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5期）

三、同中问异，问出独特性

严格地说，独特性已包括在典型性之中，事例是典型的就应该是独特的，而不是一般化的平不拉塌的。之所以还要把独特性单挑出来说一说，是因为常见有看似很严整的稿子，似乎挑不出什么毛病，甚至连标点符号也毫厘不爽，可就是没有一件能让人兴奋的事，没有一句能让人记住的话，像一塘清水，缺少鱼虾，波澜不兴、了无生机。

文章要生动离不开独特，不独特就不新鲜，就没有风格。独特者，个性鲜明之谓也。独特的风格，生动的文字，当然是从作者的笔端流淌出来的，但它不可能凭空出现，作者首先得掌握独特的个性化的材料，然后才有生动优美的文字。独特的个性化的材料是其物质基础，离开了这个物质基础，纵有生花妙笔也只能徒叹奈何。无论人物、事例、语言，个性鲜明就生动，没有个性就不生动。个性化的程度与生动度成正比，如果毫无个性，二者之比为0:0。 当然对个性也有个把握适度的问题，不可张扬无度，因为生动性是为导向服务的，表现个性应以不妨害导向为前提。个性是相对共性而言，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离不开共性。工作报道所针对的问题越有共性越好，而所用材料越有个性越好；确定针对性要将个性上升为共性，选择材料要从共性中发现个性。采访能否抓到个性化的材料，是稿件能否生动的关键，而要抓住个性，就必须善于同中问异。有同则有共性，无异则无个性，同中问异即从共性中发现个性。对工作报道来说，特别要注意从下列三个方面发掘个性化的材料。

（一）捕捉个性化的动作。照本宣科的规定动作、萧规曹随的习惯动作很难有个性，从实际出发的自选动作、标新立异的创新动作才显个性。工作报道所碰到的工作，往往不是上头统一部署的，就是经常性的，前者容易照本宣科，后者容易萧规曹随。大家都做一样的工作，并且是一样的做法，一样的工作流程，共性易见，个性难觅。但就像体操比赛一样，一个真正想取得好成绩的选手是不会只做规定动作，而不做自选动作的。自选动作除了有难度和长度（时间）要求外，其他全任选手自由发挥，所以能淋漓尽致地体现选手的个性。包括个性化的思路、个性化的编排、个性化的动作。工作报道与此相仿。报道对象所做的规定动作固然不可弃之不顾，但更要关注其从自身实际出发所做的自选动作和标新立异的创新动作。离开了后者，就没了个性从而没了生动性。记者采访注意力的分配应是这样：一分用于共性，九分用于个性，从听到新闻线索时心思就要往个性上用。我们有时会同时得到很多新闻线索，对这些线索，编辑记者不可听风就是雨，而要看它是否有个性， 有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与以往不同的特色。这样才不至于乘兴而去，败兴而归。1989年11月初，作者路过上海，武警上海总队的宣传处长来报告一条新闻线索，说他们正在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效果很好，希望我去看一看，写一写。试想，四项基本原则是个多大的主题呀!如果教育搞得没有个性特色，这篇文章是很难做的。当问清了他们是用上海丰富的乡土教材进行教育的情况后，我喜不自胜，当天就进入采访，很快采写出《把大道理讲实讲活》（载《解放军报》1989年11月17日第1版）这篇述评。假设没有乡土教材这一特色，我肯定会放弃这一线索。

