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讲故事是舆论传播的通行方法，也是社会沟通的有效办法。故事是“世界语”，过去的历史引起今天的共鸣，一个好故事胜过千言万语。讲故事是好办法，故事中有哲理、有文化、有味道，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今天，中国越来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需要了解中国；中国需要世界理解，需要我们共同讲好中国故事；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需要我们努力讲好新时代强军故事。讲好新时代强军故事，这是军事新闻传播的本职工作，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要责任。

为进一步提高讲好新时代强军故事的能力，本期我们组织专家学者和媒体工作者，围绕“讲好新时代强军故事”，从追求典型宣传最大传播效果、强化视觉传播和军事科技新闻的人文表达、发挥网络媒体和军兵种媒体优势特色、用好用活军地结合部新闻资源等方面，从不同角度对讲好新时代强军故事进行探讨，旨在放眼全媒体时代下的传播大格局，为军事媒体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提供借鉴。

“真实还原”：追求典型宣传最大传播效果

——回眸采写“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兼谈讲好新时代强军故事

■ 邵　薇

摘　要：《解放军报》对“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系列报道，通过求真、求证、求朴的“真实还原”，追求典型宣传的最大传播效果。本文结合回眸采写该典型的实践，兼谈讲好新时代强军故事。

关键词：张富清；真实性；典型报道；强军故事

“真实之中有伟大，伟大之中有真实。”法国作家雨果的这句话，用来概括参与《解放军报》（以下简称“军报”）张富清典型报道的历程与感受，很恰切。

2019年5月，在解放军报社（以下简称“报社”）副总编辑杜献洲的带领下，我和同事安普忠、王通化、柴华共同完成了张富清系列通讯《英雄底色》《公仆情怀》《永恒初心》的采写任务。这组通讯受到许多读者的认可，也引起人民出版社的关注，与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其他报道张富清的作品一起，集结出版了《坚守初心好榜样：张富清》一书。

采访开始前，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们的脑海：如何打通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老英雄与今天的读者之间的距离？随着采写的深入，一座桥梁浮出水面—真实还原。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句话，可以从理论和现实的多重维度进行解读和诠释。然而，结合张富清的典型报道实践我们发现，真实，不仅是新闻的生命，也成就新闻的生命力。它既是新闻报道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一个很高标准；既是一种专业要求，也是一种美学特征；既是一种业务追求，也是一种职业态度。

采写张富清事迹的过程，是一个走近伟大、抵近真实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探寻讲好新时代强军故事的过程。

一、求真，让故事的每一个细节经得起推敲

“采访鲐背之年的老英雄，如同面对一部浩瀚的大书，满心敬惜，却不知从哪一页读起。当你慢慢读过去，能看到千军万马、波澜壮阔，能体悟为什么‘共和国是红色的’。”

这是写在张富清系列通讯之一《英雄底色》开头部分的一段话。能够“慢慢读过去”，是此次采访关键的收获。

接到报道任务时，报社领导指示报道组成员，利用“五一”小长假尽快赴湖北省来凤县采访，并明晰了深入挖掘展示张富清军旅生涯、战斗经历，深入探寻张富清精神世界、初心源头，还原和塑造张富清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革命军人形象的报道要求。

兵贵神速。事实证明，这一决定为独家采访赢得了相对充裕的时间、空间和深入挖掘的可能。

自5月3日到5日，连续3天，我们得以与老英雄张富清和他的妻儿面对面，共同从久远的时光中打捞记忆的线索、片段与点滴。这3天无疑是宝贵的。对于人物采访而言，采访对象朴实无华的亲口讲述，胜过任何精彩绝伦的转述。这不仅是新闻真实性的直接要求，也是近距离感知采访对象的最佳途径。

人物采访，是记者提问、观察、互动和思考的同步实践，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问环节。提问的过程，就是构建人物形象的过程。纵观报道组的整体提问设计，紧紧围绕张富清人生的线、点、面展开。

