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采访要问的东西很多，能否问出新闻，需要新闻工作者具备专业的 “嘴巴功夫”。根据读者的建议，我们特邀曾荣获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的解放军报社原副总编辑、高级记者江永红，分别从“‘雾’中问‘北’，问出针对性”“‘虚’中问实，问出典型性”“同中问异，问出独特性”三个方面，来传授“问”的秘诀。

当记者要有笔头功夫，但光有笔头功夫的人也许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编辑，却不一定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因为当记者首先要会采访，采访要靠腿，会跑；靠眼，会看；靠耳，会听；更要靠嘴，会问。记者的“嘴巴功夫”与笔头功夫同等重要，三梆头夯不出一个屁来的闷葫芦当不了记者。不过，记者的“嘴巴功夫”一定要表现在会“问”上，千万不要表现在会“侃”上。有的记者口若悬河，似张仪苏秦再世，采访中滔滔不绝，纵横捭阖，讲的话比采访对象还多得多，不像记者在采访，倒像“侃爷”“侃大山”，这样的“嘴巴功夫”不仅无补于采访，反而会败坏自己的形象，当戒之。记者要练“问”功，不要练“侃”功；要不耻下问，不可好为人师。

常有这样的情况，多名记者去采访同一个人或同一件事，有人凯歌而还，写出的稿子新风扑面；有人却折羽而归，所写稿件了无新闻。原因何在？当然是综合素质差异使然，但会问与否当属其中原因之一。人家谈啥你写啥，给啥材料你写啥，不去问，不会问，很多新闻就捕捉不到，在素材占有上就先输了一筹，即使能笔下生花，仅靠写作也很难弥补。新闻固然是看出来听出来的，但更是问出来的，特别是非事件性新闻，大多是问出来的。这里所说的问，不仅仅是指口问，还包括眼“问”，即要用观察探索甚至怀疑的眼光去看问题。

为什么要强调“问”在采访中的作用呢？原因有三。

第一，提供新闻者与采访新闻者的出发点是有区别的。提供新闻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群体，千行百业，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其提供新闻接受采访的心态也各不相同，都难免会以本单位或本系统或本人的利益为出发点，趋利避害是其基本原则。提供新闻者与采访者目的上的差异，决定了记者不可只用耳朵而不用嘴巴。问不问，会不会问，不仅是一个能否抓到新闻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是否会传播假新闻的问题。曾经有关广西南丹矿难和山西繁峙矿难的报道，众多采访记者中，成者寥寥，败者芸芸，敢问者揭露真相，成，获中国新闻奖；不问者报假象，败，轻则名誉受损重则处分加身，可谓殷鉴不远。当然，个中还有职业道德问题，有的记者是被铜臭熏哑了嘴巴。

第二，采访对象看问题的角度与记者的角度不一样。排除有意隐瞒真相和制造假新闻的情况，被采访者与采访者看问题的角度也是大不相同的。采访对象往往习惯于从自己的职业角度来看问题，记者却要从新闻的角度（记者的职业角度）看问题，二者角度的差异决定了记者不可只记不问，否则就无法写出新闻稿。上述差异在非事件性新闻的采访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比如，军事干部会对他的训练方法津津乐道，政治干部会对他的教育步骤不厌其烦，科技干部会对他的研究领域绘声绘色……总之是离不开其职业角度，并且大多还相当自信，认为他讲的就是最好的新闻，希望记者照写照登。如果只记不问落其毂中，写出的稿子往往不伦不类；只有从新闻的角度审视其所谈，提问引导，才能问出新闻、写出新闻。

第三，原始的要素不全的口传新闻须靠提问补充完整。假定记者一下子就抓住了新闻，假定采访对象一开口就给你讲新闻，但你采集到的仍然是一种口传新闻，而口传新闻一般是原始的要素不全的，有些地方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口述者不会考虑什么“五个W”全不全、细节是否真实之类的问题，这些还需要记者去问清楚搞准确。有些来稿或新闻要素不全或事实经不起推敲，就是作者在采访时未问清所致。

