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行漫记》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讲好“延安故事”的典范，其中蕴含着党对外传播的宝贵经验：通过以适应国内外政治形势为基准，找准传播“延安故事”的最佳窗口期；甄选政治立场中立客观与新闻素养专业全面的别国记者作为“延安故事”的最佳讲述人；以兼顾事实性与思想性的讲述方式，把“延安故事”讲得娓娓动听，深入人心。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延安故事”；《西行漫记》

当我们把历史的时钟回拨到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把历史的坐标定位到黄土高原上的延安，就会清晰地发现，我们党富有生命力与传播力的新闻采写传统中凝结着党独特的新闻采写传播战略。《西行漫记》就是这种传统和战略所孕育的传世经典。从其采写传播的经过中可以一窥，我们党是如何讲好“延安故事”的。

一、顺势与造势：找准传播“延安故事”的最佳窗口期

“在世界各国中，恐怕没有比红色中国的情况是更大的谜，更混乱的传说了。”斯诺在《西行漫记》的开篇这样描述外界对延安的最初印象。从国际形势来看，20世纪30年代，由于西方各大国在对抗法西斯态度上摇摆不定，投降主义、孤立主义不断抬头，绥靖政策大有市场，世界反法西斯势力处于守势。我党如何向世界表明自己投身抗击法西斯事业的坚定决心，并利用当时反法西斯的大形势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是当时党中央的关注重点。从国内形势来看，我党刚刚克服了“左”倾教条主义在思想、政治、组织上的错误影响，亟待整顿恢复，而国民党右派新一轮的反共高潮已悄然开始，敌对势力通过对我进行信息封锁、造谣诋毁，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产生诸多偏见。

面对国内外诸多不利因素，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主动进行对外传播的极端重要性。一方面，《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等，种种渠道传播出去的理论著作，已使外界对我党有了一些积极猜测和期待，国内外关心抗战大局的各界人士愿意听听来自延安的“故事”，看看能否从我党那里找到“中国的希望”。这就势必要求我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更为通俗的方式向外界传播自己的作为和主张。另一方面，抗日救亡、发展自己，是我党在抗战时期的两大任务，要顺利完成这两大任务，必须建立起广泛牢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为了尽快通过舆论宣传向外界阐明我党在抗战救国、民主政治等方面的主张，并不断争取中间势力、争取国际援助，我党一直在寻求一个宣传契机。

《西行漫记》正是我党在顺势与造势的巧妙平衡中，在各种推力与拉力的综合作用下，讲述“延安故事”的代表作。为了讲好“延安故事”，党中央精心筹划，首先是宣传定位清晰，即向外界展示一个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具体来讲，要向外界展示我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展现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作风，展现党团结内外、坚决抗战的决心，展现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积极有效开展抗战斗争的业绩。其次，对故事采写积极引导、全程领导。斯诺一到中国，宋庆龄等左翼进步人士就与之积极接触，动员他到延安走走，看看不一样的“红色中国”。斯诺到达延安之后，周恩来为其精心安排行程表、访谈对象、参观内容等。离开陕北后，毛泽东一直通过书信与之保持联系，不断寄送“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请他“收阅，并为宣播”。

1937年到1938年间，世界已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危险的边缘。《西行漫记》在1937年首次发表，在时间上可谓恰到好处。斯诺在启程奔赴“红色中国”前准备了78个美国民众关心的问题，通过这趟延安之旅，他找到了对这78个问题的圆满回答。斯诺用他生动晓畅的笔触描绘了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进行卓越努力的“延安故事”，展示了共产党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决心和行动，引起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强烈共鸣，也向世界展示出一个开明进步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形象。

二、中立性与专业性：找准采写“延安故事”的最佳人选

20世纪30年代，希望到陕北苏区发掘新闻矿藏的外国记者有很多，究竟选择由谁来讲述“延安故事”，十分考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头脑与战略眼光。我党首先把英、法两国的记者排除在外，由于英、法两国的自私行为助推了法西斯势力的猖獗，国人对此意见很大；苏俄记者则因为政治立场的偏向而受到各国怀疑，对外宣传难以产生公信力。而美国作为当时的中立国，并且是蒋介石政府的背后支持者，由美国记者来发声，对内对外都再合适不过，正如斯诺自己后来坦言：“我不是共产党人。我不属于任何一个政治组织。我并不想用自己的经济或政治理论去解释当今的局势变化，不管这些理论是马克思的、列宁的、墨索里尼的或罗斯福的。”

