苦教育”逐渐引起了团、师、纵队、东北军区以至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关注。

我对他的专访《毛泽东亲笔修改的“诉苦经验”》在《解放军报》刊登后，老人家特别高兴，给解放军报社领导写信，感谢报社了却了他一生的心愿，期待《解放军报》“把老同志的家底都翻出来告诉大家。”

现在想来，这些“家底”虽然都是旧闻，但有很高的价值。这启示我们，一切真知灼见，一切管用的经验办法，均来自实践，来自群众。作为军事新闻工作者，要用历史的眼光，还原我军一些光荣传统的形成脉络。这需要我们要善于发现，善于总结、善于提炼，善于推广。

对新四军第1师老战士谢云山的拜访，也令我终生难忘。他1929年出生，1945年参加革命。在我军的历史上，“立功运动”是新四军第1师200团创造的。作为这个运动的亲历者，谢老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完成老政委郑克的临终嘱托：将“立功运动”的来龙去脉告诉后来人。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1946年7月中旬，华中野战军发起苏中战役。7月13日，首战宣（家堡）泰（兴），华中野战军第1师全歼敌83师65团，俘敌1200余人。其中有一个国民党兵叫刘友三，被分在三营七连当战士。因为刚刚被解放过来，没有发给他武器，让他当机枪副射手，负责搬运装填机枪子弹。他憋了一股劲：“你不给我发枪，我自己搞！”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他赤手空拳缴获了4支枪，其中有一支卡宾枪。清扫完战场，刘友三就缠着指导员李甦带着他去见营长。李指导员带着这个新战士找到了营长胡守信、教导员田昌炜，并介绍说：“这个新战士叫刘友三，是几天前从宣家堡战斗中解放过来的，也是个穷苦人，被国民党强迫当的兵。这几支枪都是他刚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不想，指导员这么一说，刘友三当时就哭了，说：“长官，我参加新四军这几天，亲眼看到这边比那边好，这边到处受到老百姓欢迎，长官不打骂士兵。我只是干了一些扫地、清理厕所、看枪的活，连长老在全连弟兄面前夸我。这儿就是我的家，我决心留在这儿打老蒋，不回家了。回家照样受苦，说不定又被国民党抓去当兵，我要在这儿杀敌立功。”说着，他从肩上放下了4支枪，对营长说，“你可得给我记功，不要忘了……”营长满口答应，并夸他：“你仗打得好，是个好战士。”教导员则当场拿起笔，边说边记：“我现在就给你记下来。希望你多杀敌、多立功。”刘友三很满足地走了。

这件事情反映到团政委郑克那里，他立即下到连队了解，一个刚刚解放的战士为什么打仗这么勇敢？是什么原因使得他这么看重记功？郑克同志还帮助基层总结经验，使之不断完善，并把这个经验上报，得到了上级机关的支持和关心，最终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扬。不幸的是，1949年1月6日，在淮海战役最后阶段攻打吴楼的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在被官兵抬下阵地时还挂念着“立功运动”，拉着谢云山的手叮嘱道：“‘立功运动’是个好形式，是政治工作的一个创造，胜利后也要经常宣传它，不能让它断线了……”话未说完就牺牲了。

我请谢云山讲述“立功运动”产生前前后后的文章刊登后，原23军政委、94岁的开国将军陈茂辉打电话给谢云山：“感谢你做了件大好事，把被毛主席倡导的‘立功运动’的由来介绍给后人，也是把我军的光荣传统传了下来。”

是啊！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光荣传统，首先要把这些历史留住，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才谈得上发扬。这正是这些珍贵史料的新闻价值。

三、对历史负责，刻不容缓把挖掘史料当成一项抢救性工作来做

总结采访老前辈的经历，我十分欣慰，因为经过努力，挖掘抢救了一些存在于老前辈身上的历史，记录了一些重大事件，有的还填补了历史教科书的一些空白，但我感受更多的是遗憾。

2004年6月30日，我在沈阳见到西路军老战士、原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徐国夫。他和开国上将许世友是生死之交。许世友当团长时，他的兄长徐国武在许世友麾下当营长。1933年徐国武牺牲，许世友给他做工作，“你哥哥牺牲了，你不要难受。”1935年，许世友当师长，徐国夫又在许世友麾下当团长。徐国夫经历的事太多了，他有好多话要说。激动地对我说，对一支部队来说，打得赢不能当作一个标签。我问你，古今中外，哪支军队是为打败仗组建的？打败仗并不可怕，关键是汲取教训，善于转败为胜。几句话说得我直点头。想来也是，我们研究败仗不多。他接着对我说：“教训是最好的财富，研究败仗，总结教训，是为了更好地打胜仗。对战争年代的军事指挥员，特别是开国元勋们，他们怎么指挥打仗，你们有的知道，有的就不知道了。即使知道的，很多是从影视作品上了解的。我们则不然，我们对为中国革命呕心沥血的指挥员们，对经历过硝烟战火的战友们的音容笑貌、言行举止，始终是清清楚楚、真真亮亮的。有生之年，我要把知道的，都一一告诉你们，让年轻一代记住他们……”我深信他身上有故事，相约再访，可老将军2004年8月26日突然就走了。

2004年6月28日，我在沈阳见到著名战斗英雄郅顺义。郅顺义1946年4月和家乡姑娘陈元凤结婚。1947年10月参军。1952年春，他回乡探亲时已是全国战斗英雄，而此时，他的妻子患类风湿关节炎，全身瘫痪。郅顺义不离不弃几十年，为妻子穿衣梳头。我采访老英雄时，他的妻子就在里屋。我说，您的事迹十分感人，真的不容易啊！郅顺义说：“哎！她的命苦啊！”就这一声充满感情的叹息，让我牢牢记住了他。老英雄没有任何“闪光”的表白，但这朴实的语言才折射出人性的光辉。我对他说，另找时间专门听您讲和妻子之间的故事，最终又落空了。

有的开国将军，等我慕名拜访时，已经重病缠身，无法交流。有的则刚刚联系上，就驾鹤西去……

是啊！人生苦短，岁月无情。多少真实的历史，随着老将军们的逝去，永远地尘封下去。2006年8月，老将军刘月生感慨地对我说：“我很愿意跟你们讲过去的事情，不然的话，没准什么时候就到了八宝山，一把火烧成了灰，我们的事情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了。”如今，老将军早已作古，然而言犹在耳。

每每想到这些，我顿有一种紧迫感：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对历史负责，刻不容缓地把挖掘史料当成一项抢救性工作来做，从中寻找那一代人信仰的源头和坐标，这也是对光荣传统的传承和弘扬。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原政工部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姜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