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军人靠实力赢得尊重
访美期间，我发现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美国军人对中国军人十分尊重。这种尊重不仅仅出于礼貌或者客套，而且的确出自他们的内心。美国人自视甚高，能放在眼里的人不多，为什么对中国军人情有独钟？
后来，我发现他们一个特点：尊重与他们交过手的对手，尤其是那些让他们吃了亏的对手。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外用兵次数超过240次。其中规模最大的有3次：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1961年至1975年的越南战争；1991年的海湾战争。
三场战争，前两场都与遏制中国有关。三场战争中：
——朝鲜战争持续3年，用兵44万，美国官方统计死亡、失踪54246人；
——越南战争持续14年，用兵55万，死亡失踪58209人；
——海湾战争用兵44万，43天解决战斗，阵亡146人。
对这三场战争，美国军人自有比较。在为什么失败与为什么取胜这些问题上，他们甚至比现在我们一些人分析得还要客观。一句话：从美国军人的每一分尊重中，我们都能感觉到那些长眠于战场的先烈为今日中国军人地位的奠基。
今天，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当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的了。他们或许能记住一两篇描写志愿军的文学作品，对以下这些比任何文学描写都更加震人心魄的数字却不知情：
——朝鲜战场上美军一个军拥有坦克430辆；我最初入朝的6个军，一辆坦克也没有。
——美军一个陆军师的师属炮兵有432门榴弹炮和加农炮，还可以得到非师属炮兵同类口径和更大口径火炮的支援；我志愿军一个师的师属炮兵仅有一个山炮营，12门山炮。
——美军一个步兵师拥有电台1600部，无线电通信可以一直到达排和班；我军入朝时从各部队多方抽调器材，才使每个军的电台达到数十部，勉强装备到营，营以下通信联络仍然主要靠徒步通信、军号、哨子及少量的信号弹等。
——美军运输全部机械化，一个军拥有汽车约7000辆；我志愿军入朝之初，主力三十八军只有汽车100辆，二十七军则只有45辆。
——更难以置信的是，当时我三十八军90％的战斗兵仍在用日军1905年设计的三八式步枪。
——空中力量的悬殊更大。志愿军当时不但没有飞机，连防空武器也极端缺乏。面对美军1100架作战飞机，志愿军当时只有一个高炮团，36门75毫米高炮，还要留12门在鸭绿江边保卫渡口。最初带入朝鲜的，竟然只有这种旧式的日制高炮24门。至于雷达则一部也没有，搜索空中目标全凭耳听和目视。
侵朝美军总司令李奇微后来回忆道：“我们在北朝鲜战场上空几乎未遭抵抗。除地面火力外，我们可以不受阻碍地攻击敌补给线。在头一年，对方甚至连防空火力还击也没有。”
当时美国飞机从朝鲜东海岸炸到两海岸，从鸭绿江炸到汉江，连后方大榆洞我志愿军司令部都遭到狂轰滥炸，司令员彭德怀几乎遇难。在志愿军总部工作的毛泽东长子毛岸英，刚刚出国一个多月，即牺牲于美国空军凝固汽油弹的熊熊烈焰之中。
中国人民志愿军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艰苦奋战，迫使不可一世的远东美军总司令、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丢官去职，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翻车丧命，硬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的。
当时志愿军作战艰难困苦的情况，很多美国人直到现在也并不完全清楚。
他们对曾与之对阵的中国军人怀有一种颇富神秘感的尊重。这种尊重是对实力的尊重。从他们的角度看，中国军队的实力更多地表现在排山倒海、坚韧顽强、奋勇冲杀和不惧牺牲的精神，他们称之为“谜一样的东方精神”。当年到过朝鲜的美国军官，在回忆录里皆印象深刻地描述志愿军发起冲锋时“撕心裂肺的军号声”和“尖利刺耳的哨子声”。这些声音一直伴随他们走到军事生涯的终点，甚至生命的终点。
这就是两军的相识。那些在冰天雪地的朝鲜战场连一把炒面一把雪都吃不上依然冲锋不止的战士，那些在零下40℃严寒中单衣单裤作战冻死在长津湖畔的英雄，以他们惊人的牺牲为我们这些后来者赢得了今日地位。我们应该骄傲。我们也应该惭愧。我们千万不能吃尽这一老本。我们也应该为明天的中国军人留下点什么。