一个人要想成功光靠历史来垂青还是不够的，品质和能力也十分关键。在众多美国记者中，我党最终挑选了斯诺，这主要是考虑了他的个人特质。首先，斯诺对重大新闻十分敏感。能够在繁杂的事件线索中嗅出具有报道价值的关键部分，具备一名优秀记者的基本素养，而新闻敏感的核心是政治敏感。蒋介石对红军发动五次大规模的围剿行动、逼迫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略转移，如此大规模的军事攻势都未曾将红军彻底消灭，反而使得红军在陕北站稳了脚跟。在国民党的宣传中，充斥着“红军是土匪，共产党就是共产共妻”的传言，斯诺十分渴望“有办法进入红区，试图打破持续了几年的新闻封锁”。其次，他有着十分强烈的冒险精神。记者是一种带有风险性的职业，在战争年代突破层层封锁寻求真相更是如此。他在《西行漫记》中写道：“这样做要经历怎样的艰难险阻？我可不知道。但是在国民党—共产党交战的这些年月里，已经有无数人牺牲了生命。那么，以一个外国人的生命去冒险，以求得对事实真相的了解，还有比这更值得的吗？”从延安返程时，为混过国民党军队设置的重重关卡，他把12本笔记本和24卷胶卷暗藏在装杂物的袋子。再次，他具备较强的交际能力。记者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记者必须具有较强的交际能力，能够“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斯诺在这方面就极为出色，上到红军的高层领导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下到红军的十四五岁的小战士，斯诺都能与他们侃侃而谈，并设法从他们口中“挖”到自己所需要的素材。此外，他的写作功底也十分深厚，特别是以长篇通讯的体裁进行大篇幅的报道，如果文笔干瘪无味，很难吸引读者深入阅读。《西行漫记》的语言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平易畅达、轻松幽默的风格，读来令人忍俊不禁、手不释卷。

中立客观的政治立场与专业全面的新闻素养共同造就了这位“延安故事”的最佳讲述人。

三、事实性与思想性：找准讲述“延安故事”的最佳方式

要想讲好“延安故事”，在找准故事传播的最佳窗口期与最佳讲述人的同时，必须找到讲述“延安故事”的最佳方式。斯诺采用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结构，一回集中于一人或一事，用“且听下回分解”的悬念方式引入下一个章回，渐次讲述四个月中所经历的见闻，环环相扣，为读者逐渐描绘出“延安故事”的整体轮廓。

访谈为切口，为“延安故事”树起鲜活形象。以党的领袖毛泽东为例，他打破了共产党领导人不谈个人私事和家庭生活的习惯，对自己的家庭和经历作了仅此一次的详细叙述。斯诺将毛泽东的生平历史描述为“一个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家的故事”，这在我党领导人中很具有代表性。《西行漫记》涉及的人物大大小小有几十个，除了红军的高级指挥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国民党东北军将领张学良、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外，还有普普通通的红军战士，还有一些山寨的土匪头子，作者非常注意刻画这些人物的肖像、表情、动作、言行，使他们的个性活生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事件重铺陈，为“延安故事”注入生动细节。《西行漫记》对事件的讲述加入了许多精彩的细节描写，如作者用细腻的笔墨再现了大西北草木凋零、房屋坍塌以及红区荒山野岭、阴森可怖的情景 ，红军战士“艰苦并快乐着”的生活、斗争的情形，甚至细小到一个红军指挥员为何失去两颗门牙，斯诺都会刨根问底，这就使得延安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依据，真实生动，可读性强。

评析来点睛，使“延安故事”实现意义升华。如果只有人物和事件的叙述，仅能满足一般读者对“红色延安”的猎奇心理，无法为国内外的有识之士解决中国问题提供有益思路。斯诺强于一般记者的，正是他对时局的深刻思考。斯诺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对新闻事件进行忠于事实、合乎逻辑的分析和判断，得出了令人信服的评价和入木三分的预见性结论，理性的思辨给读者带来更深的思考，使读者获得了丰富的战争形势、历史知识方面的信息。

讲好“延安故事”，应乎时势，关乎人心，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生动写照，以《西行漫记》为切入口，可以全面回顾当年我党是怎么说的、怎么做的，能够为讲好新时代强军故事提供丰富、深刻的启迪。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责任编辑：吕俊平 实习学员：曾彬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