（二）捕捉个性化的背景。所谓南橘北枳，“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 水土异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同一背景下的同一事物往往共性多，个性少，但同一事物在不同的背景下会产生不同的个性特征，个性多而共性少。个性化的背景往往会从客观上强制性地产生个性化的人物、逼出个性化的工作，因此通过捕捉个性化的背景就能找到个性化的人物、个性化的工作。“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是说看庐山因视角的不同会看到不同的庐山；“水色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说看西湖因背景的不同而看到不同的西湖。黄山之美，既美在山，更美在云，在云这一变幻无穷的背景下，山亦变幻无穷，异彩纷呈，美不胜收。看山水如此，看人物看工作也如此。对此，特别是从地域背景上捕捉个性特征，很多记者都有相当老到的经验，比如《解放军报》有些驻边疆的记者“吃‘土特产’”就“吃得挺香”。但是，仅仅关注地域背景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每篇稿件都冲着特殊的地域背景而去，所以还必须善于从其他背景上捕捉个性，诸如历史背景，现实背景，个人的家庭背景、文化背景、人际背景等等。1985年春天，我在西南前线采访，从2月28日到3月26日的27天中在《解放军报》上了4个头版头条，平均每周一个，分别是《我愿在正义的战火中雕塑成器》（2月28日）、《民富兵强》（3月10日）、《小将出马》（3月17日）和《理想，在战火中闪光》（3月26日）。上述稿件既是战地报道，又是配合中心的报道，因为当时后方正在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可以说写的是前线的事，针对的是后方的问题。 当时有人问我其中奥妙，我真诚地告诉他除了注意针对性之外，还要善于捕捉个性化的背景以增强稿件的独特性，这是最重要的两点。上述4篇稿子第一篇写的是一个军长的儿子，第二篇写的是一群先富阶层的子弟，第三篇写的是一群“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学生官，第四篇写的是生死考验面前的理想信念，可以说篇篇都有个性化的背景，且这些背景情况无一不是后方议论较多、莫衷一是的话题。

（三）发掘个性化的语言。重复文件上的话、讲嘴边上的话，不可能出个性，真正属于采访对象自己的话，真正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体会才有个性。这个问题拙作《陌生化艺术手法在新闻写作中的运用》已有论述，这里不赘。

“循循善诱，问出新闻来”这个题目其实包含两层意思，一是问的方向，即问什么；二是问的方法，即怎么问。上面回答了方向问题，未涉及方法问题。之所以如此，因为方向比方法更为重要，不知道问什么就谈不上怎么问，知道了问什么就会想方设法把想要的东西问到手。另外，我在《采访效率与采访心理场的营造》一文中已基本回答了问的方法问题。这里不再展开谈方法，只补充一点，就是要注意非正式采访场合的提问。采访场合可分为正式场合和非正式场合，采访当然主要得靠正式场合，但在非正式场合常常可以得到在正式场合得不到的东西。我所接触的老一代新闻工作者如《人民日报》的田流、纪希晨、李千峰等，都有走到哪听到哪问到哪的习惯。有次晚饭后我陪李千峰夫妇在长安街散步，与其夫人聊着聊着，突然发现李不在了，等了半天，才知他到东单菜市场与营业员聊蔬菜供应情况去了，其夫人笑着说：“记者的职业习惯他改不了。”我感谢他在无意中给我上了一课，这就叫当记者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只要留意，新闻就可能撞在你的枪口上。

第一，在非正式场合熟人和陌生人都可能无意中透露新闻。比如1986年4月15日晚，我和朋友在北京便宜坊烤鸭店吃饭，原总后勤部作家王宗仁谈到西南前线某烈士牺牲后家庭困难，邻桌一位老人听到后马上向王问清了烈士家的详细地址，指示其手下的一个小伙子立即到邮局给烈士家汇去200元。 记者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与之闲聊，很快就问清了写一篇新闻所需的材料，等小伙子汇款回来，见了其汇款存根后， 打好新闻腹稿《致富不忘戍边人 高树槐为素不相识的烈属汇款解难》，用电话口报给编辑部，当晚就被安排见报（《解放军报》1986年4月16日第1版）。再如1985年2月12日至13日，我从南京经上海至西南前线，两天一边赶路一边发了3篇稿子，都是在非正式采访场合抓到的。12日上午正准备出发，有人来聊天，讲到他们团连队伙食有改观，补钱了？否；请厨师了？ 否；抓炊事员培训了？否。来人讲，关键是推广了三炮连的一条经验，谁掌勺子谁买菜。我听着新鲜，便请他详细介绍，又打电话到团后勤处军需股核实，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马上写出了消息《某团推广三炮连伙食管理新办法—谁掌勺子谁买菜》作为探索性新闻发往报社；12日下午赶到上海（当时南京尚无到昆明的航班和列车），正是晚饭时，警备区的同志说上海耳鼻喉医院的专家教授上门来为离休老干部查体看病。此时离春节不到10天，这不是一条送上门的拥军新闻吗？ 于是我边吃饭边与军地两方面的人聊，饭吃完了，腹稿也打好了，很快将《上海耳鼻喉科医院派出春节拥军服务队 知名专家上门为离休干部看病》这篇消息发出（上述2篇均载《解放军报》次日第1版）；2月13日乘飞机抵达昆明，吃罢晚饭准备次日一早往前线赶，在招待所碰到一个从前线到昆明办事的熟人，刚见面便说，你来的正是时候，今天前线开打了。我一听，这可不是多上一篇少上一篇稿子的事，而是事关在国际上抢占舆论主动权的大问题，于是立即打电话到前指了解情况，写出《我老山前线边防部队英勇作战 打退X军二十六次进攻》发往报社，当即被安排头版二条（载《解放军报》1985年2月14日第1版），据原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已故教授郑旷生前研究，此稿发在对方媒体之前，形成了“先入为主”之效。当时的发稿条件较差，快讯靠电话传接，直到今天我仍然十分感谢记录稿件的工作人员。