提问的准备是非做不可的，因为这关系到采访的成败和效率。《焦点访谈》是中央电视台的金牌栏目，其选题、策划固然是成功的首要因素，但题材选定之后，记者之问便成为节目的成败之枢。问什么，怎么问，什么时候问，问到什么程度，这里面都大有学问。对事件性新闻而言，不会问就写不出好新闻，甚至写不出真新闻；对非事件性新闻而言，不会问就发现不了新闻，至少是写不出真正意义上的工作新闻。采访需要问的东西很多，这里只讲工作报道的采访中最要害的三问。

一、“雾”中问“北”，问出针对性

写什么？往往是记者、通讯员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有些人不是不想写，也不能说不会写，就是不知道该写啥，就像一个迷途者，在雾中找不到北。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会不会抓问题的问题。工作报道更是以针对性为生命线。针对什么？ 当然是针对问题。顾名思义，工作报道就是报道工作，而某项工作各单位往往都是按照上级甚至是中央的统一部署而开展的，也就是说这一工作你在做，我在做，大家都在做，工作报道难就难在这里，大家都在做的事还能算新闻吗？如果找不到能给人以指导和启发的东西，那就的确无新闻，反之才有新闻。工作报道的新闻性主要表现在它所针对的问题上。抓准了问题就有新闻，否则就没新闻。所以要说抓准问题，这是因为某篇报道虽然针对一个问题，但不一定能构成我们所说的针对性，构成针对性的问题有其特殊要求。练就抓准问题的本事是一个记者写工作报道所要练的第一个基本功。能否抓住问题、抓准问题，是对一个记者综合素质的检验，包括学识、阅历、经验、作风等，但不论其综合素质有多高，都离不开问。通过问，问出针对性。

（一）大家都已解决的问题不构成针对性，还没解决的问题构成针对性。工作报道要针对的问题应是大多数单位尚未解决的问题，这样才能引起大家关注，才谈得上有指导性。如果所针对的问题大家都已解决，提出这个问题的意义就不大了。怎么知道某个问题解未解决呢？那就要到主管这项工作的领导机关去问，或者开座谈会问。问清楚之后，带着那些尚未解决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去采访。

（二）已经被大家注意到的问题不一定都有针对性，还没有被注意的问题肯定有针对性。对已经被注意到的问题要做具体分析，只有那些虽然已被注意但仍然没有解决的问题才构成针对性。有些问题虽然很老，但老是得不到解决，即所谓的“老大难”问题，碰“老大难”就很有针对性。有些问题是经常性工作中的问题，今天解决了，明天又会冒出来，必须反复抓，要反复抓的问题就是叫可以常抓常新的问题，因而它的针对性是常青的，关键是要抓住老问题的新表现、新原因。已经被大家注意的问题记者固然不要轻易放过，但更要发现那些还没有被大家注意的问题。此类问题一旦被记者发现并能成功报道，因是独家发现，故能产生让人震聋发聩的效果。 但要发现大家尚未注意的问题，仅凭看文件、讲话和采访领导机关是不行的，唯有深入底层反复了解情况，边分析边提问才有可能。《解放军报》曾经登过一篇报道，讲一个团如何解决机关干部“文凭提高了，能力变低了”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当时尚未被大家注意的问题。

