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当下有的媒体或多或少存在“去杂文化”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同志对杂文的认知出现问题。只有从深层认知杂文的本质、特性、功能，才能使杂文成为思想文化百花园中的绚丽花朵，为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杂文；主旋律；深层认知

杂文也是主旋律，批评也是正能量，这是十多年前笔者在接受《杂文选刊》采访时提出来的观点。其实这是一个常识，并无新鲜之处，可社会纷呈复杂，即便是常识，有时也不得不大声疾呼出来，非如此不能让常识成为常理、常事、常态。

一

对杂文的认知，原本并没有问题。杂文是一种反映社会事变、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文艺性评论。与其他文体不同的是，它在语言表述上具有短小精悍、锋利隽永、曲折冷峭、托物言志、幽默诙谐、嬉笑怒骂等特点。杂文因其拥有独特的思想性、艺术性、知识性而为人们喜爱。鲁迅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不仅仅因为有《阿Q正传》《故乡》等小说散文，更重要的还是杂文，是其杂文的思想深刻性、艺术多样性、知识丰富性而为人们所欣赏、尊崇。

20世纪以来，人们高度认同和推崇杂文。鲁迅执着而专注于杂文，成为现代杂文的开山鼻祖。毛泽东喜爱杂文，也擅长杂文，他曾说，假如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想做个杂文家。他在少年时代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和革命战争年代写的《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评战犯求和》《别了，司徒雷登》等，可谓是一篇篇成色十足的杂文。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元培、胡适、梁启超、章太炎、叶圣陶、郑振铎等，也都是杂文的推崇者和写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改革开放初期，杂文随着思想大解放而得以解放，人们的思想解放也无不受益于杂文的解放和助力，杂文进入又一个繁荣期、高峰期，并成就了一大批诸如严秀、邵燕祥、何满子、牧惠、刘征等杂文大家。杂文以其“匕首”“投枪”的性格针砭时弊、激浊扬清、革新鼎故而被人们誉为时代的声音和社会的良心。

但时下杂文的处境日益式微，不仅杂文的锐利在钝化、锋芒在削弱，杂文作为一种文体在一些人眼中也成了“骂文”“诽文”“牢骚文”而不受待见，甚者干脆将杂文从报刊上“驱逐”出去，个别的报刊甚至把“去杂文化”作为办报办刊的“经验之谈”。有的杂文报刊、栏目（专版）没有了，有的杂文见报的频率减少，有的杂文品种虽然尚在，但内容只剩下家长里短、陈年旧事、风花雪月、山高水长。杂文步入这个境地，很显然，是一些人对杂文的认知出现了问题，这就是杂文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问题尖锐、犀利、不留情面的批评容易刺痛某些人敏感的神经，认为它会让人们觉得社会阴暗面太多，不光彩的事太多，甚至有扰乱视听、诱发不稳定因素之嫌。因此，与其让其找麻烦，不若将其“驱逐”之、淡化之。

二

一篇文章、一次演讲、一篇小说、一部电影，是不是主旋律、正能量，不是看它是批评还是颂扬。颂扬美好的、健康的，是主旋律、正能量；批评丑恶的、落后的、腐朽的同样也是主旋律、正能量。中学数学中有一个基本原理，叫“负负得正”。批评丑恶、腐朽，即否定之否定，可谓“负负得正”。如果说一切批评、批判、谴责、抨击、讽刺、质疑都成了负能量、反作用力，那么，也就意味着社会一切丑恶、腐败、不仁、不义、不公、不伦的东西都不能鞭笞、摈弃、毁掉，这岂不等同于对这类东西的放纵和怂恿？否定杂文，犹如万顷丛林灭掉了喙木鸟，医治病人没收了银针和手术刀，面对邪恶势力收起了匕首和投枪。

其实，要在社会舆论和人们观念中形成一种负能量，也未必一定是杂文，一则笑话、一首童谣、一个“顺口溜”皆有如此效应。“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这首童谣对于汉末权倾朝野的董卓来说就是负能量，最终也确实因其舆论作用而加速董卓的灭亡。这说明，为弘扬主旋律而将杂文这一文体加以否定，是很幼稚的。