毋庸讳言，我们面临挑战。当今世界军事新发展给中国军人带来的挑战，其严峻程度与深刻程度，丝毫不亚于我们的前辈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所面对的局面。毛泽东说，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迫切于高科技知识积累，迫切于复杂技术装备掌握，更迫切于当年战场对手也不得不衷心叹服的精神底蕴。那种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的精神风貌，是新中国军人展示在世界而前光耀千秋的无价之宝。我们以这样的精神风貌迎接挑战，便是为明日中国军人地位最好的奠基！
4、不同军队的巨大差别
自古以来，军队就是打仗的，杀戮的，征服的。也就是说，军队是用于进行战争的。
古罗马著名军事统帅恺撒留下名言：我来了，我看见，我征服。
另一位著名军事统帅拿破仑也留下话语：我看见法国国王的王冠掉在地上，我用刺刀把它拾起来。
他们的语言里，充满了对指挥军队进行战争和征服所获得的自尊和自信。
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在《世界政治》中这样描述西方对世界的理解：“历史上，大多数国家是在战争中形成的”，“国家制造战争，而战争制造国家”，“征服与继续征服是大国存在的状态”，“防止被征服则是小国存在的状态”。
这些理论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军队、武力、掠夺、征服，是西方政治中最鲜明的标识和最有力的工具。德国元帅沙克斯在18世纪就此概括了一句：所有的科学都有原理，唯独战争没有。
所以印度著名作家泰戈尔说：冲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
连美国西点军校的座右铭——“荣誉，责任，国家”，也无不包含着征服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和西班牙人，实现美国版图极度扩张之后产生的尊荣与自信。
那时候没有人谈论“非战争军事行动”。凡是军事行动，几乎都包含战争。
今天的世界大不一样了。不仅是冷战时期相互毁灭手段的出现，也包括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全球性军事对手消失，作为武装力量在新条件下运用的新形式，“非战争军事行动”理论由此而生。
2001年，美军《联合作战纲要》具体列出包括反恐、禁毒、人道主义援助、撤侨等在内的18种非战争军事行动样式，其核心是通过非战争军事行动，达成不须战争行动就可达成或战争行动不能达成的特定效果，实现某些连战争行为都难以实现的控制，为新的美国全球战略服务。
1999年科索沃战争之后，“人道主义援助”成为美军非战争行动的重要方面，以保证美军通过“非战争军事行动”达成预定目标，也成为美军通过各类演习控制其他国家的最好借口。
一位日本记者评论道：“对美国来说，进行多国训练不仅可节约美军经费，而且还可掌握参加国的领导权，可谓一箭双雕”；一旦出现冲突，可立即把参加过演习的各国军队纠集起来，进行“人道主义救助”行动。尤其是当美国宣布在全球各地都有所谓的“人道主义利益”后，“非战争军事行动”开始成为美国干涉全球事务的一种新方式和新工具。
这就是美军“非战争军事行动”与我们的重大差别，这就是为什么拥有1500余架运输机、一个航次可空运5.6万士兵和7600吨物资到世界各地的美军空军，全世界基地遍布、到处充当世界警察、打完喀布尔打巴格达的美国陆军，以11支航母编队游弋世界、要控制世界上16条海上战略通道的美军海军，当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发生后，面对国内的灾难救援，竟然是那样的迟缓和乏力的原因。这不但饱受国内舆论批评，连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表示，他同全世界一样，对美国南部“卡特里娜”飓风灾民的困境和灾区秩序的混乱程度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
这支首创“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的军队竟然没有及时投入国内灾难救援，这真是一个颇为尴尬的问题。