第二，在非正式场合人们对记者没有警惕，口无遮拦，可能给记者白送一个针对性很强的问题，出一个写作的题目。在许多情况下，记者不暴露身份才能听到真话，特别是一些负面的情况。1979年9月我在某师采访有关真理标准补课的情况，苦于找不着题目。一个周末下午，我进师部大澡堂去洗澡，听到两个泡在水池中的人在瞎聊。“最近干啥呢？”“真理标准补课呗。”“补啥？ 还不是‘空对空’。”“解放思想？ 有的人嘴上讲得好，行动算个什么。”“难啊! 谁愿自己否定自己？ 谁不想一贯正确？”我不禁插问道：“你们讲的不是连队的事吧？”对方答：“你没听说一句顺口溜吗？ 上头解放下头解放，中间有个顶门杠。”这个澡洗得我豁然开朗，一下明白了该写什么，该针对什么问题。这个师某红军团党委解放思想做了一些实事，我便去列席他们的党委会，写出了《联系工作和思想实际谈解放思想 某红军团党委一次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补课的发言纪要》，想不到上了《解放军报》头版头条（载1979年10月12日，稿件附后）。这是我当记者半年来真正独立完成的第一个头版头条（虽然当记者的第一篇稿就上了头条，但那是编辑带我写的。文章附后），所以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从此形成了在听人闲聊中“抓问题”的习惯，有不少稿子所针对的问题就是这样抓住的。比如《从首长抓起 从自身做起 南京部队整顿机关大院取得显著成效》（载《解放军报》1981年10月5日第1版）所针对的问题，就是从一些干部的牢骚中抓到的。当时全军都在搞整顿，其中一项是整顿机关秩序和环境，个人在大院里养鸡种菜、私搭滥建的现象自然在整顿之列，但我听到不少人发牢骚，说整顿是“铲掉了下级的菜苗子，保住了上级的鸡笼子，热热闹闹一阵子，过几天还是老样子”。这说明不从首长抓起，整顿就搞不彻底。正好原南京军区机关的整顿先从首长做起，从上往下一级给一级做工作，整得大家口服心服，于是迅速写出稿子，当晚就被安排在头版头条。穆青老前辈要求记者脑子里要有一个问题仓库，这个仓库里的问题光靠在正式采访场合搜集是不够的，据我的经验，尖锐一点的问题主要是靠在非正式采访场合搜集。平时不注意积累，问题仓库里空空荡荡，临时找问题不说找不着，至少是不能像平时有积累那样胸有成竹，随手拈来。

