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支落后队伍改造成一支先进军队，在中国没有成功的先例。近代以来认识到旧军事体制必须变革、着力创建新军的不乏其人，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都做过这样的尝试。但与旧体制千丝万缕的联系，使他们无法避免重蹈覆辙。
近代中国第一支新型军队是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的“新建陆军”——后人称为“小站新军”。“小站新军”在军事变革方面展现了旧中国前所未有的力度，不但训练、教育、战术、操法等方面有全新改变，还开创性地用民本思想文化影响官兵心理素质和观念情操，在笼络人心、凝聚士气方面开中国军队建设先河。但这支军队最终未能成为“新军”，仍然回到旧军队巢穴，根本原因是袁世凯通过个人独断、拉帮结派、选人用人大搞“公权私恩”，大力培植人身依附关系，为出卖人格良心、千方百计削尖脑袋挤进权势圈子的利益之徒大开方便之门，最终以北洋军阀集团的标签，留下祸国殃民的千古骂名。
袁世凯集团之后的蒋介石集团同样如此。黄埔党军的建立，本是中国军队建设史上划时代事件。清末民初以来，军队沦为私人争权夺利、割土争雄的工具，形成军阀混战、相互割据的局面。黄埔党军不仅意味着以党建军、以党控军，将党组织细胞渗透到军队的组织系统中，更以党员为士兵表率，对破除旧军队私有化弊端、改造旧军队有重大作用。但这些东西最终沦为一纸空文。把党指挥枪变为蒋指挥枪，蒋介石通过“四·一二”政变一夜之间就做到了。然后是枪指挥党，国民党的政治趋向、势力划分、派系倾轧，都由枪杆子最终决定。旧的军阀衰亡了，新军阀产生了。国民党最终仍然落到党权屈于军权，军权屈于蒋（介石）权状态。“党国”变成“蒋国”，“党军”沦为“蒋军”，最终未能脱离新老军阀的历史覆辙。
真正完成对一支队伍脱胎换骨改造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扑面而来的农民意识，对红军内部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流寇主义、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残余，毛泽东毫不妥协，坚决斗争，其间多次出现“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境况。这是一场少数先进分子对多数人的改造。没有钢铁一般的意志，没有义无反顾的决心，没有百折不挠的韧性，没有极富历史自觉的领袖集团，这支队伍不可能从1927年9月三湾改编走到1929年12月古田会议。习主席说：“古田会议使我们这支军队实现了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其中的关键与核心，是通过古田会议确立“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这一根本原则，确立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实现少数先进觉悟者对大多数人的改造，最终使这支成长于传统环境的农民队伍，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完成向先进革命军队转型的艰难痛苦的蜕变。
与军队建设创新几乎同步的，是这支队伍的战法创新。中国革命的最大特点就是武装斗争。朱毛红军以空前的变革精神，创造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诀和“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整套战略战术。这是对旧军事传统最大范围、最深程度上的扬弃。它成为这支新型军队在战法上与其他所有军队的重大区别，使中国革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失败向胜利，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生命力。美国人罗斯·特里尔在其著作《毛泽东传》中说，毛泽东的真正创造性在于他把三样东西结合在一起：枪、农民武装和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巨大创新，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军事的重大贡献。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一说起以信息化为主导的军事革命，美国人总不忘提醒说：还有另一场军事革命——“毛泽东、格瓦拉的军事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