（三）过于抽象的问题难以构成针对性，相对具体的问题构成针对性。有些稿子针对的问题过于抽象，“老连长打炮，大方向不错”，但过于抽象势必大而化之，笼而统之，不针对具体问题就无法具体分析，就很难构成新闻所需要的针对性。 只有抓住相对具体的问题，才好做具体分析，才能给人以启示。好比批评一个人，你说他艰苦奋斗精神不够强，表率作用发挥不够好，他也许会毫不在乎地笑纳之。但如果你把上述抽象的评价具体化，说他下基层嫌部队招待所条件差，硬要住宾馆，晚上不学习拉人打扑克，也许不等你说完他就坐不住了。搞工作报道也是这样，针对的问题相对具体才会产生影响。1994年春天我到东南沿海采访，很多人都谈到不能正确处理提高训练质量与安全的关系的问题，这算不算一个问题呢？既算又不算。说它算，是因为的确存在不能正确处理上述关系的问题；说它不算，是因为这样高度抽象地提出问题未免失之泛泛。怎么办呢？ 通过调查分析使之相对具体。 最后我针对“事故定乾坤”的问题，写了一篇《不将事故当包袱，敢字当头练精兵》的消息(载《解放军报》1994年4月1日第1版)。我所写的这支部队1993年刚因一个训练事故丢了训练先进师的荣誉，所以引起较大影响，原南京军区一位首长还给笔者打电话对稿件提出表扬。

（四）属于个别人、个别单位的问题不构成针对性，存在较为普遍的问题构成针对性。每个人、每个单位各有其问题，这些问题是否构成针对性要看其是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就需要了解面上的情况。我们常说的弄清这个问题到底是不是一个问题，就是指弄清其有没有普遍性。如果没有普遍性，仅仅是个别单位存在的问题，就没有必要在报纸上讲了。新闻针对的问题越普遍越好，选择的事例越典型、越有个性越好。

二、“虚”中问实，问出典型性

明白了所要针对的问题之后，必须找到能说明问题的典型事例，工作报道才可成篇。事例的典型性，与我们平时所说的人物典型、单位典型有所区别，是指能恰到好处地、恰如其分地说明问题的事例。工作报道的采访往往是探讨式采访，探讨的好处是可以相互碰撞、理清思路，但弄得不好就会出现思路清了、事例空了的情况。有些稿子针对的问题不谓不准，逻辑不谓不严密，可就是没有一件像样的事，有点用新闻通讯的体裁写理论文章的味道，显得空洞而不实在。这是因为记者在弄清了要针对的问题之后没有进一步地“再感觉”，即没有通过再采访将“虚”化实，“虚”中问实，找到能说明问题的典型事例。常有这样的情况，在采访中找准了一个问题，听到了一个好思想，记者便喜不自胜，忘了让采访对象“举例说明”，或者满足于已经到手的几个事例，估摸大致差不多，便懒得再下功夫了。要完成一篇工作报道，不仅要搞准针对的问题，而且要有说明问题的典型事例，而典型事例是问出来的。

（一）拐弯抹角才能贴题的事例不是典型事例，能直接说明问题的事例才是典型事例。文章中的观点和事例的关系好比是螺帽与螺母的关系。螺帽与螺母孰大孰小都不行，必须丝丝入扣螺丝才能拧紧。在编辑部收到的来稿中，常见观点事例不入扣的现象，所举事例要拐几道弯才能贴到所讲的观点上，这是因为在采访中没有问到能直接说明问题的事例，不得已而以“瓜菜代”。有时候所举的事例有可能是能直接贴上观点的，但由于记者在采访时未能多问几个为什么，使本可成为典型事例的事例变成了一般事例。比如，2003年3月我带记者在原广州军区某师采访，装甲团政委讲他们“常委班”过去处处给部队作示范，曾受到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投身新军事变革的新形势下，主动向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学生官”请教，仍然能处处为部队作示范。大家深刻体会到，要保持先进性，就得不断学习新知识，否则就会被时代所淘汰。乍一听，似乎观点例子都有了，但仔细一想不对劲，不学习就会被时代所淘汰还没有直接的例证。于是我们抓住这件事继续发问，果然问出了这中间的一个故事：新装备刚列装时，常委们踌躇满志，凭老经验为部队表演，结果将两栖坦克开到水库里直打转，半天没转上来，当众出了大洋相。如果没有这个故事，要说明不学习就会被时代淘汰就有点拐弯抹角，隔靴挠痒，缺少说服力。