当然，杂文领域也出现过杂文是“匕首、投枪”还是“银针、手术刀”等定性和功能的争论，其实，这是一目了然的事情，无论是“匕首、投枪”，还是“银针、手术刀”，都并没有改变其作为批评武器的特性和功能，只是语言的锐钝、轻重程度不同而已。“匕首、投枪”或许能置对手于死地，但这也没有什么好惊恐的，当死亡的必须死亡，当绝种的也必须绝种，比如权力腐败，就是要掷以“匕首、投枪”，将其根绝，不留一点活路。又如封建迷信，导致社会愚昧，引人误入歧途，也必须掷以“匕首、投枪”，斩草除根。再比如分裂国家和破坏民族团结的行径，不以“匕首、投枪”以击之，不足以产生警世和震慑的威力。“匕首、投枪”有时确实显得凶狠，但有时必须拥有。可见，批评、抨击、讽刺是不是正能量，并非由表达形式或文体决定，而是由它的正当性、合理性来决定。任何正当的、必要的批评、抨击和讽刺，都是主旋律、正能量。批评和赞美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三

如果将杂文的所作所为加以分类，那么也可以看出杂文到底做了些什么？笔者以为主要在以下方面：

一是颂，即颂扬。杂文的本性是抑恶扬善，激浊扬清，坚持真理标准，不戴有色眼镜。请注意，这里有“扬善”“扬清”之谓，这就是对真善美的事物给予肯定和颂扬，以达到引领人们弃恶从善、积极向上的目的。鲁迅的批判是冷酷无情的，但他也写了许多颂扬和赞美的文字，比如《沙》《这样的战士》《纪念刘和珍君》《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答托洛茨基派的信》等，字里行间都饱含着对社会新生事物、新生力量、共产党人、劳苦大众、人们的战斗意志和反抗精神的赞美。杂文从来都是当颂即颂，当抑则抑，正如鲁迅说的，“我还更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邓拓先生的《初生之犊不畏虎》，马铁丁的《火柴颂》等，都属于歌颂性杂文。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歌颂性杂文日见其多。某年冬季，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到山东、河南视察受灾情况。他走村入户，嘘寒问暖。随后，他并没有回省会住领导人常住的宾馆，而是选择当地一家酒店入住，并在此办公。宾馆除了加强一些警卫，周围并没有戒严，行人如往常一样行走。为此，笔者就写了篇题为《“行人如常”与“视己如常”》的文章，认为，领导人出巡，能做到“行人如常”，最关键的是做到不把自己当特殊人物，视己如常。杂文即“直文”，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辨清是非曲直，引导社会舆论，因此赞美同样成为杂文的使命任务。

二是笞，即鞭笞。相对于赞美而言，鞭笞世间假恶丑，揭露社会阴暗面，则是杂文更重要的使命。如果说，面对社会阴暗面、假恶丑，人们会“口诛”，那么落到纸面，就是“笔伐”。这种“笔伐”大体上可归之于杂文。杂文是给错误观念把脉，将丑恶现象剖析，推落后意识进步，为不良行为纠偏，就是从细微处察看社会问题，把细小的问题放大了让人看，让人警觉、使人明理。鲁迅在《做“杂文”也不易》一文中说：“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的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照脓汁，有时研究细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来看，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而且也不十分容易做。”鲁迅这里所讲的“秽水”“脓汁”“细菌”“苍蝇”等，就是社会的阴暗面、假恶丑。查找、解剖、阉割、清除这些东西，就是杂文的使命。对于以担负这样的使命为己任、以完成这样的使命为光荣的杂文，不容置疑地属于主旋律、正能量。如果不是，难道与“秽水”“脓汁”“细菌”“苍蝇”同流合污、沆瀣一气、通同作恶，才是好的吗？鞭笞者、批评者，或站在社会主导者一边，或站在社会主导者另一边，甚而站在对立面，其实也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是有价值的批评，提出值得警惕的问题，都应归之于好东西。正所谓“伟大的批评者往往是伟大的爱国者”（诺姆·乔姆斯基语）。柳宗元曾作《敌戒》（也是一篇犀利的杂文）说：人们不能“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訑訑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也，吾亡无日’。”可见，哪怕是站在对立面的攻击和谩骂，只要正确，同样不失为有益之言。习近平总书记曾警告领导同志“要容得下尖锐的批评”。所谓尖锐的批评，就是那种不乏抨击性、讽刺性、苛刻性等不留情面的批评。

