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新媒体涉军敏感信息易发、多发、频发，一些敌对势力更是利用新媒体散布谣言、蛊惑人心、颠覆破坏，须做好涉军舆情应对处置，探索新媒体涉军敏感信息传播治理，把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变量”转化为“增量”。

关键词：新媒体涉军；敏感信息传播；治理对策

当前，新媒体涉军负面舆情高位运行、话题多元、热点频现、噪音杂陈，沾军就“热炒”，产生负能量。新媒体涉军敏感信息传播面临的严峻挑战，不能不让我们警醒。新时代尤须把握新媒体开放普及、连通扩散、多级传导、复合多变的特点规律，深入分析新媒体涉军敏感信息传播的深层次原因，积极应对，才能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赢得主动。

一、当前新媒体涉军信息传播存在的风险

新媒体涉军信息往往涉及军事演习、部队训练、编制体制、武器装备、政策制度等较高的敏感性内容，存在诸多风险。

（一）连通扩散的新媒体使涉军舆情快速形成。当前，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11亿，微信用户9.3亿，“60后”微信用户增多；来自移动端与PC端的流量比在某些使用领域高达9:1。在此背景下，新媒体涉军敏感舆情易发频发，“掌上”发酵成为一个尤为引人关注的新情况，在手机移动端上即可第一时间跟帖评论转发，甚至二次包装制作成为涉军舆情信息源。电影《芳华》在网上引发了对文工团、参战退役老兵的热议，以及个别官员出言不逊引发的涉军舆情，就是典型例证。

（二）多级传导的新媒体使涉军舆情影响广泛。最典型的就是形成多级传播，即信息被反复传播。多级传播使人们利用多种传播渠道，对信息进行加工再传播,一些主观的意见、态度、观点等附加在原始信息内容上,在传播者与受众以及受众之间碰撞、融合,促使舆情转化成社会舆论。某网站发文《现役军队114万,一年因腐败损失3100亿,用牲口饲料当兵粮》,报道的是某国军队,却不标明国别,导致网评中出现大量对我军的挖苦讽刺，造成恶劣影响。

（三）复合多变的新媒体使涉军舆情难以管控。新媒体的复合性使一条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往往使用了多种传播形式和传播渠道,使得信息传播效果的可预知性降低,对信息传播的把控难度增加。主要表现为一些不确定微小事件可能引发舆论,出现 “蝴蝶效应”,甚至引发一场舆论危机。如，擅自散布 “解放军改革全盘照搬美军” “军演导致航班延误”等涉军谣言，严重误导了受众。

二、新媒体涉军信息传播问题原因分析

研究表明,人在匿名虚拟环境中，容易摆脱角色束缚,表现出偏激、躁动,失去是非标准等倾向。当前，有的新媒体故意将一些虚假涉军信息放在显眼位置，并且利用网民的猎奇心理，起一些“奇闻”“惊天秘密”等虚张声势的标题，里面的内容却是断章取义、东拼西凑、罔顾事实，甚至故意挑拨离间、煽风点火，以达到诋毁中国军队形象的险恶目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责任认定难，处罚力度小。新媒体爆发式发展，爆炸式传播，每个人都是信息源、传播源，海量信息加上网络推手推波助澜，一个热点可能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就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传播的话题。如前述的“解放军改革全盘照搬美军” “军演导致航班延误”等涉军谣言，造成严重后果者往往不能得到及时快速处理。目前,我国规范网络虚拟空间的部门规章数量较多,但这些法律法规对新媒体涉军不良信息的认定标准和界定范围还不够十分明确，使得散布谣言、诋毁谩骂、网络攻击等违法行为往往得不到及时有效处理。

（二）舆情内容杂，甄别难度大。海量信息，鱼龙混杂，正面、中性、负面，甚至敌对破坏信息充斥新媒体平台，使得新媒体舆情管控更多是被动跟踪，研判筛选甄别难度大。一段时间以来，英模人物也成了别有用心之人的围攻对象，一些人打着“探究真相”的幌子，肆意歪曲党史军史，丑化抹黑刘胡兰、黄继光、邱少云、董存瑞、雷锋等革命英烈；有的散布“军方XXX领导已被抓捕”……网上大量臆造、虚假涉军信息，让大量网民难辨真假，让军队声誉受到严重损害。

（三）应对手段相对少，引导能力不够强。2017年底,一则“老虎团军人参与集体猥亵红黄蓝幼儿园儿童”的谣言迅速爆发,将与案件无关的部队官兵拖进了舆论漩涡。幸好军队媒体和相关单位及时组织了有力回击，最大限度减少了负能量。但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我们的应对手段还相对少，引导能力也不够强，无形中给新媒体涉军信息传播者以可乘之机。