但美军并不觉得尴尬。陆军发言人说：救灾应由州国民警卫队完成，不是陆军的任务。国民警卫队发言人反驳说：陆军在伊拉克作战兵力不够，原本能够用于救灾的国民警卫队大量抽调到伊拉克战场，造成国内力量空虚不是国民警卫队的责任。最后由美军南方总部司令出面，回答新闻媒体对军队救援不力的指责。这位四星上将更加振振有词：军队的所有装备和训练都是用于进行战争的，不是用于救灾的！
一句话令美国媒体集体语塞。毕竟其军队“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首要之义，也是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
这就是在同一个概念“非战争军事行动”之下，不同军队之间巨大的差别。
我们从来没有把对自己民众的关心、帮助和对他们的灾难救援看作是军队的负担或分外之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建军之初起，就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传统。
毛泽东说：“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
这支军队从建军之日起，就与人民群众形成了天然的、血脉相通的、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这一点，是其他许多职业化的、雇佣制的军队所永远无法明白、无法理解的。
毛泽东还说：“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而我军在和平年代里也承担了自身肩负的使命，其“一跃而起”的能量很好地诠释了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内涵。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我军表现出很快的反应速度：
地震发生13分钟，军队应急机制启动。
地震发生2小时零7分钟，成都军区的两架直升机冒雨起飞，察看灾情。
地震发生5小时30分钟，以某集团军工兵团为主组成的中国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共227人乘专机赶赴灾区。
地震发生不到10个小时，1.2万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进入灾区展开救援。
......
战争中“兵贵神速”是用兵和制胜之道，非战争军事行动中反应速度的意义更不同寻常。
人人皆知快速反应的珍贵，但实际做到十分不易。一是灾难救助中面对众多意外情况，要实现救援人员及时到达、救援设备准确到位、救援行动有效展开，不知要跨越多少艰难。二是灾难往往发生突然，部队接到命令就要立即行动，几乎无时间筹划和准备，只能边行动边了解情况、边行动边制订计划。不能适应危机状态下的行动方式，就会损失时间，造成被动。三是灾难救援任务多样、转换频繁，往往刚进入一个领域，刚了解一点情况，刚熟悉一些过程，又要转入另一个领域完成突击。不能适应短时间内多任务衔接交叉的局面，同样要丢失时间，损失速度。
所以“一跃而起”谈谈容易，真正做到又是何等的困难。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救灾行动之所以得到国内外一致好评，核心就是一个“快”字。
我军快速反应的能力首先得益于指挥调度能力。
灾区救援与战场作战虽然大不相同，但指挥调度却异曲同工。
1998年的抗洪抢险斗争，是抗美援朝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也是渡江战役以后长江流域最大规模的兵力集结。当时长江、嫩江、松花江共投入兵力36万人，其中解放军31万人，武警官兵5万人，动用车辆23.68万台次、舟艇3.57万艘次、出动各型飞机（含直升机）1289架次。广州、南京、济南、成都、沈阳、北京等六大军区和海军、空军、第二炮兵都直接参与了抗洪抢险。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救援，则是建国以来部队集结最迅速、兵力使用最密集的一次。在很短时间之内，在远逊于长江、嫩江、松花江广大流域面积的川西北狭长山地，全军和武警部队共投入兵力13.4万余人，民兵预备役人员7.5万人，动用车辆32.6万台次，出动各型飞机（含直升机）4549架次空运，空投物资6731吨。成都、济南、兰州等军区的部队和海军、空军、第二炮兵参加了救灾。
