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广泛应用，我们正逐步进入强调信息的搜集、挖掘和分析的“大数据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传播格局的深刻变革，国家舆论安全面临许多新矛盾新挑战。必须明晰大数据的基本特征和运行规律，积极运用新技术、新平台、新业态夺取“制网络舆论权”，更好完成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使命任务。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国家舆论安全；制网络舆论权

意识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基础，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国家舆论安全是意识形态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广泛应用，人类正从重视信息传递与交流的“互联网时代”，逐步进入强调信息的搜集、挖掘和分析的“大数据时代”。当前，随着大数据逐步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尤其是舆论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和严峻挑战。明晰大数据技术的基本特征和运行规律，积极运用新技术、新平台、新业态维护国家舆论安全，是当前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传播格局的深刻变革，国家舆论安全面临许多新矛盾新挑战

大数据是借助计算机等存储设备对数据进行存储、挖掘、分析、预测的数据集合。今天，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以及数字化存储传输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在信息网络上的搜索足迹、社交往来、公共表达、消费记录等信息都被数字化记录和存储，构成多样、变动、真实的海量数据。根据国际数据中心（IDC）的监测，到2020年，全球数据总量将会增长44倍，达到35.2泽字节（ZB），人类所产生的数据量将会以大约每两年翻一番的速度保持增长。以数据为驱动力的革命正引导人类社会迈进大数据时代，并将日益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

习主席深刻指出，谁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把握了时代主动权；谁轻视互联网，谁就会被时代所抛弃。当前，在看到以大数据为代表的网络新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便利和进步的同时，也要看到互联网已成为国家安全的“最大变量”，意识形态安全尤其是舆论安全正面临着更加复杂严峻的挑战。这需要我们从战略上保持警醒，充分认识面临的安全风险。

一是发展性的安全风险。这种风险反映的是舆论能否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关乎的是社会舆论能否与政治实践保持同步，并引领民心民意。首先，应对舆情事件的时度效与时代变革需要存在差距。比如，面对重大舆情事件，有的地方和单位仍然抱着封、堵、删的思维，结果“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有的虽然发声了，但信息发布有头无尾，关键“靴子”不落地；有的信息发布或回避问题，或草下结论，或言语不当，刺激社会情绪，使问题发酵升级。出现这些情形，就容易使一般性问题演变为政治性问题、非意识形态问题演变为意识形态问题。其次，掌握受众方式与群众期待存在差距。当前，媒体格局深刻变化，舆论生态异常复杂，真实的和虚假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正确的和错误的，各种舆论相互叠加、各种情绪相互感染，新的媒体平台、传播模式挑战冲击着传统的宣传舆论管理模式，一些地方和领域存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网上与网下、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各说各话的现象。第三，舆情引导方式与信息网络时代发展存在差距。今天，微博、微信、客户端、短视频等网络媒体具有跨时空、大容量、开放性、交互性、移动化等传播特点，其传播力、影响力日益彰显，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传统媒体的信息首发功能，甚至出现“报纸跟着网站跑、网站跟着公号跑”的现象，使部分舆论工作者对舆情缺乏预判、反应迟缓、应对不力。

二是竞争性安全风险。这种风险反映的是与各种对立舆论竞争时占据主动和保持优势的状态，关乎的是能否夺取舆论斗争制高点、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一是西方错误思潮利用新媒体平台传播扩散。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总体保持向上向好态势，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时有出现。尤其是西方宪政民主、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虽然在主流媒体上受到批驳抑制，但其仍通过各种途径隐蔽传播，在不同媒体平台上伺机扩散，妄图与我争夺人心。二是敌对势力利用新技术加强渗透破坏。某些国家的敌对势力企图利用网络信息技术“扳倒中国”，实施网上“文化冷战”和“政治转基因”工程，抛出和设置敏感议题，炮制各种政治谣言，攻击我国政治体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宣扬西方价值观。

三是社交媒体成为争夺主导权的主战场。互联网的社会动员能力越来越强，成为各类风险的传导器和放大器。特别是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交流沟通的主渠道、主平台，一些敌对分子试图借助社交媒体蛊惑人心，制造事端。考察近年一些国家由变生乱、社会动荡的现实可以发现，一次社交媒体上的群情激奋，就有可能触发一场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和社会骚乱。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和政治鉴别力。

二、把握大数据影响国家舆论安全的舆情传播特征

2006年，哈佛大学教授桑斯坦在其著作《信息乌托邦》中提出“信息茧房”的概念—在信息爆炸的大数据时代，个人会根据自己的兴趣或者需要选择信息，久而久之就会失去了解不同事物的能力和接触机会，将自身桎梏于如蚕茧一般的“茧房”之中。

今天，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等在信息传播中的应用，如“今日头条”这样的内容机器分发技术更加成熟，“信息茧房”效应愈发明显，网络群体“圈子化”“阵营化”现象更加突出。这导致网络舆情酝酿周期大大缩短、热点生成发酵大大提速，“网红”“推手”频频搅动舆论场，舆情燃点低、烈度高、扩散快。对此，舆情管理者必须探索运用大数据技术管控舆情的客观规律，深刻把握大数据影响国家舆论安全的舆情传播特征。