（二）似是而非的“万能例子”不是典型事例，在因果关系上具有唯一性的事例才有典型性。所谓“万能例子”是指一个结果可以与许多原因挂钩的例子，比如一个人做了一件好事，可能是受家庭教育的结果，可能是单位风气熏陶的结果，可能是突发善心的结果，可能是想表现一下的结果……如此多的可能，似乎可以随意拿来为自己的观点服务，如果你硬要说他是什么什么的结果，就有可能会强加于人，即使撇开强加于人的可能，这样的“万能例子”也很难有说服力。所谓因果关系上的唯一性，是指唯有此因才有此果、非此因就无此果的事例。所以在采访中，我们绝不可满足于搜罗了一堆事例，而要下功夫搜寻在因果关系上具有唯一性的典型事例。以《叫了一声“停”立了三等功》(载《解放军报》2003年5月8日第1版)为例，一名士官仅因发现副营长驾驶的新型装甲车带故障运行，叫了一声“停”便立了三等功，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团党委解放思想、确立与时俱进的先进性标准是这一新闻事实的发生的重要原因。再如《联系思想实际谈解放思想》(载1979年10月12日《解放军报》第1版)一稿中讲到批准一个海外关系十分复杂的战士入党的事例，这在当时是破天荒的事，其发生的重要原因是团党委联系实际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了真理标准补课。上述二例中，如果将所用事例换成“万能例子”，那就不仅失去了典型性，而且失去了说服力。

（三）简单对号穿靴戴帽的事例不是典型事例，能给人以启示、能让人见事明理的事例才是典型事例。简单对号就是用一个小事例对一个大概念，穿靴戴帽就是小脚穿大靴，小头戴大帽。由于事理不成比例，过于悬殊，所以显得空洞飘忽，然然，否否，不然。比如把某战士做了一件好事、某单位给下面办了一件实事，说成是开展某项专题教育的成果，就有穿靴戴帽之嫌。且不说做好事办实事的动因差异，即使就是学习之结果，纲也上得太猛了，等于一下从地下到天上。当然，小事也并非不能与开展某项专题教育挂上钩，要害在于针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把“帽”或“靴”变小。 比如针对坐而论道的问题，讲当好革命军人要从身边的事做起这一道理，“帽子”就变小了，事理就相融了，就能给人以启示了。针对的问题过大，问出的事例肯定都是穿靴戴帽的，换句话说，要避免穿靴戴帽，就要针对具体问题提问，针对具体问题去寻找典型事例。比如，部队工作要以训练为中心，但有段时间训练说起来是中心可就是坐不上中心位置，显然报纸应该针对这个问题做文章。不少稿件都是讲某某单位如何以训练为中心，取得了什么什么成效，由于所用事例大多是穿靴戴帽式的，难以给人以启发。要突破这一点，必须要用典型事例说话。1988年11月，我带着这个问题到原南京军区某师采访，开始也是听了一堆穿靴戴帽的事例，于是将笼统的问题变小了再提问。第一个问题是：训练坐不上中心位置是否因为不坐中心得实惠，坐中心反而要吃亏？ 这一问打开了大家的话匣子，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最后师长从部队建设近三年由波谷到波峰的上升曲线和本师历史上最辉煌的三个时期的共同经验得出结论：“训练归位全盘活，不抓中心满盘输。”这个结论是新鲜独到的，而唯有典型事例才能让人得出新鲜独到结论。有了典型事例，稿子就好写了，《训练归位全盘活》一稿很快上了一版头条(见1988年11月28日《解放军报》第1版)。

（四）有头无尾、有尾无头的事例不是典型事例，首尾一致的事例才有可能成为典型事例。事例要完整才可供解剖分析，从而揭示其典型意义。 这一点不言而喻，不啰嗦了。（下期待续）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原副总编辑、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姜兴华 实习学员：张 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