三、新媒体涉军敏感信息传播监管对策

网上涉军负面信息，损害军队形象，破坏军民关系，影响部队稳定，关乎人心向背，危及执政根基。新媒体涉军信息监管要构建起灵活、高效的应对机制,提高风险应对能力。

（一）加大惩处力度，促进舆论良性发展。新媒体的开放、便捷、虚拟、匿名给监管带来很大困难，面对违法行为，发现难、捕捉难、取证难、定性更难。早在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移动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就指出：“移动互联网安全威胁和风险日渐突出，并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传导渗透。面对新形势新挑战，移动互联网发展管理工作还存在一些短板：体制机制有待完善，法治建设仍显滞后。”目前，专门针对互联网管理的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互联网保密管理规定》，颁布《网络安全法》标志着中国在打击网络犯罪方面迈入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于监管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和敏感信息，以及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意义重大。由于部分条款对违法定义相对宽泛，应尽快制定规范管控涉军舆论的法律制度,具体明确涉军新媒体舆论不良信息的认定标准与界定范围,明确治理主体及相关权利与义务,确定不良信息发布者、传播者的法律责任及规定治理不良信息的具体法律程序等，从法律源头上遏制涉军信息随意发布、负面信息随意恶炒的局面。发布者要受制裁，相关的平台也要受处理，转发的平台和个人也要负法律责任。

（二）优化处置预案，遏制负面舆情传播。要防止新媒体涉军负面信息的不断泛滥,就必须积极探索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①信息研判监测机制。实时关注各大门户网站、媒体、微信、微博、抖音等,实时掌握涉军负面信息。整合各个分散的网络涉军舆情监测系统,通过信息共享平台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预警信号。加强涉军信息的监测、分析、研判, 就舆情的风险等级、性质特点、发展走向等作出判断, 做到早发现、早引导、早处置，并向相关职能部门提出对策建议。②军地互动协作机制。维护人民军队形象和军事利益安全是军地协作的共同目标,依托国家安全情报系统、网络监管系统、社会治安治理系统,形成军地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网络链接。加强与地方公安、安全、宣传、信访、民政等部门的联系,健全完善工作例会、情况通报、线索查证、要情会商、责任追究等制度,改进协作办法,共同化解可能出现的涉军舆情危机。③危机预警处置机制。新媒体涉军舆情经过持续发酵,最终可能形成强大的网络涉军舆论漩涡,使军队各项工作陷入严重被动局面。要设立多种危机情境，制定合理规范、便于操作、易于推广的危机处置预案，定期演练和评估,及时查找漏洞,完善预案,切实提高危机处置能力。

（三）强化技术手段，提高监测管控效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新媒体时代各类信息的传播、扩散是全球同步共享,极短时间就有可能形成舆论热点和焦点,海量信息必须运用现代化的监测设备, 确定重点监测对象，建立“敏感”词库，运用科学的计算方法，对互联网进行全领域、全时段扫描,寻找舆论热点和隐患,筛选重点监测微博、微信群、网站和信息发布人。设置舆情干预触发条件,明确各舆情级别应对方案，努力做到早预测、早准备、早处置、早控制、早稳定。

（四）积极主动应对，牢牢掌控新媒体舆论。①积极正面引导，传播正能量。2018年5月14日，川航“英雄机长”“最美退役军人”刘传健凭借高超技术使飞机安全着陆，挽救了全体乘客，创造了航空史上的奇迹。同月，山东退役军人刘杨明徒手接住坠楼小孩的消息接连刷屏,主流媒体的新媒体平台对上述壮举积极引导，在社会上形成热赞退役军人的舆论导向，值得借鉴。②保持良好形象，减少负面因素。加强人员管理，树立良好形象，减少事故案件，避免军地纠纷。在与地方人员交往时注意身份言行。强化敌情意识，避免敌对势力利用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伺机炒作。③畅通信息发布渠道，培养新媒体“意见领袖”。信息流通的不对称性，使得受众很难第一时间获得全面准确的信息，信息传播往往先入为主，为避免人为炒作，应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用事实说话，及时驳斥、戳穿不实谣言，封堵负面信息，确保先声夺人，占据主动。要主动打造自己的微博、微信等发声平台，将一些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专家学者培养成新媒体“意见领袖”，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在“钻石一小时”“黄金四小时”内化解谣言、流言。建立新媒体评论员队伍，主动发声，参与评论，压缩负面舆论空间。

（作者系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政工保障室副编审）

责任编辑：姜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