第三，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只有通过非正式场合才能让人掏心窝子。在采访中，即使是纯粹了解正面的事例，也屡屡会碰到现象与本质不一致的情况。问题在于有时候我们能在当场发现，有时候却不能，这就有可能误将现象当本质，写出不准确的甚至虚假的报道。1985年我在前线采访一位事迹突出的工兵功臣，指导员和他的战友都说他一贯表现突出，但我纳闷，既然如此，为什么他当了6年兵，又是数一数二的技术骨干，战斗结束时才入党立功呢？ 于是我决定单独与他聊一聊。他与我是老乡，又见我不拿本子不录音，便打开了话匣子。原来他压根儿不像指导员所说的那样，而是一直受压制，要不是技术冒尖，早就退伍了。在连队，连长对他好，指导员对他有偏见，平时的事不说，仅上战场以后他就有3次该立功的时候连队没给报功，特别是其中一次在离敌阵不过百米的地方打掩体，他打着赤膊让人把风钻架在背上作业，背上血肉模糊也咬牙坚持，步兵战友为其请功，但他仍然榜上无名。 他一气之下准备了一颗手榴弹，如果下一仗打下来，连队再这样对待他，就和指导员同归于尽。好在这次归来时他已累倒，一盆面条没吃几口就昏睡过去，直睡了一天一夜。等他醒来时，连队已给他报了二等功，指导员给他送来了入党志愿书，他后悔自己的鲁莽险些酿出大祸，赶紧把私藏的手榴弹交了公。这些真实的情况如果不是在非正式场合，他也许会“打死我也不说”。我与他订下君子协定，不用其真名，把这一真实的故事写入报告文学《中国师》之中。我认为这个真实的故事对人的教育启迪比那位指导员讲的要大得多，也生动有趣得多。

附：

联系工作和思想实际谈解放思想

—某红军团党委一次有关真理标准问题补课的发言纪要

时间：一九七九年九月八日。

地点：杭州某红军团党委会议室。

记者参加了这次学习，并作了记录。

党委书记、政委马昌斌：

新长征不能用“老地图”

党委常委、政治处主任贾恩堂：

举个例子。五连有个城市兵叫连志明，平时各方面表现都不错，特别是他为了部队搞好战备训练，废寝忘食搞革新，搞出了“电动坦克靶”“电动空降靶”，被上级领导机关推广，人称“革新迷”。可是，他多次要求入党的愿望却没有实现，为啥？因为我们在党团组织发展上有一个“老框框”：除了党章规定的之外，连队还要看投弹的米数，打水扫地的次数等，特别是城市兵要多考验一下。用这种框框看人，常常把优点也看成了缺点。连志明搞革新经常熬夜，有时早上起不来，就说人家“投弹三十郎当米，还睡懒觉”。他一心迷上革新，吃饭走路都在琢磨技术难点，打水扫地干少了，就说人家“城市兵味道浓，怕苦怕累”。后来，我和政委先后到五连作调查，战士反映说：连志明搞革新真有个刻苦劲，为“三打”训练解决了大难题，了不起啊！战士的话给我们的老框框夯了几榔头，我们和党支部交换意见后，决定发展连志明入党，支部大会一致通过。这件事使我们感到，党团组织的发展要适应工作重点转移，也要解放思想。

党委常委、副政委柴炳炎：

解放思想不能有“小九九”

党委常委、副团长李乾元：

这个“小九九”，挡着解放思想的道。今年，我负责全团的军事训练，看到在战术训练上死背条文，不从实际出发的现象严重，但是我几次想发言口难张，怕说我“扰乱军事思想”。边境作战的经验教训给我很大震动，与其将来用血的代价来吸取教训，不如现在就大胆革新。我鼓足勇气提出，大家在思想上要来一个大解放！讲了三个转变：把从原则出发，转变为从实战出发；把死背条文，转变为实际演练；把只学一家之说，转变为学百家之说。接着，我又同作训部门的同志一起，在三连按这个想法搞示范，进行实兵实弹演习，取得了较好效果。

党委委员、副团长贺振文：

拨乱反正不能羞羞答答

党委委员、一营教导员常景月：

马昌斌：

不否定错误的东西，就不能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们这些人都多少说过错话，办过错事，党和人民不记咱的账，但我们对自己要有个数，这也是个改造世界观的问题。我们要放下“一贯正确”的包袱，轻装上阵，聚精会神搞国防现代化。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原副总编辑、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姜兴华 实习学员：曾彬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