实现这样远距离大规模的力量调动和集结，除了指挥调度能力外，国家和军队的机动输送能力不可或缺：一是军队的陆上摩托化机动能力，二是军队的空中投送能力，三是国家的铁路输送能力，四是国家的战略空运能力。仅5月13日一天，23架军用运输机和12架民用客机就不间断飞行了78架次，将1万余名解放军官兵及救灾装备从多个集结地运抵成都地区的4个机场。没有这样的能力，短时间内数万甚至是十万大军云集灾区是不可能达成的。
快速反应的最终标杆是及时到达灾区第一线。当山体滑坡阻断摩托化行军的时候，当烟雨迷蒙影响直升机飞行的时候，解放军进入灾区的步伐没有中断。让我们记住这些在大难面前表现出大勇、最先进入受灾核心区域的军人：
2008年5月13日13时35分，成都军区高炮团副参谋长杨卫东率20人进入映秀镇；
2008年5月13日23时15分，武警师参谋长王毅率200人进入汶川县城；
2008年5月14日凌晨，四川省军区副司令员李亚洲率300人到达汶川县城；
2008年5月14日11时47分，空降兵15名伞兵从4999米高度跳伞空降茂县；
2008年5月16日，胡锦涛同志在北川中学救援现场对救灾官兵说：“在这场特大地震灾害面前，你们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牢记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迅速赶赴灾区一线，奋不顾身地投入抗震救灾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你们以实际行动使灾区群众增强了信心，感受到希望，增添了力量。你们不愧为人民子弟兵，党和政府感谢你们，全国人民一定会铭记你们的功绩！”
这是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我军获得的光辉与荣耀。
5、和平年代无英雄？
战争与军队是千古话题，胜利与失败是千古话题，成王败寇则是这些话题的基本结论，英雄狗熊也就此分野。
可以说那是战争年代。战争从来都是用血与火，对一支军队进而对一个国家做出严格检验。那么和平年代呢？和平年代还有没有这样的检验？如若没有，为什么？如若有，是什么？
黑格尔说过，和平是一个民族的腐蚀剂。其结论颇有过分之处，其中有些微合理的部分：战争时期寒光闪闪的刀剑，和平时期可以变得锈迹斑斑。多少支战争年代身手矫健的军队，在和平年代变得步履蹒跚。
于是和平年代的军队，往往被认为是缺乏甚至是没有英雄的军队；和平年代的军人，往往被认为是缺乏甚至是没有英雄精神的军人。和平年代似乎也就成为没有英雄，也不需要英雄的年代。
这些结论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失效。人们看到：
当大兴安岭的森林之火在疯狂地吞噬一切的时候，解放军官兵成建制地冲向熊熊烈焰，奋勇扑救，缚住了肆虐的火龙；
当桀骜不驯的长江洪峰撕裂拦洪大堤、九江城池危在旦夕的时候，解放军官兵千里驰援，在湍急的决口中用钢木土石组合坝封堵溃堤，成为捍卫人民生命财产的中流砥柱；
当非典病毒肆虐中国、国际舆论谈非典色变的时候，1200名军队和武警医务人员从全国各地会聚北京小汤山，像勇士集团冲锋那样，与非典展开决战；
当空前严重的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解放军官兵排除万难，从空中、地面、水面全力向灾区开进，民众看见翻山越岭强行军赶来救援的解放军官兵，第一句话就是：“大军来了，我们有救了！”
他们难道不是和平年代共和国的英雄？
1998年，在九江抗洪前线，一个叫嵇琪的勇士在九江大堤上10次晕倒，每次从昏迷中醒来后，又扛起沙包投入抢险战斗，当时大家还以为他是疲劳中暑，实际上他已是脑瘤晚期。这位被命名为“新时期硬骨头战士”的勇士后来返回部队与战友共度八一节，当他坐在轮椅上被鲜花簇拥着出现在礼堂的时候，2000多名官兵全体起立，长时间报以潮水般的热烈掌声，欢迎勇士凯旋。
2008年初的冰雪灾害，各地车站大量旅客滞留。《广州日报》于2月14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大幅照片，4名在广州火车站维持秩序的年轻战士身穿雨衣，斜倚在车站广场的护栏上，静静地睡着了。当时广州最低气温只有4℃，只有极度的疲惫，才能在这样的温度中以站立的姿势睡着。摄影记者拍下这感人的瞬间，新闻报道配以感人的话语：“战士睡着了，千千万万的广州市民落泪了。”
