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不仅为中华民族赢得了民族独立，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从外国记者这一“他者”视角出发，探讨外国记者对中国共产党抗战报道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试图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研究作进一步补充与完善。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抗战报道；外国记者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面抗战随之开始，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作用日益凸显，迅速成为在华外国记者关注的焦点，他们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采访和观察，客观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所作所为，通过大量鲜活及时的报道，传播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的形象，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和重要意义。

一、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日军迅猛的攻势和日益严峻的战争形势，加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着作用，国共之间的合作还算和谐。斯特朗在其著作《人类的五分之一》中就详细地描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乐观情形，认为中国正在不断走向团结和民主。这种乐观的情绪也出现在史沫特莱、勃脱兰、爱泼斯坦的相关报道中。

但随着1939年的到来，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限制以及国民党制造军事摩擦越来越频繁，统一战线日益衰落。这使斯诺感到失望，并最先提出了批评。1940年，斯诺在《新共和国》上发表题为《中国的靠不住的团结》的文章，他得出的结论是“统一战线既没有带来民主，也没造成和睦相处”。而这很快在1941年得到了证实。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震惊中外。斯诺“对于这次屠杀事件的详细情况比别的记者知道得早”，并在确认这个消息后，他“决定把它报道出去，不论这将如何‘伤害中国’。”斯诺在《纽约先驱论坛报》详尽如实地报道了在这九天战斗中共产党部队的伤亡。由于他的报道，“英国驻重庆的外交官们证实新四军事件是真实的”，华盛顿“财政部长摩根索先生竟然暗示，如果内战重开，重庆就休想指望从美国得到更多的财政援助。”

斯特朗、史沫特莱、汉斯·希伯也都积极撰文报道了国民党发动的“皖南事变”是中国抗战的“极大不幸”。这些报道，引起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关注，特意给蒋介石写信：“我希望双方能够消泯歧见，更密切的合作，以有利于对日本作战的共同目标。”

这样，“蒋委员长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发生了事件”，并在驻重庆外国记者就此事的相关报道被国民党扣押纷纷提出抗议后，国民党不得已暂时放宽新闻检查，使得“过去长期被掩盖的关于统一战线濒于瓦解的全部内情都被抖了出来”。由于这些外国记者的报道，让英美等国家开始关注此事并给予国民党舆论压力，使其收敛并做出“中国绝无发生内战或内部分裂之危险”的保证，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避免了国共双方产生更大的冲突。

二、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在抗战期间，国民党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外界获取新闻只能通过国民党控制的媒体。国民党在1938 年颁布的《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中明确规定，“鼓吹偏激思想，强调阶级对立”“言论偏激狭隘，足以引起友邦反感，妨碍国防外交者”等均属于“谬误言论”；“立言态度完全以派系私利为立场，足以妨碍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之前提者”“鼓吹在中国境内实现国民政府以外之任何伪组织”等均为“反动言论”。

与此同时，国民党还严格控制新闻宣传机构，出台一系列法规、条例和禁令来限制发表言论。这样一来，共产党就没有发声的机会，完全被国民党污蔑和诽谤的报道言论所“淹没”。在此背景下，外国记者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报道，在国民党的新闻封锁链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

抗战期间采访中国共产党的外国记者的专著，在第一时间被翻译成中文，并在国统区发行。这些报道和著作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方方面面：卓有成效的根据地经济建设以及所取得的经济成果支撑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抗战；富有建树的根据地民主政治发展、民主自治政府的建立；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取得一次又一次对日作战的胜利以及其作战战略和战术的成功运用，等等。让国统区的人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和进步，以及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延安一时成了中国尤其是中国青年的圣地，鲁迅先生曾说“到延安的路是中国青年的生路”。因此，外国记者的这些报道和著作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对国统区的人们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外国记者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报道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对内的新闻封锁，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些报道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新闻封锁以及造谣和污蔑。同时，也把中国共产党抗战的真相并由此而产生的希望带给了许多外国读者，在国际上树立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战的正面形象。

三、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策

迫切希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各种政策成为当时外国记者采访的主要内容。因此，在对中国共产党抗战的采访中，很多外国记者都抱着如下一些问题：抗日战争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对此次战争想做些什么？什么是他们自己的战时程序，与国民党的战时程序有何不同？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战略战术？

我党领导层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认识到“打哑巴仗”是要吃亏的，因此也积极配合外国记者的采访，尤其是主动提供各种政策解答及材料。基于这种默契，中国共产党借助外国记者这一媒介渠道发布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在抗战中施行的政策，外国记者也乐于充当“传话筒”，及时地向国内外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政策。

与毛泽东对话以阐述和解读中国共产党抗战政策是外国记者的首要选择。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是“共产党员中诚恳而最有权威的发言者”以及在共产党进行的任何任务中“毛泽东总将居于一种领导地位”。对这样一位权威的采访，成了奔赴延安的外国记者必做的功课。毛泽东也非常欢迎外国记者的采访，并且不失时机地在采访中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态度、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对日作战的持久战思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诸多政策策略告诉外国记者。

当然，外国记者也通过亲自考察和采访其他领导人和普通军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经济方面的“双减双收”政策、边区以及根据地抗战民主政府的“三三制”原则、抗战的文化宗教政策等作了详细的报道。

此外，与以上对话式、观察式的报道和解读不同的是，外国记者还以条文罗列甚至是全文转述的方式将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政策宣言和布告夹杂在他们的报道中，这样不仅在报道宣传上更加清楚无误，而且使受众能够更加直观地阅读了解，宣传效果更佳。

比如斯特朗将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文转述并做了适当地分析解释；史沫特莱把在山西前线看到的贴在庙宇墙上的布告以及对日政策的宣言等，详细地记录在报道中，为国内外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提供了依据和支撑。

四、 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力量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抗战与外援的关系》中写道：“强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认为“我们需要外援的配合，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事业需要赢得国统区进步人士的支持、国际舆论的声援以及物质援助。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是受到媒体的影响，但是外国记者的报道宣传在赢得外界的支持和援助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充当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正如1941年10月7日《解放日报》所言：“其力量之大，实不亚于十万雄狮。”

物质援助作为国际社会对支持中国共产党抗战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不仅包括物资援助，也包括许多国际友人投身边区根据地和抗战前线进行抗日活动。据统计，自1937年至1941年，由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共计给陕甘宁边区“捐款800，008，999万余元（法币，下同）其中，1938年为100，009，370万多元，1940年为500，005，000余万元”。

不仅如此，“工合”领导人路易·艾黎冲破重重阻力，在中共中央的批准下于1939年4月建立延安“工合”事务所，为延安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除此之外，国际社会还在其他领域诸如实业投资、医疗卫生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援助。许多富有正义、具有献身精神的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投身中国的抗战事业，比较著名的有援助中国共产党抗战的加美援华医疗队的白求恩、美国医生帕森斯、护士琼·尤恩等。

相比物质援助，国际社会的舆论声援和精神支持在软实力方面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力量。外国记者的报道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的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民主政治、经济建设，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了积极抗战的正面形象，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使中国共产党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为中国抗战汲取和积淀了力量，也为中国的民主革命打下了良好的国际舆论基础。

（作者分别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军事文化传播系博士研究生、94295部队宣传干事）

责任编辑：吕俊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