一是舆情的“可预见”。大数据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能够在占有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对未来发展进行有效预测。大数据技术可以将人的行为和喜好通过浏览、链接和记录展现出来，人的选择和决定过程也能通过不同的浏览过程和沟通路径得以展示。比如，网络大数据记录了网民的搜索、阅读、转发、点赞、评论、分享、回复、跟帖、顶、踩、灌水、拍砖、撒花、举报等网络行为，可用于评估网络舆论的关注热点、扩散程度及态度倾向等。有学者针对一系列网络事件提出“围观改变中国”观点，就是基于网民不经意地对某一小事件“围观”“转发”，最终形成席卷网络的舆情飓风这一现象。对网民的“围观”“转发”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就能对舆论走向进行预判，从而形成应对预案和决策。

二是热点的“小放大”。在互联网数以亿计用户的交流互动中，每时每刻都会产生天文数字量级的话语文本。这些文本看似微小，却可能形成大舆情。一条寥寥数字的消息或是一张图片就可能引发一连串社会反响，产生重大舆情甚至引发突发危机事件和社会公共事件。对这些海量数据进行挖掘、研究，可以对热点舆情进行有效引导和管控。美国中央情报局首席技术官格斯·汉特曾说，在“阿拉伯之春”中，大数据分析可以了解多少人从温和立场变得更为激进，甚至通过社交媒体的只言片语“算出”哪些人可能会采取有害行动。

三是信息的“相关联”。我们每天在网络上产生上亿数据，数据之间具有相关性。舆情管理者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对海量信息进行梳理、分析与重构，搭建关联领域的数据库、舆情基础数据库等，在舆情预警、研判、应对、决策等环节，丰富和完善决策参考体系。比如江苏昆山骑车男反杀事件，引起亿万民众的热烈讨论，也引发全社会对正当防卫的思考。这就可以运用大数据技术对舆论场中的各种观点倾向进行分析，掌握民心民意动向，为相关部门进行有效引导和正确决策提供参考。

三、运用大数据等新技术夺取“制网络舆论权”，是维护国家舆论安全的关键一招

与制空权是夺取空域主导权和控制权相类似，制网络舆论权，就是在网络舆论场这个“域”之中，运用多种运营、管理和技术等手段，通过监测舆情热点、发现安全隐患、分析舆论走向、设置议程议题、压制敌对声音、引导公众态度等环节，夺取网络舆论的主导权和控制权，确立主流舆论的绝对优势。

2013年7月，习主席在视察中国科学院时曾指出，大数据是工业社会的“自由”资源，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在夺取“制网络舆论权”的斗争中，大数据等新技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是舆情热点监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社会热点易发多发频发。“风起于青萍之末。”一些舆情热点往往是从一些相互关联的细微小事开始萌发。可以通过海量信息采集、智能语义分析、自然语言处理、数据挖掘以及机器学习等技术，不间断地监控网站、论坛、博客、微博、平面媒体、微信等信息，及时、全面、准确地掌握各种信息流向和网络动态，从浩若烟海的网络大数据中发掘舆情事件苗头、归纳舆论观点倾向、掌握公众态度情绪，形成对舆情热点的全方位监测。

二是风险安全预警。有国外研究人员发现，一个地区搜索关键词中的“流感症状”等出现的高峰，要比医院急诊室里流感患者增加出现的时间早两三个星期；在经济预测方面，主要搜索网站房产相关搜索量的增减趋势比地产经济学家的预测更加准确。从大数据的可预见特性出发，在舆情热点产生后，可通过建立健全完善的网络舆情风险预警机制，根据网络民意的大数据分析，评估其风险指数，及时对有关领域和部门进行预警和提醒，防止出现重大舆情事件发生后措手不及、无法应对的现象。

三是舆情趋势分析。互联网是一个受各种意见影响的自由集市，舆情出现后，随着事态发展，后期往什么方向演变，往往需要舆情管理者拿出准确的预判。这就需要在掌握大量相关信息的基础上，运用大数据技术对各种不同可能演变方向进行研判，形成合理应对预案。对舆情热点事件，不但要通过大数据技术手段，分析事件的关注程度、传播情况、发展趋势、网民情绪变化，还要深入评估某个观点的影响程度、影响人群，从而预测舆情走向，并对趋势做出正确的判断。

四是确定目标打击。如果出现重大舆情事件，可以通过舆情大数据分析，考察传播各环节的不同节点，确定其中恶意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史国史军史、造谣生事，以及有预谋、有组织策划敌对活动，企图扰乱人心、破坏大局的目标，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信息管制和舆论管制，并通报有关职能部门进行查处。

五是公众态度引导。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网民点赞和关注排行等特点，通过公众号、微博、微信等有针对性地推送相关数据信息，培养具有影响力、号召力、公信力的网络意见领袖，加强网上正面宣传，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形成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风气，更好地利用大数据技术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理论宣传编辑室主任编辑；本文入选国防大学“大数据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学术研讨会”优秀论文，刊发时有删减）

责任编辑：姜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