2008年“5·12”大地震，震中汶川情况不明，胡锦涛同志和温家宝同志焦急地等待消息，中央军委向部队下达“不惜一切代价进入汶川”的命令，成都军区领导也发出“谁先到就给谁立功”的号召。但空中路线被复杂气象阻断，陆航团直升机多次试降无法成功；地面道路被山体滑坡阻断，多支部队的摩托化开进被堵塞。值此关键时刻，武警部队师参谋长王毅率领200名官兵徒步强行军90多公里，最先突进汶川，向上级准确报告了震中的消息。这支英雄队伍中还有10名女性，年龄最小的18岁。
我们这个年代，难道不仍然是英雄辈出的年代？
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和平建设、和平发展时期，仍然需要那种视民众安危为自身安危、视民众苦难为自身苦难、视民众幸福为自身幸福的军人，仍然需要那种在沧海横流之时敢于挺身而出、横刀立马的好汉。
中国军人是具有英雄气质的军人。这种英雄气质，与人民群众的安危紧密相联。在这样的队伍面前，我们才可以说：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6、八一军徽的光芒
与一支军队跋涉的万水千山相比，人的生命何其短暂。
八一南昌起义的组织者，至今已无一幸存。半个世纪前在朝鲜战场上打出国威军威的猛将们，也不剩几人。八一军徽在不息的军号和嘹亮的军歌中，默默完成着生命的接力与更替。像一株参天巨树，叶片年年脱落，新芽岁岁破枝，增长着一圈又一圈坚实的年轮。
在军徽面前，每一代军人都是过客。正因来去匆匆，有些人便只求功名利禄，声色犬马。一个中国军人，如果脑中思虑的只是一己荣辱而不是祖国安宁，心中充满的只是个人欲望而不是军人的责任，他就玷污了军徽的荣誉。即使他在财富与安逸中享乐一生，也是八一军徽的不肖子孙。
我们这支军队在战火硝烟中曾经英雄辈出，战将林立。和平时期是否还能继往开来，无往不胜？回答这个疑问需要的不是理论，而是实践。半个世纪的和平，人民解放军以两个感人至深的形象，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应。当群众有难、急需帮助的时候，人们首先会想起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的雷锋；当国家有难、强敌虎视的时候，人们首先会想起泡方便面就咸菜钻研军事学术、点半截蜡烛研究高技术战争的苏宁。
雷锋和苏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代表，八一军徽在他们头上闪出了夺目的光辉。他们是和平时期的军人，欢乐里人们看不见他们的身影，危难中人们却离不开他们的精神。人民解放军的血脉，通过这样优秀的军人在不息地流传。他们与八一南昌起义的英雄和朝鲜战场上的勇士一样，永远与军队同在，与军徽同在。他们的生命已经超越了时空，嵌入了军徽的辉煌之中。我军的职能，正是通过这些生动感人的形象，深深铭刻在祖国和人民的心里。
世界上任何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都离不开军人的献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未来，在于千千万万个雷锋和千千万万个苏宁。那些在茫茫瀚海中驻扎南沙高脚屋的海军陆战队员，在滚滚洪水前死守荆江大堤的空降兵官兵，那些长年累月巡逻于边疆大漠的边陲卫士，日日夜夜攻关于试验室、为我军新型装备呕心沥血的专家教授，虽然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姓名，但他们却是八一军徽不竭的力量源泉。如同一支歌中唱的那样：“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军人的英勇献身，才构筑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钢铁长城。
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守四方。21世纪已经到来，我们看到了超级霸权如何凭借武力，在世界上肆意横行的先例，也看到了一支军队失去军威，一个国家便失去国威的教训。世界风云变幻，周边风云变幻，形势在提醒我们：要保卫祖国安全，捍卫民族尊严，必须以我们的奋斗，使中国人民解放军跻身于世界强师劲旅行列。我们这一代军人享受着前辈威名的庇荫，让下一代军人也踏上我们的肩膀，该是我们的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