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学者充分利用报刊广播，宣传抗战，报道战情，引导舆论，批评时弊，激励军民士气，批判侵略行径，彰扬爱国主义精神，被誉为抗日救国的“第二战场”。本文通过对曾昭抡等著名学者抗战言论的研究，为有效开展舆论斗争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西南联大；舆论战；抗战军事评论

抗战期间，昆明是继重庆之后大西南又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报刊和广播事业异常发展，先后出版的报刊超过230种，战时中国功率最大的广播电台—昆明广播电台1940年建成播音，用12种语言进行抗战国际宣传，对日进行广播战。在战时昆明出版的报刊中，西南联大师生创办、编辑，或撰稿的约占一半，《云南日报》《评论报》《中央日报》（昆明版）等重要报刊的言论专栏也多为西南联大学者撰写。昆明广播电台的“时事述评”“学术讲座”等重点节目，主讲者也多为西南联大的学者。其中曾昭抡、蔡维藩、王赣愚、雷海宗、伍启元、华罗庚等学者的传媒言论，被誉为抗日舆论战的精彩篇章，对研究抗战文化和现代传播史具有独特启示与学术价值。

一、把增进全民抗战决心作为目标，善于推测战局趋势，反映抗战重大事件

西南联大教授、军事化学家曾昭抡极力倡导知识分子要拿起舆论武器，开辟抗战“第二战场”—舆论战场，唤起全民抗战，传递抗战信息。1938年7月，他在《抗战中我们需要的读物》一文中说，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多大学和学术机关内迁，“因为时代的需要，许多新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的长出来。这些新的刊物，内容大多数是拿增进抗战决心做他们的主要目标，对于抗战前途，多少有点贡献。”曾昭抡说，抗战刊物要多登载有关军事时局论述，其内容要以事实为依据。空泛或抄袭式的文章，应尽量少登。他认为，抗战刊物要以增进全民抗战决心为目标，善于推测战局趋势，反映抗战重大事件。同时强调，军事评述要讲求可信度和时效性，因为对战局的推测，“过几天”是要用事实来证明的。

不仅如此，曾昭抡始终围绕既定目标聚焦用力。他对现代报刊擅长反映重大事件和适于解释分析的传播特点理解颇深，其抗战军事论述，包括时事析要、战局分析、军事工业等许多内容，发表在《民主周刊》《云南日报》等数十种报刊上，总计约200篇。其中，每周刊于《民主周刊》的就有《西线德军凶猛反攻卒被阻遏》《盟军在印缅战场的成就》《由马绍尔到菲岛战争》《从华沙到柏林》《美军登陆琉球群岛》《红旗高插柏林城》《攻日进入新阶段》等30余篇。这些时局评述纵览二战局势，分析国际关系，揭示侵略者失败命运，堪称战时舆论传播最有特色的论述之一，为增进全民抗战决心，引导民众认清抗战局势，发挥了积极作用。

曾昭抡的抗战观点和实践是西南联大学者的一个缩影。蔡维藩、王赣愚、雷海宗、伍启元、华罗庚等学者都高度重视媒体在抗战中的作用，并积极发声。

经济学家伍启元在《民主与舆论》中说，报纸要负担起时代的使命，“能够依靠‘忠实’和‘迅速’的原则，成为最理想和最有系统的报纸”，成为舆论的领导者和民主政治的推动力。政治学家王赣愚在《宣传的效用》中说：“证据乃一切知识之依据，倘不依持任何证据，而对各项问题妄下判断，就是等于一种蔑视知识，忽视理性的行为。”

西南联大学者关于抗战的观点和实践，对我们深有启示。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把舆论战上升为达成国家战略目的和打赢战争的重要手段之一。我们对此必须清醒的认识，并研究提高有效的应对策略。

二、把领导舆论作为重要职责，引导民众既着眼眼前，更放眼明天

雷海宗是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研究所毕业的哲学博士，著有《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中国通史选读》《文化形态史观》等专著，还与其他学者合编过《战国策》《今日评论》等报刊，他发表的论述世界文明进程和二战时局论文，富于文化内涵和理性思考，1942年7月，雷海宗在《战后世界与战后中国》（《当代评论》第2卷第5期）篇末提出：“我们将来要建设海军，除一般的作用外，主要的着眼处就是南洋。东北与南洋，中国必须永久把稳，方有光明的前途。”联想到现今中国海军走向深蓝，这些主张更显得可贵难得。华罗庚虽致力探索抽象的数学世界，但也是报刊舆论的积极参与者，他发表的《如何发展科学》《略论数学的教与学》《论纵深：科学建设工业建设中一个不可淡忘的原则》等篇，在“抗建‘心防’之树立”中传扬了科学思想。

