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日本人能放下文化包袱，接受现实，向强者学习。
日本人回顾历史时，也曾颇为自负，最令人惊愕的就是曾宣称大和民族具有神性，是天昭大神的子孙。然而一旦遭遇挫折，又能迅速认账服输，基本上不带心理包袱地向强者输诚和学习，并且是老老实实地俯首、毫不敷衍地学习。在其百年史上，最为突出的就是应对挟炮舰而来叩关的“佩里事件”，及二战后的“拥抱战败”。其间不是没有过关涉民族自尊的心理冲突，但其思想转弯子之迅速、之彻底、之普遍，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
这也许应了中国人所说的“船小好调头”。中国虽是大船，文化传统中也有“识时务者为俊杰”、卧薪尝胆、忍辱负重之类的教义，但真正遇到需要如此做的时候，却往往纠结到要命的地步，胡服骑射、蓄发和剪辫子都能引发灾难性的结果，更何况庙堂之上的“体用之争”这样的高端话题！
低头服软难到死，不撞南墙不回头，铁皮核桃砸着吃，稍有好转即反弹……在这种心态下，要踏实接受落后的现实，诚恳地学习强者，简直是比登天还难的事。即便被迫学习，刚刚学个半吊子就浅尝辄止，胡乱发挥，最终不伦不类。
比如令我们谈虎色变的“全盘西化”这个词，日本基本上没有心理障碍，甚至更进一步衍生出“脱亚入欧”、“改良种族”之类的极端说法。许是在心理上经过充分脱敏，在实践层面反倒能贯彻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需要改革的都改了，应该保留的一样也没丟。而我们虽然口口声声坚持“特色”，却在不知不觉间就把优秀传统丢个精光，在潜变中成了腐朽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洋垃圾”的收集站。
其三，日本人集体意识强，尊重秩序，隐忍共存，努力奋发。
柏杨先生曾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一个日本人是条虫，三个日本人是条龙”，极言在国家、民族竞争中，民众离心离德或同心同德带来的迥异结果。在日本的百年史上，同心同德并非一定都是好事，比如当军国主义控制日本时的“举国一致”，及战败前扬言“一亿玉碎”破罐破摔。
但是，当它找到正确方向以后，这种仿佛植根于“国民性”的归宿感、责任感，能让每一个个体最大程度地抑制人的自私欲望，以强大的凝聚力结成命运共同体，向着宏大目标迈进，其效能简直可以用物理学上的共振原理来解释。也许因为日本地震、海啸之类的天灾极多极重，在千百年来的频繁应激磨砺之下，培养了其民众抱团取暖、互助克难的集团意识。所以当1945年遭遇有史以来首次战败的空前“人祸”中，也能以此精神应对，而不至于人心崩溃。这种意识贯彻于日常生活，就是尊重秩序，在秩序的链条上或负责或服从；“克己复礼”，在面对生存竞争时尽量以隐忍谋求共存；敢于担当，在公共事务中如蚁族般不惜力气，奋发努力。
反观中国，这样的景象仿佛也曾有过，如今却已恍若隔世。来时过于狂热，主要基于政治号召；退去则过于冷淡，甚至出现了“逆反式”的反动。如果我们认真观察会不难发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这类精神因素，在今天标榜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日本，从来就不曾缺席过，只是变得更为内敛和深刻。这些“软实力”，对于实现国家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当然同样不可或缺。那么，如何让它走出倏忽凉热、“始乱终弃”的怪圈，沉静、深刻而长久地植根于每个个体的内心，才是最为关键的。笔者以为，这种精神可以说是“拟人化”的国家“人格”，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