三是疑，即怀疑、质疑。如果说科学由疑问而进步，那么道理则由疑问而明晰。疑，是杂文又一可贵品质，它不习惯于人云亦云、随声附和，也不习惯于袭人故智、拾人涕唾。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也有许多人们习以为常的做法，还有许多承袭已久的思维，杂文要做的往往就是挑明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肢解习以为常的做法，破除承袭已久的思维，这是破门推窗的思维，启人心智的思维。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中用“一不作声、二目无光、三餐不吃”等十个排比句，把人们一直以来奉为神明的偶像反讽得一无是处。他用勇敢的思考打破了人们一直以来对偶像的盲目崇拜。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对所谓的“死事小失节事大”节烈观提出一系列的疑问，认为“节烈这事，现代既然已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人，岂非白苦一番么？”如此为女性解放的呐喊是何等坚决而铿锵。鲁迅的《灯下漫笔》对数千年来的所谓“固有文明”产生诸多质疑，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对于几千年来的“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等观点提出质疑。所谓疑，就是从平常中看到不平常，从习惯中洞察出不习惯，从而引导人们对问题重新思考，改变不合时宜的做法。不疑，则无以进步。

四是忧，即忧患。世人常把“杞人忧天”中的杞人当笑话看，其实不然，在人们对大自然认知水平极其有限的情况下，天就是人们头顶上的与地一样物质构成的盖子，杞人担心天会不会在某个早晨塌下来，并非多余。人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不利的事情表示担忧，就是忧患。忧患是一种前瞻性思维，是社会生存发展十分需要且十分宝贵的意识。鲁迅杂文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忧患意识—为天下忧、为民族忧、为国民劣根性忧。杂文的忧患，就是在风平浪静时想到惊涛骇浪，在歌舞升平时想到危机四伏，在蒸蒸日上时想到心劳日拙。杂文不是喜鹊，而是叫着别样声音的乌鸦。“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毕竟世事曲折艰难多于岁月静好。社会进入再好的时代，忧患都是必不可少的。一定程度上说，越是在发展崛起过程中，隐忧越多。在今日之中国，对内，我们有全面脱贫之忧，贫富差距之忧，污染防治之忧，老年社会之忧等。对外，我们面临周边安全之忧，单边主义之忧、贸易保护主义之忧，境外投资风险之忧等。杂文之忧，是为国之忧，为民之忧，为未来之忧，也是赤子之忧。也有人把忧患称之为哀愁，道理是一样的。没有《国际歌》的哀愁，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觉醒，没有《悲怆交响曲》的哀愁，不会有俄罗斯民族对光明未来的追求和信心。哀愁是一种不甘沉沦的情结。作家迟子建说，真正的哀愁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可以让人生长智慧的、增长力量的情愫。如果没有了哀愁，人们连梦想也没有了，而缺乏梦想的夜晚是那么的混沌，缺乏了梦想的黎明是那么的苍白。杂文人所做的正是那种不想让夜晚那么混沌、黎明那么苍白的人。

五是倡，即倡导、建议。杂文也破，但很多时候是立。鲁迅杂文中就有很多建设的性的话语，1926年春，发生北洋政府枪杀请愿市民和学生事件，鲁迅在愤怒讨伐北洋政府的同时，不无悲悯地说道：“世界的进步，当然大抵是从流血得来。但这和血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世上也尽有流血很多，而民族反而渐就灭亡的先例。”他建议，作为革命青年不必作无谓的牺牲。胡适的杂文也有许多建设性内容。他在《我们能做什么》一文中，试图回答青年人在国家危亡面前的苦闷和失望，说道：“正因为我们今日的种种都是从前努力不够的结果，所以我们将来的复兴与兴盛绝没有捷径，只有努力工作一条窄路，一点一滴的努力，一寸一尺的改善。”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广为人知，更无须赘语了。对于治国理政，杂文同样不失许多建设性的文字，像聂绀弩杂文《诸夏有君论》《论中国之大患》等，一方面是对现实问题的深刻揭示，一方面又提出合理化的政治主张。杂文的建设性从来都与其破坏性紧紧相随，其破就是为了立，撕开疮疤正是为了愈合疮疤。

四

综上所述，杂文实质上就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另一个站立点上对问题进行思考，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另类思维、别置一喙。杂文虽然无法让所表现的文字都做得尽善尽美，甚至不可避免地带着刻薄、偏激、悲怆、孤傲、嘲讽等天然的性格，让一些人产生不悦，但却无法阻挡和否认它所饱含的忧国忧民、悲天悯人的情怀，以及据事而论、据理而辩的科学道理。易中天在诠释什么是“科学精神”时说，科学精神就是“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分析精神、实证精神”。而这也正是杂文精神。杂文精神既然是一种科学精神，我们就应该尊重它、爱护它、繁荣它，让它为社会文明进步发挥应有的价值和作用。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理论宣传编辑室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姜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