蔡维藩、伍启元等学者，把领导舆论作为重要职责，引导民众既着眼眼前，更放眼明天，显示了舆论主张的现实态度和未来眼光。

西南联大教授、西洋史专家蔡维藩的《贺云南日报社九周年纪念》，则提出报纸要担负世界文化交流，预示将来之发展等重要职责。他说：“抗战以来，云南成了中国大后方抗建根据地之一。云南日报社的使命因之扩大，其责任也因之加重，他需一面介绍世界文化于云南，一面报道云南实况于世界人士。抗战给予云南的启示异常深刻，检讨出来国际演变的经过，瞻望战后世界发展的趋势，我们可以断定战后云南的地位，将较今日更为重要，而云南日报社的使命和责任、也将较今日为重大。”蔡维藩提出：“报纸不仅代表舆论，有时培养舆论，领导舆论……大而至于世界大战，小而至于本市一地的食米问题，它往往发挥其追赶时代式恰中时病的见解。”蔡维藩所说的检讨国际演变经过，瞻望战后世界发展等，具有振奋抗战精神，主导舆论的适时作用。

1938年8月，蔡维藩从南开大学来到昆明后，其时局观察、军事评论等文章，连续刊于《云南日报》《当代评论》等报刊上。1944～1945年，就有《展望世局》《盟国争取中立国》《美国远东海军实力》《世界战局与政局展望》《美英外交关系》等数十篇。1945年元旦，《中央日报》（昆明版）以整版篇幅，刊载了蔡维藩的《世界战局与政局展望》，显示他作为知识界军事评论家的地位获得社会认可。1941年5月，蔡维藩被聘为昆明广播电台特约专员，负责该台抗战国际宣传稿件的编撰签发。1946年他编著的《和平之路—昆明广播电台学术讲座文集》，阐述了自大西洋宪章到联合国成立的世界局势与国际关系。

与此相联系，经济学家伍启元说，健全的舆论是使人民治理国家的必要条件，“因此舆论在民主国家中实有双重的任务：一方面领导人民，一方面代表人民督促政府。目前中国已决定走上民主政治的路上，因此舆论所负担的责任也日益重大……如何使报纸能负担起时代的使命，实是从事新闻界和爱护新闻界的人所应特别注意的事。”希望报纸评论“能够不顾利害，依靠社会正义，是是非非，对一切作严正的针砭，或为人民的代言人，政治的推动力。”

伍启元1937年获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1939年回清华大学时即成为西南联大教授。他的专著有《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当前的物价问题》《中国工业建设之资本与人材问题》《由战时经济到平时经济》等十余部。战时大后方深受通货膨胀之灾难，他和西南联大一些教授共同发表的《我们对于当前物价问题的意见》等意见，公开批评政府，社会反响强烈。他的报刊著述有《宪政与经济》《经济建设之基本原则》《什么是中国文化底出路》《三年来的中国战时经济》《中日货币战》等多篇，均为分析战时经济与文化现状、舆论作用突出的论述。

三、充分认识媒体的特殊作用，对宣传策略与技巧有着独特的见解

在西南联大学者眼里，媒体就是特殊的武器，既能为消灭一切邪恶丑陋发挥作用，又能成为人类文明的滋培者。

西南联大教授、数学家华罗庚的《我对于报纸的看法》提出：“没有报纸的努力，人民的呼声，社会的舆论，将无从经常地集中表现。小而言之，社会情态，缺乏反映；大而言之，则民主政治，最多只能是个软体动物。”华罗庚认为：“以报纸的宣传功能言，倘无报纸之呼号领导，则吾民抗建‘心防’之树立，将为不可能之事，所以，新闻工作者的笔，较秦始皇的斧钺，实更具权威；万里长城挡不住胡马南下，而我全民之意志，则永不可撼。”他认为，报纸是“人类思想活动的承启者，人类不断在为创造一个幸福美满的世界奋斗，在此过程中，要消灭一切邪恶丑陋，要建立新文明、新秩序，吾人试展示每日报纸，正是这样一番奋斗的景象。人类的一切思想智虑，一切精力活动，报纸给我们最迅速的表达和反映，从昨日今日延续到明日，从过去现在承启到将来，有善恶的分野，因此报纸可能是人类文明的滋培者。”

正是充分认识到媒体的特殊作用，西南联大的学者对媒体的宣传策略与技巧，有着独特的见解。

1942年11月，王赣愚的《宣传的效用》一文，剖析了宣传与政治、舆论与宣传的深层次关系，及其在促进社会进步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他认为“宣传运用得当，也可以引导一国政治于正轨，在民治先进各国，朝野俱得靠笔舌做宣传，以博国人之同情。”王赣愚批判了西方资产阶级把持宣传大权，宣传反映富者的利益与成见的弊端。他说“在一般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只要设法操纵财权，就自然能够操纵宣传。……同时资产阶级，亦只有设法操纵宣传，然后才能占政治的优势……政治便不免是乖离的趋势了。”他重视舆论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正面作用，提出“大凡欲有所重于世者，总不能不有卓越智能，然专有卓越的智能，或许对社会无多大影响，必使其言行昭彰而易动人，然后才足以收揽众心。社会文明的突飞猛进，故是这些人努力宣传之所致；同时，这些人之所以能建功立业，亦何尝不赖乎宣传本身的效能。”