线，即人生线索，包括重要人生阶段的节点、过程，以及时间、地点、单位和人物要素等等。这是立起人物形象的骨骼，重要的是精准。

面，即人生的重要横断面，包括经历的重大事件、重要转折等。如张富清的战斗历程、转业经过、驻村岁月、因病截肢等。这是可以撑起人物的血肉，重要的是全面。

点，即典型的细节，在“横断面”上寻找和发现动人的“光点”，然后深入挖掘，通过采访进行还原。这是可以“拎起”人物的灵魂，重要的是具体。

对人物报道而言，“线”和“面”是人物的基本线和基本面，也是记者需了然、稿件需呈现的基本内容，然而，却不是一篇稿件区别于另一篇稿件的特质所在。就像“魔鬼藏在细节里”一样，一篇稿件的灵魂也往往藏在细节里。

没有捕捉到丰富细节的采访，谈不上成功。相对充裕的时间，加上老英雄张富清对“部队来人”发自内心的亲切，3天的采访一直很顺利。虽然因为老人听力不好，每一句提问都要经过妻子在耳边复述；虽然年代久远，许多事老人已记忆不清，但交流的氛围始终热烈真诚，充满军人间的息息相通。一问一答的讲述中，我们收获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炸碉堡时，震掉几颗大牙却后知后觉；战场上饿了找到什么吃什么，不管上面有没有血；行军至新疆哈密后，才不再打光脚板；驻村时，睡在社员家的地上，撒六六六粉驱虫；饿极了却不能说，只能去水井旁舀水喝；为了给他买一条新裤子，儿女搬石头、晒辣椒换钱……这些细节，无不闪耀着动人的光芒。

对采访时的一个细节印象极深。当老人谈到永丰战役连队战友幸存者很少，为此彻夜流泪难眠时，杜献洲副总编追问一句：您当时是失声痛哭还是默默流泪？老人回答，起初是忍不住放声大哭的。采访结束后交流时，杜献洲副总编辑说，其实这个细节我们可以根据常理推测或者想象一笔带过，但还是需要核实一下。不仅如此，文中几乎所有细节都历经核实，包括衣着、颜色、气味等等，都力求能通过还原实现场景再现，都不曾“合理想象”。

范敬宜在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期间曾写道：“他们（老百姓）最反感的是假、大、空，尤其是那种花里胡哨的描写，大而无当的语言。我们过去在认识上有个误区，即认为非这样出不来‘高度’，于是挖空心思去人为地‘拔高’‘挖深’。事实不够就虚构，语言不够就添加，甚至移花接木，以假乱真，把一个好好的典型写垮了。”

面对这样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老英雄，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把他的故事写“假”了。为了“真实还原”，让每一个故事的细节经得起推敲，我们前前后后积累的采访录音笔记达4万余字。而对于事实的认真、对于细节的较真，既是老一辈军事新闻工作者向我们传导的一种专业、敬业的态度，也是对采访对象和受众应有的敬畏与尊重。

二、求证，确保笔下的故事不跑偏不含混

新闻是历史的底稿。新闻是否易碎，取决于记者是否以“记录历史”的敬畏去书写。

张富清作为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重大典型，在众多媒体的报道中，军报记者的稿件能不能经得起历史的筛选和检验？我们必须为之努力。或者至少，将一个真实清晰的老兵形象载入军报历史，我们责无旁贷。

追求真实清晰，理所当然，又并非易事。战斗经历是张富清人生的高光时刻，也是我们的挖掘重点。然而，战斗经历都是70年前的往事，老人有印象深刻的场景，也有记忆模糊的部分。作为一名战士，他所能讲述的，只是战斗的局部。再加上，部队多次改编转隶，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初期，记录不完善、档案不准确的问题也比较突出等等。因此，为了还原一个真实清晰的形象，在深入采访基础上，我们大量采集、小心求证，下了很多“诗外的功夫”。

我们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彭德怀传》等多本相关军史卷册，认真研读梳理，将张富清当时所在部队—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359旅718团（1949年2月整编为第一野战军第2军第5师第14团）的战斗历程梳理出来，与张富清的讲述结合比对。