王赣愚对西方资产阶级的舆论宣传策略与技巧有客观深刻的了解，他说：“宣传的策略，本在夺取个人的正常心理，而代之以集团的变态心理，其过程中常有的表现是使印象完全支配人心。印象是特定事物所引发的直感，每藉宣传力量而加深增长，因为宣传不难把特定的某事某物，由各种方式表达出来，引起人们连续不断的注意。……我们处在现代的国家中，也不能顷刻脱离‘政治广告’的影响。对于政治上的各项问题，普通人本来缺乏理解能力，不免受流行见解所拘囿。‘政治广告’也有各种样式，如标语、统计、图表、广播及电影等，随时翻新花样，渐渐引人入胜。扑朔迷离的布置，精巧微妙的擘划，以及迂回曲折的表达，在使接受宣传的人，潜意识上发生预期作用。尤其对于事实的供给和叙述，最需要高度精巧的技术，或须宣扬，或须隐匿，或须言过其实，或须轻描淡写，居见支配操纵，丝毫不容随便。”这些论述，从政治学讲到舆论策略，并已深入到社会心理层次，对于战时宣传舆论富有指导作用。

与王赣愚一样，前述的曾昭抡对有效发挥舆论战影响有鲜明的观点。他说：“假设刊物内容是侧重抗战问题的话，不妨多载些关于战事情形的实地描写。像徐州撤兵的详细情形，空军东征日本的经过，是很能吸引读者的文章。”所说“徐州撤兵”“空军东征日本”，前者指台儿庄战役后中国军队主动后撤，以免被日军合围；后者指1938年5月中国空军勇士驾驶“马丁”轰炸机远征日本本土散发抗战宣传品的壮举。都是抗战中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抗战报刊及时作了报道，就能与军事时局合拍，进而有效激励国人抗战信心。“实地描写”和“详细情况”，即有关战事分析的综合性深度真实报道，只有真实的材料才最有利于自己人形成坚定的观点，并对敌人产生动摇士气的心理影响，从而有效发挥舆论战影响。

四、结语

1937年7月，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有关抗战舆论战的指导方针。

西南联大学者有关战时传媒的主张及其丰富的实践活动，可看作是“第二战场”舆论战的组成部分。其一，舆论需要借助新闻手段向社会广泛传播，才能发挥自己的力量；而新闻在传播新闻事实时也必然带有某种倾向性，成为某种舆论的事实根据，本身就是强有力的舆论力量。它担负着削弱敌人，增强自身的双重目的，而更主要的则是后者，它通过对反法西斯战局进展和中国社会现实作有说服力的分析阐述来影响舆论，达到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抗战信心和军民战斗力的目的。这就是曾昭抡“拿增进抗战决心做他们的主要目标”等论述的实质含义；其二，西南联大学者深知现代传媒舆论在抗战中的重大作用，他们多有长期的报刊从业经历，其抗战言论分析全面、探讨深入，新闻性、逻辑性与可读性兼顾，适合广泛传播，体现出爱国知识界高层学术抗战的专业特色与科学精神；其三，西南联大学者的舆论战言论，显示了观察世局的全面眼光和求实精神，起到了开阔军民眼界，激励抗战斗志和促进民众素质提高的积极作用。如1943年1～2月，曾昭抡、蔡维藩、燕树棠等教授赴大理为军委会驻滇干训团大理分团讲学，就是参加远征军准备反攻的抗战军事行动；其四，西南联大学者的抗战言论不少是抗日民主运动演讲的现时记录，还重视在重要纪念日发表，显出舆论传播的社会时效和思想引导的针对性。如1945年7月7日，曾昭抡就发表了《旧金山会议闭幕》《八年来的世界民主浪潮》《现阶段的远东战局》等三篇国际述评。 1945年1月，他发表的军事评论就有《一年来世界战局之演进》等12篇。

【注释】

[1]曾昭抡：抗战中我们所需要的读物，新动向，1938（1:2）

[2] 温全权、杜如波、周敏：心理战概论，解放军出版社，1990.11

[3] 王赣愚：宣传的效用，生活导报（周年纪念文集），1942.11

[4] 本文所引蔡维藩、雷海宗、伍启元、华罗庚的有关文章，均出自《云南日报》1944年5月4日，该报创刊九周年特邀为之撰稿的西南联大学者座谈。

（作者系云南西南联大研究会副会长、云南广播电视台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姜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