那些天，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一边看军史一边看地图，在地图上跟随当年西北野战军将士的战斗足迹，从陕西到甘肃，从甘肃进新疆，在笔记本上，一个地点一个地点记录，一个时间一个时间注明。若干页记下来，脑海里形成了张富清跟随部队的行军路线，也仿佛听到了冲锋的呐喊，看见了流血牺牲，更重要的是，构建起了西北野战军为建立新中国浴血奋战的历史景深。在这个景深中，再度凝视张富清的战斗经历，有了更宏阔的观照和更深入的把握。因此，我们在记叙张富清的战斗经历时，始终放在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中去呈现，加入如永丰战役彭德怀亲临一线、“一野”发出“敌人逃到哪里必须追到哪里，不给片刻喘息机会”动员令、党中央作出“第一野战军必须在1949年冬结束西北解放战争”决定等史料，在以此形成个人与历史、局部与全局之间叙事张力的同时，凸显张富清战功的含金量，印证他深藏功名的难能可贵。

没有完整的了解，便没有清晰的展现。了解一位鲐背老人的大半生，3天的时间当然非常有限。为了厘清张富清的经历链条，我们借助恩施军地调阅他个人档案的机会，通过比对本人口述、采访老部队和知情人士等，既反复核准每一个任职节点，又延伸了解第2军教导团入新疆、大草湖垦荒、边防营组建、文化速成学校兴办等相关情况，梳理出张富清相对完整清晰的经历。

尽管在紧张的稿件撰写过程中，“诗外的功夫”占用了比较长的时间，但有时“笨拙”是一条必经之路。这些“笨功夫”，帮助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老英雄的人生脉络，尽管许多东西不能也不会写进稿件里，但都构成对他的理解与敬意，都成为抵近他的路径，让我们有了“心中有数”的底气，确保笔下的故事不跑偏也不含混。

三、求朴，呈现给受众一个个值得回味的故事

哲学家说，“任何东西都敌不过真实。”然而，真实并不完全等于真实感。从采访到写作，是一个从真实到真实感的过程，也是一个从“走近伟大”到“抵近真实”的过程。如何在文本呈现上做到“真实之中有伟大，伟大之中有真实”，不是靠“妙笔生花”，而是“用事实说话”。

陈望道先生把天下文章分为两大类：消极修辞与积极修辞。消极修辞以客观表达为主；积极修辞以主观表达为主。新闻文本无疑属于消极修辞，但消极不是内容表达的消极，而是语言风格的低度，是为内容的积极让位，尽量把形式对内容的干扰降低到最小。

法国作家罗兰·巴特曾提出的“零度写作”，也有异曲同工之意，即消除写作中的干预性，从而扩大写作本身的种种可能性。“这是一种毫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一种纯洁的写作。”

当然，毫不动心，恰恰是因为深深动心；作者看似“缺席”，恰恰是为了“在场”。

事实上，我们采访的过程，常常被泪水浸湿。聊到动情处，张富清一边流泪一边讲，我们一边流泪一边记，纸巾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那些战友情谊、艰难岁月、人生磨难，无论老人今天谈起来是泪眼婆娑，还是云淡风轻，于我们而言，都是心灵的震撼与深探。然而，越是饱含深情，越是下笔克制。我们在叙事时，尽量以客观白描为主，以大观照与小细节交织铺陈，用笔节制，避免“那种花里胡哨的描写，大而无当的语言”，避免因用力过猛引起受众的阅读反感，试图追求钱穆先生所论的“不觉有情而情自在”，呈现给受众一个个值得回味的故事。

应该说，采写张富清事迹的过程，在立意谋篇、深度挖掘等方面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然而，之所以本文用相当篇幅讲述“真实”这个常识性的话题，源于对一句话的深深认同：“中国传媒现在相当大的问题是要恢复业务传统、恢复专业主义，否则党交给你的任务、人民交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不好。”我们理解，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是我们必须强化的能力，而“四力”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定力，也是新闻工作者的初心。在新媒体时代，作为纸质媒体，我们应该坚守什么、依凭什么？我们相信，虽然文字已经不是惟一的传播载体，但文字是有灵魂有重量的；新闻易碎，但写进历史的新闻不朽。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国内新闻编辑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姜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